赶考-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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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干部进城后面对花花世界，开始放纵自己，滋长了蜕化变质的危险倾向。为了人民的江山永不变色，为了共产党人永葆革命青春，毛泽东和许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个人廉洁自律、艰苦奋斗，而且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大张旗鼓地掀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场以“三反”为主要内容的摧枯拉朽般的廉政风暴。
从1950年6月起，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对现有工商业进行了合理调整。同时，由于土地改革的迅速开展和城乡物资的大规模交流，农村购买力大大提高，以及国家建设的扩大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从而使城乡市场出现一片繁荣景象。不仅国营经济有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到1951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48。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也进一步暴露出来了。一些不法资本家采用各种阴险狡诈的手段，大搞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取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活动。他们搞“五毒”活动的手法是骇人听闻的：在国家机关收买“坐探”和“内奸”，收集经济情报提供给帝国主义，破坏抗美援朝战争。他们乘军需紧急之际，偷工减料，牟取暴利，有的用发霉的面粉做饼干，用带菌的旧棉花做“急救包”，用坏牛肉做罐头，用腐坏的鸡蛋做蛋粉，以高价卖给志愿军，使许多为祖国英勇杀敌的志愿军战士，遭受到不该遭受的伤害。他们不仅把握一些合法组织向国家讨价还价，还秘密结社，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国营经济进攻，进行了一系列严重违法活动。根据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九个城市的统计，在45万多资本主义工商业户中，有“五毒”行为的占76。
同时，不法资本家还以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糜烂的生活方式来腐蚀工人阶级、公方代表和国家干部，使党和国家一部分工作人员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面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党不得不发出号召，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五反”斗争。但在“五反”斗争后期对违法户的处理上，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从宽的政策，为的是“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中共中央1952年5月9日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
“三反”运动的内容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起因是为支援抗美援朝，毛泽东在1951年10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各地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说，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先后在东北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有领导的民主运动。由于在斗争中揭发、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的行为，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从而使贪污现象得到遏制，机关开支大为紧缩。报告中还提到，由于内外勾结，在财经机关和企业中，出现了不少贪污分子。沈阳揭发出的贪污分子达3629名，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局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当时1万元相当现币1元，下同）的材料不作处理。这个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北京市委上报的“关于反贪现象”的报告，所展现的一些高官们的贪污现象更令毛泽东愤怒。在贪污分子中，财经、企业部门占402名，公安部门占112名，其中老干部占79名。据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朱德报告，建国后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仅北京就有400多名党的干部堕落腐化。除此之外，各地上报的腐化现象也很严重。在江西，有一个区的区长、区委书记、派出所所长集体嫖娼。甚至有的党员干部勾结土匪残害百姓。对此，群众无比愤怒。这些现象总体上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虽然微不足道，但对于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那是无法容忍的。
面对一幅幅触目惊心的腐败图，毛泽东震怒了。为了反腐败，运动在东北已经开展了起来，这个运动要不要在全国发动呢？毛泽东陷入了深思。当时，国家百废待举，困难重重，外有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内有蒋介石集团在大陆东南沿海的一次次骚扰，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残匪尚未肃清，想不到新中国刚刚诞生，就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腐败现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几十年的浴血奋斗，建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还能允许腐败现象存在吗？难道历史上所谓的“兴亡周期率”共产党也逃脱不了吗？
关于“兴亡周期率”的内容要将历史拉回到1945年7月1日。
一架美式军用飞机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在山城上空盘旋了一周之后，向北飞去。飞机上载着黄炎培、章伯钧等6位国民党参政会成员。他们是应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和谈，赴延安参观访问的。
黄炎培是江苏川沙（今上海浦东新区）人，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毕生从事职业教育。凭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他于“西安事变”后为建立国共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奔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努力动员广大民众积极投入抗战救亡工作中，在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议员后，他积极呼吁国共合作和坚决主张抗战，反对妥协投降。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黄炎培被推选为常委会主席。此后，在国统区风起云涌的民主宪政运动中，黄炎培始终站在运动的最前列。1949年2月，黄炎培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毅然奔赴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和民主建国会负责人。
