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诞生-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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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自己则坚持认为，以往学术界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存在误解和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中国人求强求富的急切心态有关。但如果冷静客观考察，那么：“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②在《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询（１９７８—１９９４）》一书中，迈斯纳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２０世纪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时候将由革命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带来的后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也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此深刻的追究。”③由此迈斯纳得出了如下结论：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所持有的这一命题根源于经济不发达的土壤中，在这里，它被转换成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并需要得到特别的关注。被马克思主义所激发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多种革命，已经被限定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之中，这毕竟是２０世纪历史的一个显著事实。而且根植于这一土壤之中的社会主义政权，在经过一个工业发展时期之后，已经或早或迟地把自己容纳进了占优势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规范之中。借用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所预期的普世性（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话语来说，就是人们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高声预言：我们正在迈向“历史的终结”，未来肯定是一个当下之逐渐延伸的平庸信念。但是，对于那些把历史视为过程而不是停滞的思想来说，“历史终结”的观念则是一种沮丧的期待。而且，这种关于历史在其现行资本主义阶段已经走到了顶点并且已经终结了的假设，使人特别地悲哀。然而，就资本主义而言，其自身巨大的生产力已经带来了不断拓展的开发、日益增长的异化、各民族间怪异的不平等以及更加致命和愈加频仍的战争，而且这些都在一个日益增加且规模极大的范围上持续地展开着。那些能创构不同且更好未来的人们，假如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他们为“乌托邦徒”（“ｕｔｏｐｉａｎｓ”），将会拒绝关于在现行美国这一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典型化身之中，历史已经走向终结的观念。①
毋庸赘言，这种与社会主流思潮明显异调的观点，恰恰反映出作者学术独立的鲜明品格，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一家之言。
相对以上各种对毛泽东的学术评价而言，１９９７年由中青年学者、美国杜克大学的德里克（Ａｒｉｆ Ｄｉｒｌｉｋ）以及哈里（Ｐａｕｌ Ｈｅａｌｙ）、奈特（Ｎｉｃｋ Ｋｎｉｇｈｔ）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批评性透视》②一书，是９０年代西方“新左派”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的标志性学术专著。该书第一部分是“导论：毛泽东思想与核心学术成就”；第二部分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部分是“全球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毛泽东思想”。从该书收入的论文内容看，涉及许多前沿性的社会政治理论问题，如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政治经济学、阿尔都塞的文化遗产、政治运动与社会变迁、斯大林主义影响、毛主义的东方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毛主义版本分析等一系列专题。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西方毛泽东研究在主题、框架和论阈的新方向，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这里，我们仅就该书中德里克关于“现代性”脉络下的“毛主义”之性质的分析，做一框架性介绍。尽管这一派别的观点并不能代表当前西方毛泽东研究界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特征的全部倾向，但却足以展示其超越意识形态而趋向学理探讨的基本特征。
德里克指出，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发现了一个巨大悖论，这就是：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走向穷途末路，不是由于它的失败，而恰恰是由于它的成功。换言之，正是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奠定了其自身灭亡的基础。然而，马克思的解决方案则是，“现代性的创伤”只能“通过更加充分、更加深刻的现代性”来治愈。这个“更加充分、更加深刻的现代性”载体，就是现代无产阶级，只有他们才能从现代性中获得更加丰富的“解放”可能性。但是，“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科学和科学思维的巨大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植根于批判理性和坚信为改善自身状况人类能够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启蒙运动的信念之中，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社会技术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隐含在这种创造力之中的毁灭性。这种创造力在其对世界的征服中摧毁着人类生存的条件，破坏了那些赋予人类生存以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社会关系；它把人性从大自然中解放出来，却又把它关进了一个由工厂、贫民窟、混凝土丛林以及理性化国家的官僚主义迷宫所构成的‘铁笼’之中”。正如德里克评论伯曼现代性理论时所说：“当伯曼把马克思请到２０世纪末叶来的时候，现代主义并不是‘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一个出路，而是一条进入这些矛盾之中去的更可靠、更深刻的途径’。”所以，克服这种巨大矛盾的冲动就必然是“使已被现代化变成历史客体的众生回归其历史主体的地位”。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31节 西方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趋向（2）
德里克指出，在这样的维度上考虑问题，毛泽东与马克思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
毛试图探索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而这一探索本身也是矛盾的：一方面，毛泽东把矛盾当做革命生命力的象征，对它做了热情的颂扬，认为矛盾之间无限制的相互作用是使革命向无尽未来前进的一个条件；另一方面，他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构造矛盾，并引导这些矛盾趋向未来，即一个根据他自己的革命理想提出来的未来。这样做的前提是，毛泽东相信他自己有能力说明什么是解决矛盾的“正确答案”。在现实实践中，矛盾之间的自由相互作用则采取了社会试验的形式，在这场试验中，毛既是解释家又是试验家。中国社会则是他试验的对象。所以，毛泽东的期望是极其现代的，而其得到的效果却又是相当破坏性的。
在尝试追求新的现代性、摆脱资本主义方面，“文化大革命”从后来看也许是人类的最后一次挣扎。最近２０年来的社会事实向全球表明，也许并不存在一条“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出路”，除非人们学会把现代性的毁灭当做生存的前提而与之共存。①
不难看出，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样的视野下，像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探讨，已经超越了痛苦记忆、情感释放和纯粹政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的经验层次；在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党内权力斗争”、“共产主义极权”甚至“中国事务”等特殊政治问题的层面，使“毛泽东”及其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研究，成为人类困境和异化悖论之普遍理论问题的一个值得深思的东方案例。
