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诞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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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由于列宁对俄国民粹派思想的批评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学术界耳熟能详的教导，所以“民粹主义”也就自然成为贬义词汇。我们之所以说在贬义上使用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具有片面性、最重要的理由，是在政治学理论的角度上，这种“眼睛向下”的思维方式和政治倾向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经典问题。不能一见“民粹主义”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与贬义相联系，应当把它看成一个规范的政治思想史难题和重要的思想流派而加以审慎深入的研究。至于学者们对Ｐｏｐｕｌｉｓｍ所指涉的具体内容及其对它的相应评价，则已超出了翻译的范围，那将属于读者之“再解释”的自由领域。
为避免在毛泽东研究中使用“民粹主义”概念所造成的歧义，在我们的译文中均把Ｐｏｐｕｌｉｓｍ译为中性词“平民主义”。
４．精神分析：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ＬＹＳＩＳ
由弗洛伊德（Ｓｉｇｍｕｎｄ Ｆｒｅｕｄ）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其核心是关于“无意识”的理论。他发现，在人类意识的表层之下，存在着一个更为本质的“无意识”结构，这个被人们所忽略、遗忘和压抑的沉默结构，恰恰是人类行为的动力源泉。由于这种沉默的潜在特性，使“无意识”成为一种不易觉察的支配力量。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的来源主要是先天的本能冲动。人在二至五岁的幼儿期间都会将父母异性的一方作为性爱对象，而视同性的一方为情敌，对其怀有又恨又爱并混有敬畏的情感。幼儿并不知道思想与行为之间存在界线，而往往错将思想当成行为，因此从这一情结中产生了罪恶感，并初次体验了爱与恨等复杂的情感。这就是“恋母情结”或“恋父情结”。由于弗洛伊德论述的主要对象是男性，所以，他用希腊神话中的悲剧性人物“俄狄浦斯”（Ｏｅｄｉｐｕｓ），来表征这种极其矛盾的感情和非常复杂的心理，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另外，生活经历中曾使人感到羞耻和痛苦的刺激以及后天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行为规范的熏陶，也会被压抑到无意识层次。弗洛伊德极为重视俄狄浦斯情结，认为它对于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甚至给人的一生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在弗洛伊德的理解中，“无意识”虽然被压抑，但并不意味着消失，而在暗地里指挥着人的行为。例如，一个人在幼年和少年时期，受到来自社会的不公待遇或感情伤害，他就会在今后的行为中加倍地予以补偿，于是对自己的形象极其敏感，不能忍受任何被忽视与被怠慢的感觉。用心理学专业术语表达就是“自恋”（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ｍ）和“边际性人格”（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所以，用以补偿自己心理损失的重要途径，只能是不断地挑战和创新，通过征服别人和赢得世界来证明自己的能量，从而消解自我的渺小感。事实证明，许多在各种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都具有这一类似的人格特征。即使在一般人日常生活中，这种不自觉的“自恋”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其差别只在于程度的不同而已。不用说，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概莫能外。
由于精神分析起源于神经医学，其中若干专业术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比较陌生，特别是由于中国社会习惯的作用，可能会把“性欲压抑”、“恋母情结”、“自恋人格”等心理学的科学术语视为羞辱、诬蔑之辞。这是我们这里必须予以严肃解释和郑重澄清的。
通过对国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简要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与国外的研究成果相比较，中国国内同类主题的研究，在怎样的角度和怎样的层次上以及如何展开研究，还存在着许多有待深化和开拓的可能性视角。概括而言，至少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上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一，摆脱痛苦记忆和情感评价，在比较规范的论证中展开长时段的历史分析。作为在中国社会环境下生活的学者，我们可能拥有更多的历史实感和经验资源，这无疑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加贴近文献和事件的真实，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给中国社会留下的遗产保持着最直接的体验。这是历史给我们创造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这一条件也同时意味着我们会受到更多的“社会记忆”和“情感认知”的潜在影响。这一方面表现为可能会用“旧话语”在讨论“新问题”，“解放思想”的追求可能仍不自觉地被传统的思维框架所约束；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仍把研究的视野限制在某一具体历史时段和某一具体政治事件的评价上，而没有像年鉴史学派那样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长时段发展模式中，建立对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的解释框架。２１世纪的时代潮流对这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国之特殊经验的研究取向，提出了某种程度的挑战。毛泽东研究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同时也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含义；不仅对当前的社会发展具有影响，而且也体现出中国历史和思想传承的连续性。所以，如何把握新时代毛泽东研究的“中国意识”之“本土关怀”与国际化视角及长时段历史考察的结合点，是展开新一层次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例如，如果我们把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即所谓著名的“３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在逻辑上联结起来，那么，他们关于“人”及其“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就会在一个更宽广的宏大视阈中，为今天的社会生活提供崭新的意义和深刻的洞见。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就会突破“非此即彼”，要么“激烈批评”，要么“竭力辩护”的两极对立模式，而增强学术研究的分析和论证成分，研究结论也将更加具有理性的说服力。只要超越“民族—国家”的狭小视阈，我们就将获得更加广阔的思想资源和理论空间。
