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诞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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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复杂的事物必须使用综合的工具予以解释。对于长时段具体历史情境的自觉关照，也正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黑格尔所谓“让巨大的结果从微小的原因发出”，用“轶闻奇事”解释历史行为的“常见的笑话”。②　　　　
　　　　通过上述的层次梳理，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由四个要素共同作用的分析系统。下图表示了这个系统基本结构和内容：　　　　
　　　　第一，我们要把面对的研究对象和社会现象，放进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情境中去，充分考虑传统遗产和社会心态对群体之道德准则、思维方式和情感认知的型塑限定（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本质上，社会心智必然受到集体记忆和历史情境的制约，在人类政治生活中主观意志的随心所欲是不存在的。　　　　
　　　　第二，我们从图表的整体角度看，显然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把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属于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合法性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外倾型”，亦即毛泽东的思考中心明显倾向于向外开拓；而后一阶段则属于合法性动荡时期，我们称之为“内倾型”，以后毛泽东越来越把问题归结为党内冲突，并把党与社会的关系提到了中心的议程。这样，“大跃进”就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分界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与行为，“大跃进”的兴起与失败，发挥着关键环节的作用，成为毛泽东晚年转变的最重要的动因，必须进行细致的具体分析。相对而言，目前学术界特别关注的“文化大革命”，则只是这一关键转折的逻辑后果而已。　　　　
　　　　第三，从横的方向分析，我们会看到三个层面各自具有不同的主题，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要素相关。“政治事件”相对来说是表层，呈现出无序的动荡起伏形态；而这种无序运动却实际受到毛泽东政治思想结构的逻辑秩序所制约；毛泽东这种政治思想结构又是以其特殊经历和心理体验所形成的道德意识为基础。在这里，三个层面之间的互动和作用，展示出毛泽东复杂多元的精神世界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状况之间的一致性。　　　　
　　　　第四，按照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也可意译为“缺失阅读法”），思想家从未涉及的“视阈”（ｈｏｒｉｚｏｎ）或论题，即被他省略而“缺失”的部分，恰恰是研究者应当深入分析的地方。在思想家观念中的“看不见”（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的地方，其实极其明确地泄露出这一思想体系的本质。①从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可以明显看到，在三个主要的层次中，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建构和重塑方面，缺乏基本的原创性动力。政治关系的调整以行政人事变动为主要手段，而宪政体制的指导和制约，原则上处于空缺状态。或许正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相信“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自我力量，以至于他本人自认为具有完美逻辑的思路，在政治实践中则产生了严重的扭曲。这样，在被毛泽东晚年所“看不见”地方，我们所“读”出的明确信息是：缺失“宪政约束”的“民主意愿”，必然开启从“群众运动”走向“运动群众”的逻辑通道；放弃制度规范的高度道德责任，不足以构成追求善之目标的终极依据；“整体平等”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内洽关系，是困扰当代中国的首要政治哲学命题。　　　　
　　　　在历史天平的一端上，是一位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得到充分实现的个人价值；在历史天平的另一端上，则是一个千年大国在政治制度建构方面的整体缺失。由这二者所形成的矛盾和紧张，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了过于凝重的社会记忆和耐人寻味的思考空间。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1节　“身份”的颠覆与重建（1）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富于创造力的和极具个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学术视野中，他也是一位需要从多重角度反复解读的重要历史人物。正如众多已有研究成果所表明的，对于政治理想的执著追求，是毛泽东政治行为的鲜明特征之一。从早年到晚年，他的这一特征一以贯之，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发生了转折。学术界一般认为不断强化“阶级斗争”的持续性是他这一转折的主要内容。但在笔者看来，在毛泽东这一突出的思想内容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基础的政治伦理体系。而这一以“身份政治”为其核心要素的政治伦理体系，实际上成为他强化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基于此种判断，本文将以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的依据、内涵、性质、机制和后果进行尝试性分析。　　　　
　　　　在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背后都存在一个旨在使分散的个体凝聚成统一整体的社会身份系统。这一系统的基本功能是“分类”（ｃａｔｅｇｏｒｙ，在哲学术语中被译为“范畴”），即根据一定的标准以划分出不同的社会角色，通过赋予不同角色以不同的“权利—义务”资源，从而在等级差属的网络中形成“支配—服从”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身份系统实际上就是在众多不同的社会角色中，实施政治权利之权威性分配的机制。“身份”既是一种社会产物，也是一种社会过程。身份建构存在着多种矛盾，这些矛盾不是消极的，它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身份建构中有矛盾，身份才不至于完全受外在力量或因素的制约，个体才有部分选择身份的机会。正如都普利斯（Ｐ．　ｄｕ　Ｐｒｅｅｚ）在《身份的政治》一书中指出的：政治确立和维护某种身份系统，是为了使社会的某一部分比其余的部分能获得较优越的地位。一方面，政治力量（民族的、国家的、党派的等等）要为它的主要或全部成员争取比其他群体更优越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同一政治群体中，某些身份又比其他身份更优越。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身份”的确就是“政治”。　　　　
　　　　例如，在古希腊城邦政治中，所谓“公民”（Ｐｏｌｉｔｅｓ，该词由城邦Ｐｏｌｉｓ一词衍生而来）就是一种“身份”，其原意就是“属于城邦的人”。这种“公民身份”意味着某种只是少数人的一种特权，在与其他无公民权居民的对照中，公民的身份和地位才鲜明地凸现出来。与邦内其他居民相比，他们觉得自己属于城邦。与外邦公民相比，也只有这个城邦属于他们。这种“身份”归属感十分真实。他们个人的安危荣辱，首先取决于城邦的命运。当城邦灭亡时，首要的受害者是他们，奴隶依然做奴隶，外邦人依然是外邦人，他们却失去了公民特权。②传统中国更是一种以“正名”为基础的等级差属社会，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政治”秩序不可逾越，由此形成了人之“身份”的上下、贵贱、尊卑。学者认为，由于身份是以人伦血统、宗法等级、占有分配以及道德义务的差分来确定的，所以身份的标识能够维系家庭、社会、国家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并因此形成它的恒久性的影响力和涵盖面。儒家将人性、人伦、人道的相互涵容作为身份的自我界定以及社会评价的标准，具有鲜明的人文化、宗法化的特征。而儒家伦理体系的这种“身份伦理”（Ｓｔａｔｕｓ　ｅｔｈｉｃｓ），“根据人格血统、宗法等级以及道德义务差分而确立的身份伦理，实际是作为不同角色的自我界定和社会评价系统，涵化了三个层面的身份体认：一是自我身份意识，即对不同人格标准和道德典范的体认；二是群体分殊意识，即对不同身份环境和人伦义务的体认；三是宗法纲常意识，即对各自依附的权力系统和宗法关系的体认。由于身份伦理是以社会关系的阶级差序和等级分殊为基本骨架，身份角色的区隔实际体现了强权关系下权利分配的内在本质”①。学术前辈费孝通、瞿同祖等对此社会现象的研究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②总之，在以“礼治”为基础的传统中国，“身份”就意味着“权利”。家族成员对“祖先”的一致性认同成为政治秩序之第一要务。③　　　　