黄炎培、章伯钧等一行此次在延安参观考察了5天，看到延安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积极向上的气象颇为感慨。临离开延安前的7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百忙中邀请黄炎培到他家里做客，两位政治家整整谈了一个下午。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和黄炎培交谈，他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你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已经预感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但在他的心中还存在着一团疑惑。他毕竟熟读古今历史，有着几十年的丰富阅历，他觉得，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可怕的周期率，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支配力。
黄炎培诚恳地说：“延安充满勃勃生机，大出我的意料。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很难跳出这‘兴亡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一席耿耿直言，掷地有声。
毛泽东略做沉吟，朗然应道：“任之先生（黄炎培字任之），你放心，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史全伟著：《毛泽东与艰苦奋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1—102页。
黄炎培听罢连连点头，当即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面对黄炎培提出的担忧，毛泽东坚定地要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兴亡周期率”。在后来西柏坡召开的划时代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
建国初期在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为了彻底跳出“兴亡周期率”，毛泽东断然决定在全国开展一次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规模巨大的反腐败运动。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高岗的报告上批语：“现在已到了紧要时期了。再不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我们就会犯大的错误。这场斗争是极为必要和适时的。不三反，党要烂，国要亡，经济建设谈不上，如果再迟几年三反，将有许多地方出现政权性质的变化，其危险不堪设想。”由此，中央决定成立由薄一波任主任、彭真等为副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简称中节委），具体领导“三反”运动。自此，全国范围的“三反”斗争，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展开了。
从1951年11月到12月底，为推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毛泽东两个月总共发了百余篇书面指示。其中，12月1日，毛泽东通宵未眠，拟就了长达7000多字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严肃地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中共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12月4日，北京市委把北京的反贪污情况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愤怒之余，挥毫指示，限令全党全军，在接到他指示的三个星期内，至迟一个月内，检查所有的贪污现象，并首次使用了“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惩治贪污”这样的措辞严厉的字眼。由于毛泽东的不懈努力，反复动员，大力发动，到1951年年底，全国各行各业普遍发动了起来。
为了开展好“三反”运动，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薄一波的汇报，他殚精竭虑，作了无数口头的与书面的指示与批示。仅两个月的时间，他作的书面指示就达100余篇。毛泽东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对中节委的工作进行直接指导、督促和撑腰。
在运动中，毛泽东很注重抓典型，他认为中央财政部的“三反”经验很好，就加以推广。他于1952年1月4日向全国各级党政军机关发出长达700余字的紧急指示，指示要求“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务必发动群众，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者经理，一律撤职查办。”
1952年2月1日，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宣判，其中判处死刑的有非法所得旧币23亿元的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和贪污旧币64亿元的中央公安部行政处长宋德贵，其他的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人被免予刑事处分。大会一开，中央机关带了头，全国范围内的“三反”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了。为防止个别地方在“三反”运动中有“轻轻滑过的危险”，毛泽东还指示：“不许草率收兵，必须扩大战果。停止讲空话，必须看成绩。”为了提高人们的“三反”自觉性，他还进一步指出：“三反”不仅仅是捉“大老虎”，“三反”运动又是了解干部、教育干部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以便“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和“大胆坚决地提拔一些有德有才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党的组织建设上的一个严重任务，望各级党委加以注意”。
为了用民主的方法跳出“历史周期率，不做李自成”，毛泽东除了极善于调动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反腐败积极性外，还充分发动群众，调动亿万中国人民反腐败的积极性。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毛泽东这位在革命战争年代善于打人民战争的革命领袖，在和平年代，也掀起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败的人民战争。
这场人民战争战果辉煌，大贪污犯、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就是在这场反腐败运动中被揭发出来的。
“三反”运动这场廉政风暴不仅有力地遏制了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出现的腐败现象，惩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纯洁了执政党的队伍，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消除了影响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巨大隐患，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人民军队，尤其是各级党的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了一场生动而深刻的廉政教育，普遍经历了一次反腐败的斗争实践，端正了社会风气，端正了党风、政风，为以后几年经济建设的恢复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同时，也为今天的廉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第六节 新中国高官“落榜”第一案
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日。
古城保定——河北省当时的省会，这一天特别阴冷，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激愤严峻的气氛之中。
这一天，两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两个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性质最为严重的两个特大贪污腐化分子——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被党和人民押上了断头台。成了在“赶考”中败得最早、最惨的两个“落榜”的共产党人。
这是新生的共和国历史上，第一起高官“落榜”大案。
随着两声枪响，举世哗然。香港的一家右派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西方一家通讯社的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