第二，关注研究方法，提升分析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含金量。与其他学科相比较，目前中国国内的毛泽东研究，仍然面临着建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艰巨任务。严格说来，意识形态表达也有自己的基本规范。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大批学养厚重的优秀知识分子，都曾在学理的层次上对建构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的理论前提、基本概念和论证逻辑，虽各具特色，但都体现出明确的方法论依据。今天，我们展开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深入研究，需要像阿尔都塞（Ｌｏｕｉｓ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研究《资本论》那样的创造性学术思维和方法论层次的开拓。①只有十分重视这一必要环节的建设，才能使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含量逐渐增大，使其更融洽地汇入学术研究的主流脉络。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会获得更多学术对话的机会，就会随着中国乃至国际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水平的提升，而得到无尽的知识补充和学术滋养。我们应当正视的是，目前中国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其论证理路原则上脱离了其原有学科的规范理论脉络，以经济、伦理、外交、文艺为其研究主题的论著表现比较明显，例如，我们很少看到用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著述。即使是政治思想角度的研究探讨，也与规范政治学说史的研究框架和表达惯例相去甚远。直陈己见，我们很少有像西方政治思想史家在政治学说的框架内去分析卢梭那样的毛泽东研究作品。其原因是作为分析工具的“话语系统”不对称。如诸如“实事求是”如何可能成为一种分析性概念？怎样能被融入主流哲学和政治学的规范体系之中？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目前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已给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有益启示。同时，上述现象也潜在地表明，我们的确还有待于把毛泽东放在一个人类思想大师的高层次序列中加以慎重的研究。从我们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描述性的评价远远高于学理性的分析，原创性分析概念和范畴体系更有待于提炼，而诸如“文本阐释学”、“话语分析”、“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等等目前社会科学常用的分析工具，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领域内基本上没有得到运用。但是，历史和时代的发展，则已经给我们的毛泽东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新的要求。由于学术传统的关系，国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比较注意方法论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
当然，中国的毛泽东研究有着自己的理论目标、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不可能以西方经验作为自己政治关怀的基本模式，从西方社会结构中所衍生出来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只是可供比较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中西方学者在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等方面呈现差异，是正常现象。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西方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成果，了解相异的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吸取对自身有益的营养，对于一个期望发展的民族来说，都是紧迫和必要的。即使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直接层面上，西方学者的研究方式也足以促进我们对于社会—人文学科基础研究规范的学术自省意识，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学术事业的不断发展。
（《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30节 西方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趋向（1）
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形成了某种不同于前此各研究阶段的新趋向。本文凭据目前所知的一些资料，对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现状、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做一概览性描述。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动态，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为国内同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对于促进国内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事业，具有一定的批判和借鉴意义。