　　　　众所周知，毛泽东革命的政治信仰基础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就意味着，他的政治学说将必然按照另外一套价值体系对中国传统的社会“身份”体系进行颠覆性更新。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毛泽东革命就再没有放弃陈独秀关于“伦理的觉悟是最后的觉悟”的政治精神信条，“反封建”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精神标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作为这一“人民共同体”的最高决策者的精神导师，毛泽东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伦理偏好则日见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中，以“身份政治”（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为特征的政治资源分配，是其独特政治发展观中最富特色的重要一环。徐贲教授指出，在新中国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以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阶级划分逐渐失去了它的物质基础。这样，作为政治身份等级的阶级分析性质，在中国政治中的功能也越来越清晰。因此，作为体现政治秩序的社会身份系统也逐渐出现了这样三个特征：第一，它越来越以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能力）为身份标志，官民（领导／群众）界限的加深及官僚体制和等级制度的确立造成了一个与严格的“待遇”区别相联系的复杂身份系统；第二，身份区别越来越朝意志论的方向发展，“思想”和“立场”越来越成为确定人们身份的标志；第三，在一定程度上，身份甚至变化为一种“种性等级”和“血统”特征。一个人的身份不仅影响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存处境，而且还影响到与他有关联的家人亲朋。①这里，除了第三个特征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外，前两个特征在现代中国政治均有突出表现。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毛泽东对传统的社会等级结构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一切社会等级，只是毛泽东之新式“身份”的范畴划分在原则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内涵就是对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社会身份”指标进行彻底的颠覆，代之以阶级伦理为坐标的“政治身份”的权力分配体系。具体而论，毛泽东式的“政治身份”主要在两个层次上展开：其一是在“人民”和“敌人”之间进行区分，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原则对立，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敌我矛盾”；其二是在“权威”与“群众”之间进行区分，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是一个广存争议和弹性极大的模糊空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前一种身份关系相对简单，并且直言“无产阶级专政”，实施一方对另一方的“独裁”；但真正的问题则是在后一种身份关系，而在这其中“权威”又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概念。它既指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支配能力的要素，也包括在学术、技术或知识方面占有优势的人物。如果说，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那么，它的费解之处则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例如，倘若我们仅仅简单地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列宁主义“阶级论”的忠实信奉者，那么，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领袖人物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竟可以从“人民”的范畴中被删除而划归为“你死我活”的“敌人”，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同样，如果说毛泽东的政治身份范畴仅仅是“封建主义宗法制”的翻版，那么，他一贯要求对中共高干子女，包括自己的亲属和子女，严加管束，异常警觉，甚至对其革命性持怀疑态度的事实，也就使人难以理解。所以，我不认为毛泽东关于对“政治身份”的界定仅仅“是一个官僚统治的法术问题”①，而在他的观念中这是一个关怀“社会公正”的实质问题。正如１９６１年９月，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的前一个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所说：“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赫鲁晓夫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践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而反对他的人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②　　　　
　　　　因此，对毛泽东晚年关于政治身份建构的依据、途径和政治措施做系统探讨，将是研究其晚年政治思想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毛泽东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马克思主义者，阅读他的原著，特别是他独特诙谐的即席讲演和信手拈来的卷头眉批，其思想逻辑的真实脉络就会立即凸现在读者眼前。遍查毛泽东的著作，我们感觉他并没有对“人民”和“群众”这些他最常用的政治概念做出过严格的学理性定义，但是，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这些词汇则总是能透露出一股颠覆“权威”、拯救“小人”的明显信息。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时，信笔写下了以下批语：　　　　
　　　　（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①　　　　
　　　　类似这样的思想不仅反映在他的卷头眉批中，就是在许多公开的会议上他也直言不讳。１９５８年５月８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破除迷信”问题，鼓励人们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国人，甚至也不要怕“马克思”。他兴致盎然，旁征博引，一连举出数十位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证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　　　　
　　　　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个甘罗，是甘茂的孙子，十二岁当上了正卿，还是个红领巾，他帮助宰相吕不韦出了个好主意，他当全权大使到赵国解决了个大问题。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调回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你说是不是？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刘邦的年纪比较大，项羽起兵的时候只有二十四岁。三年到咸阳，霸王别姬的时候，应当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现在舞台上唱的霸王别姬的扮相不对，应当叫他扮小生。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一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