所谓“区域性政策的研究”主要是指美国而言，其意思是中国只是其国际关系战略中的一个地区性角色。他们研究中国的主要目的首先不是学术上的知识追求，而是由于必须知己知彼。既然对象是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异质文化和敌对激进意识形态的国家，特别是又面临着这样一位具有独特人格和巨大影响的“卡里斯马”（Ｃｈａｒｉｓｍａ）领袖，理解毛泽东就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的关键。所以，１９７８年以前，毛泽东研究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领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如果说学术争论往往能反映出该学科的基本性质和学术走向，那么，我们也可从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争论中得到不少启示。自１９５１年哈佛大学史华慈发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①一书以来，西方学者关于毛泽东的争论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与列宁主义及其斯大林主义的关系；其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儒、法两家）的关系；其三，毛泽东本人的人格特征和思想风格对新中国制度建构的影响。这些问题显然与中、苏共产主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判断和定位有关，与理解中国整体社会行为的政治逻辑有关，也与把握这一体制下最高政治权威的动机、心态及其规律有关。所以，这一时期的毛泽东研究，即便在学术规范上并不亚于其他学科，但在宏观旨趣上仍留下了明显的“政策服务”的印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西方毛泽东研究的转向有一个过程，其重要的表现之一，是几位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学术领袖，分别试图在自己的学说体系内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解读。换言之，他们都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有资格作为一种珍贵的“中国经验”，在学理的内在逻辑上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理论系统之中找到位置，进而隐喻地体现出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具有某种合理性和普遍性的意义。这一特征表明，在新的时代，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走向了世界，成为人类知识成长系统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法国学术界基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学生们高举“３Ｍ”（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的名字都以Ｍ为字头）画像游行造反的“历史记忆”，反思社会政治思想的演进，而把毛泽东及其思想放到了现代“解构主义”（ｄｉ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起源之一的位置上。贝乐登·菲尔兹（Ｂｅｌｄｅｎ Ｆｉｅｌｄｓ）指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激进化引人入胜的一面就是在西方出现了毛主义，一种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毛主义。”而“与美国不同的‘法国类型的毛主义’，其特征就是‘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它植根于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植根于法国的政治现象”。后来那些震耳欲聋的大理论家，如萨特（Ｓａｒｔｒｅ）、勒菲弗尔（Ｌｅｆｅｂｖｒｅ）、阿尔都塞以及福柯（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有某种关系。“这种奇特的毛主义经历也可以为６０年代及其那以后在法国涌现的一些杰出理论著作增加了一点‘生气’。”①
正如有的学者概括的那样，世界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姆森（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具有“毛泽东情结”。他认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时代，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这一极具批判精神的话语体系，在“世界反霸权主义的后殖民理论”、“社会现代性中的乌托邦焦虑”和“建构阶级斗争的新范式”三个方面，激活了现代西方的理论想像，强有力地促进了“解构主义”的发展。有的学者这样评价：“马尔库塞用结构主义的术语宣称他的基本观点”，詹姆森则“用更老练、更理论化的语言重写了毛泽东的原始抽象和描述性概念”②。换言之，当把毛泽东基于中国现实的政治实践理念置入到更加抽象的理论背景之中去的时候，某种曾经对于一个民族产生过“灾难”的思想，将可能转变为对某种普遍制度的深刻洞察。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具有对抗性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基本结束了。但毛泽东则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还会持续存在，原因是在社会结构中必然产生出“新阶级”。这种“新阶级”就是一个与工人阶级和农民相对立的新的官僚阶层，他们不仅拥有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且形成了所谓“官官相护”的集团性体制效应，而腐败只是这样一种体制的结果和表征而已。显而易见，如果把这里的“新阶级”（毛氏用语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置换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那么，“毛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就可能展示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潜在联系。这也是詹姆森解释并倡导的“阶级斗争新范式”以及他被赋予“毛泽东情结”的重要逻辑理据。
同样，以倡导“集体行动”和“大国兴衰”理论而闻名于世的“理性选择”大师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对于毛泽东关于“党内的走资派”、“炮打司令部”和“搀沙子、挖墙角”等一系列理论和政治举措也表现出极大兴趣，认为所谓“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的论断，实际上体现出使用强力打碎“制度凝固”的深刻意图，使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为日后的改革开放留下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变革空间。张宇燕记录了奥尔森对毛泽东“眼睛发亮”的具体过程：
记得有一次在奥尔森的办公室里，他和我聊起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我漫不经心地提到毛泽东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应每隔七八年搞一次”时，他全神贯注、并且一再要我找到此话的出处，其表情与口吻，至今历历在目。也恰是因为他对“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的提法显示出的浓厚兴趣，我自己亦开始对它进行严肃的再思考。什么是“党内的走资派”？为什么要“炮打司令部”？所谓“搀沙子、挖墙角”的目的究竟在哪里？“文化大革命”何以要“七八年来一次”？诸如此类，据我的初步观察，恐怕都是对业已出现、或正露端倪的某种分利联盟所采取的医治与预防措施。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众多有害于社会的后遗症。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它还同时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的中国献上了一份颇为贵重、但又常被人忽视的“礼物”：尽管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依旧很强，但原有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则或是土崩瓦解，或是受到严重损害。毋庸置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的、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是有众多根源的，而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应当就是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至于“七八年”这个时间单位，据我猜测，或许是毛泽东老人家在深悟了中国历史及现状后总结出来的分利联盟之建立通常需要的时间。话说到这里，我想读者也就不会对奥尔森刚听说此种说法时的极度兴奋感到惊讶或迷惑不解了。①
再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兴起于美国、目前已产生巨大影响的“世界体系理论”（Ｗｏｒ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也试图在其宏大的体系内给晚年毛泽东一个清晰的定位。他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１９—２０世纪世界革命后政治过程的选择之一。与前苏联的选择模式不同，毛泽东不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国家的特征，而是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