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诞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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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谱系。其谱如下：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清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二修族谱时恐怕谱系不足，又续定了二十谱系：
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
起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
毛氏家规有十训，曰：“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里”、“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奋志芸窗”、“勤劳本业”。①
显然，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以儒教为本的普通家族。
公元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６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氏家族诞生了第二十代子孙毛泽东。由于他母亲的前两胎均夭折于襁褓之中，他是第三胎，又由于他是母亲求观音菩萨石像所得之子，因此小名“石三伢子”。毛泽东属小龙，俗称为蛇。这个伢子以后却身材魁伟，比一般人高出一头。在中国民俗文化中，这一属性往往与灵敏、精明、嫉妒和急躁相联系，具有很大的神秘感，至于“腊月蛇”则具体说法更多。指出这点并不是为了点缀，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目光和思维转向那中国的农村，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恰当地理解农家的生活与观念上的价值。
湘潭县清末隶属长沙府，是一个面积一万五千六百多平方里，人口近百万的大县。湘潭城是湘、粤、赣三省水陆交通枢纽，十九世纪末叶，逐渐成为帝国主义渗入内地的一个中转市场，商务日趋繁荣……韶山冲的居民以毛姓为主，杂有李、钟、周、邹、彭、庞等姓。居民多务农，毛泽东的祖辈都是勤劳朴质的农民。②
韶山冲，是一个狭长的山谷，起于韶山脚下，由南向北，长５公里，东西宽３５公里。一条小溪弯弯曲曲地从冲里流出，溪水清澈明净，潺潺流淌，终年不断，默默地滋润着村边的田野。溪的中上游，有一栋依山傍水的土墙青瓦、整齐有致的农舍，名叫上屋场。这是一座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型住宅，当地人叫一担柴式的房子。堂屋坐南朝北，前面是紧紧相连的两口水塘，左塘莲荷满地，花香袭人；右塘水面宽阔，青松倒映。屋后小山上苍松翠竹冠荫，风景十分优美。①
这就是时人对毛泽东早年生活地域背景和文化环境所做的描述。
毛泽东两岁时，因母亲又怀了孕，就被送到外婆家——湘乡唐家坨抚养，直到八岁。他在这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生活。外婆家的后山有个龙潭坨。四周翠竹环抱，幽深而沉寂。坨内有一股清泉流出，四时不竭。坨口矗立着一块大石头，高二丈八，宽二丈。石上建一小庙，远近闻名，经常有人来烧香祷拜，称之为“石观音”。就是这龙潭坨，给毛泽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建国后，他返韶山望乡时，提出要在坨内居住，流露出内心的缠绵情思。现在虽然已无从知道，他的这个要求意味着什么，但怀念那儿时的天真与浪漫，恐怕是无疑的。两岁到八岁，这正是儿童心理成长的关键时期。在外婆家，毛泽东每天都同表兄们无忧无虑地漫跑在乡野的大自然之中，一起放牛、打草、拾粪……农家的田园浪漫深深地吸引了他，以致因乐而不思其家。每次韶山来人，他总是躲着，生怕别人把他带回去。１９３６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还相当熟悉地回忆起一首日本歌曲：“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画图。”②虽然这首歌是他后来再度就读于湘乡高等小学堂时学的，但不能不说，这美丽的景致是其幼年时期生活感受的反射和幻影。湘乡唐家坨正是毛泽东眼中最初的世界，也是他观察和体察人生的最初起点。
１９０２年，毛泽东回韶山就读于南岸邹春培私塾，启蒙于《三字经》，并点读《论语》、《孟子》。据后人回忆，他记忆非凡，常能整段背诵，对答如流。①１９０２年至１９０９年，毛泽东先后在韶山六处私塾上学，期间因与父亲发生冲突辍学两年，在家务农。所读之书除“四书五经”外，还有《左传》、《史记》、《纲鉴类纂》、《日知录》等。毛泽东在建国后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少年时代“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但在我们看来，这对毛泽东来说远不是知识与价值积淀的全部，更为关键和值得深究的是：究竟农家给了他什么？他从民俗文化中都得到些什么？
在这里，“农家”应与“农民”是有区别的。依我们的理解，“农家”是指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土地为生产对象，并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群。其中除了农民和游民以外，还应包括小乡绅、小地主和小财东阶层。农家一方面区别于大工业生产中的资本家和工人；另一方面也区别于依靠封建俸禄和地租生存的君主、官吏和上层士大夫。我们通常所说的“下层民众意识”或民俗文化体系，一般是指这一广泛的社会阶层，其观念体系、价值取向生活情趣等等，也主要在这一阶层中产生和流行。虽然我们并不否认，下层民众意识或农家文化与以儒学为主体的正统中国典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应承认二者又不尽相同。应当说，农家文化有关于自己特殊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体系，只不过由于农家主体长期以来被剥夺了享受典籍文化的权利，他们的文化大部分以行为语言为载体，并时时受到正统典籍文化的压抑罢了。或许这才是理解、把握中国文化内在结构性矛盾的一个视角。自然，它更是探讨“毛泽东现象”意识起源的关键所在。正如李锐先生所说的那样：
如果中国文化传统可分为所谓“显型”与“隐型”两种形态，前者自是经过整理修饰和官方认可的历代典籍中的意识形态，后者则是流行于民间未作加工的带有习俗情感的社会心理形态。学术界一般侧重于前者，对后者重视不够……中国进入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生产者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因此志士仁人追求变革的思想，无不涂上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从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到神拳义和团的咒词谶语，从早期改良主义的悲苦寻求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从章太炎的“五无”圣境到无政府主义的和谐自由，无不具有此种特色……在这样的经济文化环境中生长出来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从思维方式到感情因素，伟大如毛泽东，终不能不受到此种历史沉淀的影响……从广大民众意识心态的共鸣角度，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许会获得某种比显型文化形态的影响更深刻、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①
