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诞生-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Ｃｏｎｒａｄ Ｂｒａｎｄｔ）也认为，“毛主义”在革命的理念上与斯大林有着明显的差异，毛所强调的是“由农民所进行的革命”，而不仅仅是“为了农民而进行的革命”（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ｂｕｔ ｏｎ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ｍ）。前者强调农民自身就是革命的主体、性质和动力，而后者则只把农民利益当做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显然二者的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6节 “毛主义”的起源、性质与内涵（2）
我们应注意的是，史华慈在这里所说的“背离”和“异端”都没有丝毫的贬义，而只是认为，相对于把现代产业工人作为革命主体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毛泽东革命改变了行动的主体但却维持了原有的目标。所以，“异端”就意味着“独创”，“背离”则等同于“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上，史华慈明确指出，“毛主义战略实质上是把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因信仰马列主义某些基本原理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由完全农民所组成的群众基础之上。”“毛主义”语义学的核心是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是建立在农民支持的基础之上，因而就其政治战略而言，它成为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传统的“独创性异端”。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一书中史华慈自问自答式地阐述了他关于“毛主义”性质的基本观点：“以某种信仰为基础的历史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偏离其最初的基本前提而仍可保持它的特性呢？这当然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分化，形成各种不同的形式，“由此，我们主张在党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毛主义在行动上的异端意味着这个分化过程中的另一个重大举措……但是我们依然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他核心原理仍然是中国共产主义之完整而生动的理据”。
无论史华慈把“毛主义”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独创性异端”的概括日后引起了多大的争论，但都应当承认，这种概括和判断奠定了后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起点，甚至可以说，它至今仍然是西方这一研究领域内占主流地位的“传统”。在“史华慈模式”的影响下，这种“毛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异端”的说法，在西方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同和不断发展。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Ｄａｖｉｄ Ｍｃｌｅｅｌｌａｎ）影响很大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就把“史华慈模式”作为分析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框架。麦克莱伦说：“毛主义是列宁主义与经济落后的中国以及某种传统中国思想的综合物”，并从五个方面对这个定义做了详细概括和扩展：一、中国以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因而农民不是发展政策的牺牲品，而能够被动员起来促进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模式，因为农民构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中国共产党毋庸争辩地是一个农民党；二、毛主义强调意识的重要性。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因此把一种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意识逐渐灌输给农民是必要的，使资本主义阶段——无论在实际发展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缩短而入社会主义阶段，就已经意味着这种灌输需要增强，因此就有了“文化革命”；三、毛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形成的游击战争的理论是以农民的积极合作为基础，已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广泛的影响；四、中国已经进行过多种形式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意义已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阐明，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毕竟总在党的控制下——付诸实践；五、毛主义含有一种道德的、清教徒式的调子，即强调罗素向往的那种节俭和对于普遍的善的献身精神。显然，在这样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处处感觉到“史华慈模式”的影子，可见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流学派的影响。
一本半个世纪以前写给外国人看的书，对于身处２１世纪的中国人有何意义呢？换言之，《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的现代价值究竟何在？依笔者之见，该书至少在三个方面对今天的“我们”，具有启迪意义。
其一，作为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是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之学术史和思想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必经桥梁。如果用目前流行的制度学派的术语表达，那么，我们可以说，“史华慈模式”就是那产生“路径依赖”效能的端口。正是它奠基、影响、引导、甚至规定了后来西方丰富多彩的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格局。站在五十年后的角度上看，虽然在史料价值方面，史华慈教授的引证几近常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就他的基本结论而言，至今仍足以使后来的学人难脱其臼。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史华慈模式”对现代西方“中国问题研究”的渗透已经到了如此深入的程度，以至于在西方学术圈内再专门提起它就几乎变成了缺乏常识的代名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已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某种带有象征意义的“研究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部著作也就名副其实地成为了解和理解西方“中国问题研究”的必读入门书了。
其二，史华慈书中关于中国与苏联两种不同性质之共产主义政治社会模式的论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后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所证实，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发生的中苏论战，直到９０年代苏联的最终解体和中国的持续运转。历史学者当然不是算命先生，但真正的“比较历史研究”则会以自己的方式对社会结构的重建产生影响。“史华慈模式”的真正方法论意义在于，他说明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理论体系，在对具有特殊性的对象发生影响时，必定会产生多样化、甚至是无法预料的后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原本的理论结构和推导逻辑在实践中的“异端化”、“偏差性”以及“扭曲”和“修正”，与其说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不如说是情理之中的必然结果。人们之所以会对这些后果感到困惑，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把握住自身历史的独特脉络。因而“地方性知识”是比较历史学和比较思想史研究不可忽略的绝对基础。我们在史华慈教授的著作中，压根就没有发现横遭后现代主义质疑的“本质论”和“整体论”之“宏大叙述”的丝毫意识。这不仅说明了一位优秀历史学家的先见之明，而且更显示出教导历史学家之历史主体自身的严肃与神圣。
