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诞生-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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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满足于经验描述，它要求问题的阐释必须依赖某种理论框架，但又首先要求对分析工具的合理性及其逻辑完整性进行验证与评估。所以，无论这些理论家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关注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即使可能在他们的视野中毛泽东只是可供研究的一个宏大案例，或者是为验证其理论框架的普遍适用程度，但无论如何，这种关注肯定是学术性质的，是在学术理路的内部讨论问题。我们在此类研究的“毛泽东形象”中，已经感觉不到“区域性政策研究”的意味了。
新时代政治格局的外部环境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内部变化都影响到西方毛泽东研究主题的转换，随之，学科内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诸研究要素也相应有所发展。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32节 西方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趋向（3）
在这一视角上，《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一书可谓在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该书不仅在研究视角和论述主题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也尝试在方法论方面有所建树。总体而言，这一取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全球化”视角。哈里和奈特在该书“导论”中指出：“在毛泽东思想之结构与发展的研究方面，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他已超出中国国界，影响到全球各地的政治运动……从巴黎的林阴大道到秘鲁的贫苦乡村，毛泽东的思想都已构成人们绘制各式激进变迁或反抗不平等战略的原则与理念的混合物。”①换言之，在一定意义上，这派学者认为只有把毛泽东思想看成２１世纪“全球化”政治运动的理论要素之一，才能正确判断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对他持久影响的性质做出解释。所以该书第三编就以“全球马克思主义中的毛泽东之思想”为主题，对南美洲、印度、越南、日本和菲律宾五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具体分析。其二是重申对毛泽东研究中“经验主义阅读方法”的批判。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初期，奈特和哈里就反复提出过毛泽东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①在该书中他们依据汤普森（Ｅ． Ｐ．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的哲学思想和柯林武德（Ｒ． Ｇ． Ｃｏ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的历史解释理论，强调应对“历史的真实”与“思想的真实”加以区分，在理论上不能把“事实”（ｆａｃｔｓ）与“证据”（ｅｖｉｄｅｎｃｅ）混为一谈。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研究中所谓的“中立”（ｎｅａｔｒａｌ ｇｉｖｅｎｓ）是不存在的。②因为“历史”是已带有或渗入了研究者认知模式的一种“结果”。所以，逐字逐句地“读过”毛泽东的文本，并不就自然意味着真正“读懂”了毛泽东。这样，反思研究者本身的认知模式、知识架构和理论假设，与其说是研究的结果，不如说是研究的前提。因而，只有在为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定立知识论（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意义之“思维游戏规则”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摆脱“就事论事”的经验描述层次。正如奈特曾指出的那样：“波普尔（Ｋａｒｌ Ｒａｉｍｕｎｄ Ｐｏｐｐｅｒ）强调，对实在的观察不可能是中立的，因为离开了理论（问题、假设、预见，甚至猜测活动）的指导作用，人类主体就不可能认识观察对象，更不要说如何概括和分析了。‘实在’和经验都不能告诉我们这些；只有理论才能如此。因此，一切观察都依附于理论，而实证主义则对知识产生过程做出了不符合逻辑的、错误的论证。”③这种“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在该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④
比较政治学家、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沃马克（Ｂｒａｎｔｌｙ Ｗｏｍａｃｋ），对毛泽东本人政治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和体悟。他坚持认为，毛泽东政治思想呈现出了一个以列宁《国家与革命》为蓝本的“阶级斗争”核心理念的完整结构，这个结构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与其说毛泽东晚年由于改变了他革命时期的思想取向而犯了错误，不如更确切地说，是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而毛泽东仍恪守自己的一贯主张。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样一个明显的矛盾：一生始终信奉“实事求是”原则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政治实践中得到前期和后期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在持续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同时，沃马克已系统地注意到了中国历史积淀及其认知模式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于１９９１年主编出版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历史透视》一书。①显然，这种由既成后果追溯历史原因的思考方式，已在方法论角度上把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研究真正地推向到了一个深入的层次。
还应当提及，虽然有些不是直接研究毛泽东本人、但许多内容涉及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著述，在新方法的运用方面显得更加突出。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７年相继在美国出版、由塞奇（Ｔｏｎｙ Ｓａｉｃｈ）、德温（Ｈａｎｓ Ｖａｎｄｅ Ｖｅｎ）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透视》和由奇克（Ｔｉｍｏｔｈｙ Ｃｈｅｅｋ）、塞奇主编的《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透视》两书，就属于这样的著作。②其中，如贝安科（Ｌｕｃｉｅｎ Ｂｉａｎｃｏ）的《农民对共产党政治动员的反映：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使用的是政治社会学的分析方法；阿普特（Ｄａｖｉｄ Ａｐｔｅｒ）的《话语权力：延安与中国革命》则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政治象征”；而塞奇的《党史中的毛主义革命之结构》又在“书写解释”的路径上展开研究。《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透视》一书共分两部分，第二部分则直接以“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为题目，内容占全书篇幅三分之一强，可见西方学者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从粗略排列的分析看，这些研究成果明显呈现出“微观化”倾向，着力探讨在社会控制和思想影响层面上，毛泽东思想如何成为“集体行为”的具体过程。大多数研究都以个案研究（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的形式出现，但基本结论则又具有宏观的综合性。这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的整体学术走向是一致的。例如，阿普特在“话语—权力”（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ｓ ｐｏｗｅｒ）的分析框架下，把“延安时期”看成一个整体的政治符号。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成功地把“困苦”装进了一个包含“道德”与“制度”双重特质的“幻象”（ｉｌｌｕｓｉｏｎ）体系之中。这一体系既建构理想、强化道德，又衍生制度、形成控制，使人们在这一话语体系中不仅享有归属感、依赖感和安全感，而且从中也获得了生命的使命意义和革命的道德价值。这样的“革命理想”话语体系，如延安时期所建构的一系列革命传统，就在“极其艰苦的现实”与“极其崇高的理念”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而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则变成了这一“沟通桥梁”在精神上的人格象征，实际上发挥着政治价值凝聚中心的功能，从而使一位极富魅力的政治领袖，通过革命的语言、徽章、标记、故事和文件等形式被具体化为某种神话——“宇宙创始代理人”（ａｓ Ｃｏｓ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ｇｅｎｔ）的角色，对追求真理的青年人产生了特殊的感召力。对于“毛泽东”被符号化的话语机制和转换逻辑，阿普特做了如下阐述：