研究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历史资料，目前最可靠的只有１９３６年他与斯诺谈话时那不到万字的回忆材料。但仔细分析这份精神遗产，我们可以大致地描述出农家环境在他的幼小心灵中积淀下了什么。换句话说，作为一位杰出的农家子弟，他那最初认知格局的主要因素都是些什么。我认为，它们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自我意识与社会责任的重叠生成，从而构成了其潜在认知格局的政治因素。幼年毛泽东生活成长的环境是一个平凡而又典型的一般农民家庭。所谓“严父慈母”的逆向性格组合，对他早年的社会化过程产生着重要影响。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积淀下了毛泽东的爱与恨，并且二者的整合使他萌生了拯救世界的期望，将自我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部分 积淀与启蒙第8节 农家本色与湘学士风（2）
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在回忆他的父亲时说：
他是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①
父亲严厉、苛刻和暴躁的秉性，引起毛泽东强烈的愤恨与不满，使他对惟我独尊的家长制作风怀有深深的蔑视与敌意，形成了原始的“破坏欲”。他见不得父亲那盛气凌人、为所欲为的架势，想方设法杀其锐气，处处与其顶牛，非要争个你高我低，从而在压抑的氛围中形成了明显的逆反心理：
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爱的话来回敬。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①
父子之间你来我往，互不相让。一次父亲当着众人辱骂毛泽东，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盛怒之下，毛泽东反骂了他以后就离家出走。最后终于以死相逼，迫使“严父”屈尊让步。这次的“反抗”与“胜利”，在毛泽东心灵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迹，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②
毛泽东的母亲则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为人质朴，以救济施舍为满足。毛泽东多次充满感情地描写母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
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③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④
在母亲的影响下，毛泽东常能设身处地理解穷人，尤其对弱者怀有深深的怜悯，“普度众生”、行善积德的佛家平等博爱意识，在他的观念中留下了浓厚的伦理印迹。
两种相反性格的交相熏陶，在毛泽东的心理生成时期埋下了反抗权威和同情民众的双重结构的种子，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心理性格和价值系统。这一突出的人格特质，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
据毛泽东回忆，那时，他对于描写造反故事的传奇小说的兴趣浓厚，似乎远远胜过“四书五经”：
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①
当然，对于这些“关于造反的故事”的浓厚兴趣，并不能说明毛泽东已明显萌发了自我意识，这不过是对教师强迫读经而禁看“邪书”的一种逆反心理。好奇是儿童的天性。但是不能否认，这种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欣赏、浏览过程，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在晚年的时候，他曾多次私下对友人讲起，他佩服曹操的才华与韬略，虽然周瑜在才、气两方面均不如诸葛亮，但却年轻有为、志向宏大，不失大将风采。《水浒》中他最喜欢阮氏三兄弟；宋江前期仗义，为民请命，却晚节不保，被人招安了。《西游记》中的孙猴子果敢精明，才智超群，且忠心耿耿，忍冤助道……
毛泽东天生一颗敏感的心灵。在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之中，通过阅读这些传统小说，他终于在其中发现了问题，从而使他那些纯净的“心理格局”染上了第一点浓浓的墨痕。他回忆说：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②
感觉到了压抑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发现了自我。毛泽东不自觉地寻找着农民的历史足迹，恰恰反映出他对自我位置和个人价值的寻觅。紧接着，毛泽东进一步带着这一并不清晰的模式去观察社会，再一次充实、验证了他偶然发现的必然事实。毛泽东还回忆了１９０１年长沙饥民的“抢米事件”，韶山哥老会与地主的暴力冲突，当地农民因困于粮荒而发起的“吃大户”运动等等。毛泽东不仅明确地承认，“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①，而且表述了他的自我意识成长与农民的遭遇和压抑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②
从毛泽东性格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印象和觉悟可以概括为崇敬与遗憾的矛盾心理状态。他一方面赞美不甘屈侮的造反人格，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屡次的失败深感不平。在这样左右夹击的心态中，“拯救意识”于是生成。那时，他对日本军歌《黄海之战》怀有特殊的感情，几十年后还能背得出，羡慕日本的强大与骄傲，而对祖国的衰危和失落感到沮丧。那时，毛泽东常以顾炎武的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自勉，拿破仑、华盛顿、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世界英杰”也都成为他推崇的对象。他曾感慨地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人生初年的心理刺激往往具有顽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在早年毛泽东的感觉世界中，对社会的不满就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农民所遭受的痛苦和欺凌既是他社会意识的前提条件，又是他自我意识的萌生基础。二者的综合重叠，组合成了他政治价值观的最初积淀。
现代心理学研究者认为，父母之间的性格差别越大，孩子在精神上的继承面也就越广。相反气质的幸运结合会产生新的组合。但是，只有在自然能同时给这位天才以掌握他胸膛中两颗心灵的意志力量时，它宏大的设计才能取得全面的成功。人类中的佼佼者往往都在摇篮里，就得同分配给他们的命运作一番认真的较量。只有他们赢得这场斗争，而且内心世界并未因此而动摇，那么他们的创造力才能得到释放。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正是这样的人。他从父亲身上懂得了反抗压迫的意义，从母亲身上又秉承了怜爱弱者的精神，整合二者形成了拯救意识。这样，反抗—怜悯—拯救这样的一个三维心理要素，构成了他心理发育的主要结构。毛泽东早年反复阐述“民”的观念，强调平等就是普通的平民化，以及他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气质和对政治活动的热衷，无疑都是这种鄙视高贵者，拯救卑贱者的心理结构的体现。
第二，本源于“农”与“士”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倔强和自尊。出身于农家的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