其三，为了进一步理解“史华慈模式”历史分析的精髓，书后附录了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著名学者林毓生教授精选推荐的三篇史华慈的重要论文。其中两篇题为《道德王国：“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史的宏观透视》和《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摘自史华慈１９９６年亲自选编的最后文集《中国与其他事务》；另一篇摘自由麦克法夸尔主编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前两篇论文中史华慈在政治哲学的深度上，试图把现代社会的道德缺失与价值迷茫与毛泽东政治象征及其他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深层意图联系起来，认为考虑到传统价值观念在人们心目中的衰落，“民族领袖”（ｅｔｈｉｃａｌ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通过政治法令创造出新的社会道德、新的公意，政治上的这些作为也不能仅仅视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工具，它们有着十分紧迫的现实需要”。史华慈还认为“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特征之间是声气相通的”，而卢梭关于道德与政治形式之间关系的论述与中国传统道德—政治思想某些侧面之间的共鸣，或许比其他社会的传统道德更大。这种宽广、独特的比较视阈是值得中国学者再三深思的。而后一篇论文则首先对史料的背景、真伪和价值进行了细致的勘定，然后再从文献的脉络中梳理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救赎”（Ｔｏｔａｌ 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与“全面挫折”（Ｕｔｔｅｒ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使我们看到，处于现代中国内外关系背景之中的毛泽东，其思想是一种紧张、困惑、冒险、民族自立、和大众主义等诸多要素所组成的混合物。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运用费正清学派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经典之作。
相对于人类的即时行动，历史的书写永远是滞后的，但正是在这滞后所产生的距离感中却隐含着冷静、智慧和公正。如此而言，一部五十年前由思想名家所“做”之历史名著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品味再三吗？！
（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7节 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意义（1）
在旷世伟人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为了表达对他的纪念，进一步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拓展，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持，在众多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以下简称《译丛》），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译丛》主编之一，这里仅就编研工作中若干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一些解释性说明，以此就教于学术专家和广大读者。
毛泽东是２０世纪举世公认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天才诗人和复杂历史人物。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也由于他对建构２０世纪国际政治格局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因此，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持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据统计，目前已在数十个国家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机构近百家，研究学者达数千名之多，尤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在机构、人员、资料以及出版物的数量方面领先。六十多年来，共发表论著一千六百多部、论文逾万篇。①可以说，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也是属于世界的。在全球化的宏观视角上，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成果，应当被看做整体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内毛泽东研究一起，对这一学术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域和理解，我们选编翻译的基本原则是，站在２１世纪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上，严格遵循学术理路和研究逻辑，精选经过历史时间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性影响、持论较为公允客观、论说严谨缜密的名著。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推理论证的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观念冲突，也在我们的选择范围之例。
显然，在如此众多的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著作中进行限制性选择并非易事。在这些著述中，有的虽已出版半个世纪，但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具有奠基性的开创意义，是该学术研究领域的标志性起点；有的虽属一家之言，但其论说体系则具有自洽的完美推理和论证逻辑；有的在“问题意识”的角度上与中国学术系统不尽相同，却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异乡信息；有是则从不同学科的知识脉络中发掘出了人们鲜为关注的独特视角；有的侧重于史实与文献的考证和梳理，有些则把诠释和分析当做自己的研究重心。总之，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整体格局本来就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在若干观点上还产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论。这种情况，一方面为我们的选编工作创造了优厚的先决条件，同时也给我们的选编工作留下了过于广泛的空间，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希望真正把这一睿智古训转变为学术行动。我们期望此次编译工作不是探索历程的结束，而是一项系统研究工程的开始。如果条件允许，我们愿意把这项工作持续下去。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一般读者的指教和批评，以便使我们在业务水平上得到提高，同时获得对现有误差进行更正和改进的机会。
这次首选的十部著作是：１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２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３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４白鲁恂：《作为领袖的毛泽东》；５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６索罗门：《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７斯塔尔：《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８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１９１７—１９３５》；９特里尔：《毛泽东传（新版）》；１０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我国毛泽东研究的著名专家龚育之、金冲及、石仲泉、李君如和李忠杰教授，不仅慨然允诺担任本套《译丛》的学术顾问，而且还多次对我们的翻译工作给予指教，这对我们的工作是极大的鼓舞。李君如教授还就统一国外著者的译名问题做了专门指导，使我们避免了不少差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专家们，在学术方向上的直接指导以及在史料的校译、勘误方面所提供的大量关键性意见，使《译丛》的质量得以保障。来自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著名高校的编委们，从不同学科的多元视角，为选编工作提供了宝贵智慧和专业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国外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工作人员前此的开拓性研究和贡献，不仅给予我们以诸多的经验和启发，而且也直接为具体的译介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便利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本《译丛》翻译出版的学者和单位一并表示衷心谢意。
毛泽东研究是国外中国问题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直到目前，毛泽东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对象，并成为“中国研究”（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领域中的显学。这类研究著述基于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的不同，原则上可划分为四大类型。
１．历史判断型：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发表，在国际舆论界形成了“毛泽东旋风”，而哈佛大学费正清（Ｊｏｈｎ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美国与中国》４０年代后期出版之后，毛泽东研究才真正进入了规范化的学术殿堂。１９５２年，费正清之高足史华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中提出了“毛主义”（Ｍａｏｉｓｍ）的概念，这不仅使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独创性”凸现出来，而且成为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产生了极大影响。７０—８０年代，施拉姆（Ｓｔｕａｒｔ Ｒ． Ｓｃｈｒａｍ）的《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思想》、陈志让（Ｊｅｒｏｍｅ Ｃｈｅｎ）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特里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