综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整体状况，其总体特征充满了“冷战思维”的色彩。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其中保留着相当严格的学术化表达形式，也可以把西方毛泽东研究专家划分为“政治派”和“学院派”，但即使是“学院派”的纯粹学术探讨，也流露出相当的意识形态争论的意味。
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在西方学术界，“毛泽东”的政治符号形象进一步弱化。虽然学术市场中习惯性“左”、“中”、“右”的态度划分仍然存在，而且还看不出有缓和的迹象，但各方的分析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则都在发生变化。
１９８９年由麦克法夸尔（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ｃ Ｆａｒｑｕｈａｒ）、奇克（Ｔｉｍｏｔｈｙ Ｃｈｅｅｋ）和吴（Ｅｕｇｅｎｅ Ｗｕ）主编，高德曼（Ｍｅｒｌｅ Ｇｏｌｄｍａｎ）和史华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等著名资深学者参加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一书，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导论”和“文献”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由麦克法夸尔、史华慈、格德曼、吴和奇克五位学者分别撰写的导读性论文组成；后一部分则由毛泽东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５８年间的十九篇讲话组成，其中“百花运动”时期的讲话十四篇，“大跃进”时期的讲话五篇。应当说，这些导读报告，显示出了历史文献分析和文本解释方法的很高境界，也反映了西方毛泽东研究主流学派的方法论风貌。其中，史华慈教授的论文最具代表性。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的资深权威，史华慈首先对史料的背景、真伪和价值进行了细致的勘定，然后再从文献的脉络中梳理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救赎”（Ｔｏｔａｌ 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与“全面挫折”（Ｕｔｔｅｒ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毛泽东晚年处于中国内部、中外关系、理想与现实、党内与党外多层交叉的复杂背景之中，其思想也包含着诸多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基本要素，因而不能用简单“二分法”的武断方式予以评说。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运用费正清学派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经典之作。①
１９９３年，为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英国《中国季刊》推出了“毛泽东百年”专栏，由西方毛泽东研究的领衔学者、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的施拉姆（Ｓｔｕａｒｔ Ｒ． Ｓｃｈｒａｍ）主持，发表了两篇综述性和两篇评论性论文。施拉姆的《毛泽东百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之长文，分别从“毛泽东及其成长”、“夺取政权和其结果”、“走向‘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从农村乌托邦思想到‘阶级斗争’地狱”、“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地位”和“结论”七部分组成。这些内容既是他个人关于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的重新表述，也代表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主流意识。在方法论角度上，仍然坚持“历史叙述＋政治评论”的传统评价模式和论说风格。①
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长期执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著名学者迈斯纳（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ｉｓｅｎｅｒ），在风云变幻的学术潮流中，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学术立场，拒绝与时髦的流行观念认同，特别是对苏联解体以后，西方思想界流行的所谓“历史终结”的宏观判断不以为然。迈斯纳把这种观点概括为：
在马克思的乌托邦阅读与经济不发达的联想之间，存在着一个历史地合乎逻辑的组合，对此存在着广泛的争议。按照这种具有影响力并被泛化了的“现代化理论”术语，马克思主义的诉求与其说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毋宁说主要是针对一个前工业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各种冲动和人们的心理现象，这种社会则仅仅开始一个现代工业主义痛苦的旅程。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回答的是，在早期工业化社会中人们根除传统经济模式和社会生活之心理上的需要，用以表达一种浪漫化了的、但却又是无可挽回之过去的乡愁以及刺激平等主义未来乌托邦的幻梦。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被知识精英所专有，并被形成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式。但是此次现代工业进化已经发展到如此充分成熟的阶段，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其历史的思想灵性（ｒａｉｓｏｎｄ＇ｅｔｒｅ）。教义变成了仪式，并最终逐渐褪色消失。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者在无产阶级的形式中生产了自己的挖墓人，因此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在为现代工业社会创造物质的基础的形式中生产出了自己的否定。几乎所有各种版本的“现代化理论”都假定，一个充分发展的经济，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是对于任何形式的乌托邦主义来说，都是无益的。①
而他自己则坚持认为，以往学术界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存在误解和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中国人求强求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