我们之所以要如此强调象征符号的原因，是由于在“内心混乱”（ｖｉｒｔｕａｌ ｃｈａｏｓ）的环境下，象征符号对于创造一个政治共同体是不可或缺的。异常危险的环境会更经常性地摧毁对未来的信任……当面临这种异常危险时，每一个个人必须为自己采取行动以求生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动员和集中，就要求毛泽东及其同事们超越随机性而创造一种秩序的逻辑，以便于把自身的混乱状态变为过渡状态。要实现这一点，他们就要临时提供一种我称之为“解释性约束”（ｅｘｅｇｅｔｉｃａｌ ｂｏｎｄｉｎｇ），一套教诲的方法，在这其中培育出一套分享共同经验的公共解释……并使这些经过设计的解决方案转换成某种一致性的“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ｆｙ），在这种“认同”之中，人们先前所见之物全部消失了，各种失败转变成了教训，而各样胜利则转变成了不可预测的事件。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延安”表明：政治（以及在个人生活）中被共同分享的可能性幻象（ｓｈａｒｅｄ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是如何创造出了机会的现实（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①
显然，这样的阐释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施拉姆、怀利和泰韦斯等对同一主题的解说②在方法论方面已经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
最后，还有毛泽东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学派的著作在９０年代也得到了再版。索罗门（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 Ｓｏｌｏｍｏｎ）的名著《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１９７１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１９９８年该书再版。索罗门当年的博士生导师派伊（Ｌｕｃｉａｎ Ｗ． Ｐｙｅ）在为新版所写的序言中说：“索罗门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政治心理解释，其意义决不仅限于毛泽东时代。他对中国政治文化本质——怕‘乱’的发现，也是思考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有用的导引。”几千年来，“乱”作为一种“社会混沌”（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ｏｓ），始终是环绕中国政治人物心头之焦虑和恐惧的根源。在政治心理的角度上，历史与现实被连接在一起了。①时至今日，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政治思想来说，政治心理方法仍然是一种解释力很强、不可替代的分析工具。
由于毛泽东是一个兼政治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复杂历史人物，也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具有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所以，对他本人及其思想的研究将是一个持久性的学术领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怎样的角度和怎样的层次上如何展开研究，则存在着一个向广阔领域无限开放的探索空间。
通过对西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简要梳理，比较国内同类主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的研究还存在着若干有待于深化和开拓的可能性视角。作为在中国社会环境下生活的学者，我们虽然可能拥有更多的历史和经验的资源，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我们会受到更多的“社会记忆”和“情感认知”的潜在影响。２１世纪的时代潮流对这种局限于一地一国之特殊经验的研究视野，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毛泽东研究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同时也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含义。所以，如何把握新时代毛泽东研究的“中国意识”及“本土关怀”与国际化视角及长时段历史考察的结合点，是展开新一层次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如上所述，如果我们把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即所谓著名的“３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在逻辑上联结起来，那么，他们关于“人”及其“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将具有崭新和现实的意义。在这种研究理路下所生成的“问题意识”，就会减少过分政治化的短期行为的限制，从而使研究的分析和论证成分得到增强，最终突破“非此即彼”，要么“激烈批评”，要么“竭力辩护”的两极对立模式，研究结论也将更加具有理性的说服力。
目前中国国内的毛泽东研究，仍然面临着建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重要任务，需要像路易·阿尔都塞研究《资本论》那样的创造性学术思维和方法论层次的开拓。我们应当正视的是，目前中国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其论证理路原则上脱离了其原有学科的经典理论脉络，以经济、伦理、外交、文艺为其研究主题的论著表现比较明显，即使是政治思想角度的研究探讨，也与规范政治学说史的研究框架和表达惯例相去甚远。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与我们毛泽东研究队伍对研究方法论的相对淡漠有关；但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状况也潜在地表明，我们的确还有待于把毛泽东放在人类思想大师的高层次序列中加以慎重的考虑和研究。相对而言，美国哈佛大学已故史华慈教授则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直到９０年代后期，一直关注和从事于政治思想史意义的“毛泽东—卢梭”的比较研究。在他的视野中，这两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都对人类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①从我们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描述性的评价远远高于学理性的分析，原创性分析概念和范畴体系更有待于提炼，而诸如“文本阐释学”、“话语分析”、“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等等目前社会科学常用的分析工具，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没有得到运用。但是，历史和时代的发展，则已经给我们的毛泽东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新的要求。
当然，中国的毛泽东研究有着自己的理论目标、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不可能以西方经验作为自己政治关怀的基本模式，从西方社会结构中所衍生出来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只是可供比较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中、西方学者在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等方面呈现差异，是正常现象。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西方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成果，对于任何一个期望发展的民族来说，了解相异的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吸取对自身有益的营养，都是紧迫和必要的。即使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直接层面上，西方学者的研究方式也足以刺激我们对于社会—人文学科基础研究规范的学术自省意识，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事业，使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质量更高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３年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