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命 说法-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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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主编的《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和葛兆光主编的《走近清华》都把小文采纳了。
1999年初，深圳的贺承军博士打电话给我，说《第十二座雕像》被选为1988年全国散文排行榜17篇之一，但作者是别人，不是我。他让我查查最近的《文艺报》。真是事有凑巧，正好《文艺报》的一位编辑、记者到我家采访，通过她我迅速地看到了1999年1月5日的《文艺报》，从《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知道“排行榜”上那篇《第十二座雕像》的作者是邓琮琮和张建伟，并从《文艺报》编辑部得知这篇文章的作者王剑冰先生是郑州《散文选刊》的主编。不久，又在图书馆找到《当代散文精品1998》，上面有邓、张的一篇《第十二座雕像》，它还有一个副标题“梁思成与北京城”。但王剑冰的文章提到《第十二座雕像》时，没有说这个副标题。文章中说，这次“排行榜”是由《散文选刊》邀请40余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组成推选委员会“推选”的。
我托北京和郑州的几个“编辑家”朋友替我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风声既出，估计邓、张两位作者会从北京或郑州的朋友中得知我在追问《第十二座雕像》的事，遂于1999年4月7日《中华读书报》上推出《雕像》全文，但以《梁思成和北京城》为题。这真是欲盖弥彰。直到2002年读丁言昭女士的《骄傲的女神林徽茵》一书，从它的注文中，才知道邓、张的文章原载于1997年7月14日之《文汇报》。（香港的？上海的？）原来，邓、张的文章发于1997年而被“推选”进1998年的排行榜了。
打官司的滋味儿（19）
将小文与邓、张的文章共读，后者除了增加一段关于一位女建筑师的事迹外，从内容到文字多是对小文的抄袭和剽窃。
小文：整个儿的一座两座古城，在即将落下炸弹之前可望得到保护；一个伟大的文化古都，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之时可获得关怀……在和平时期里彻底地消失。
邓、张文：它在即将落下炸弹之前得到了保护，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时得到了关怀，但却要在和平时期里彻底消失。
小文中的“炸弹”是在读到梁先生保护了日本的奈良和京都时说的，而当年人民解放军若以武力解放北平，则只用炮弹而不可能用炸弹的。可见在抄袭剽窃过程中，总会露马脚的。还有：
小文：急速前进的历史和城市首脑的匆忙决策，彻底淹没了梁先生热情的建议和童话般的憧憬。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系里，读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
邓、张文：急速前进的历史和匆忙的决策，彻底淹没了梁先生的建议和童话般的憧憬。
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读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内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
又如，邓、张的文章对一些事实的引用，或是对《梁思成文集》的引述，由于只靠对小文的抄袭剽窃，不是自己实际下的功夫，也出现了不少漏洞和错讹。
1993年5月，在第一届“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南昌），认识了作家刘元举先生，2002年1月9日《中华读书报》：“有第一记者之称的张建伟（范长江新闻奖、鲁迅文学奖双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中青年专家）《蝉蜕的翅膀》被刘元举指责抄袭了他的《西部生命》。刘元举已于2001年1月9日将张建伟告上法庭。”2002年9月，在第二届“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杭州），又见到刘元举先生，他说官司还未打完。我把上述有关《雕像》的情况跟他说了。
笔者是建筑界中人。在这次研讨会上，我说，现在的文学界和建筑界，抄袭剽窃已成司空见惯。文学家、作家剽窃别人的文章，建筑师剽窃（美其名曰“模仿”）别人的设计，这种行径，在解放前或解放后头十多年中，是极少听说的。现在都习以为常了。作家或建筑师，不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劳作和创造性发挥，而是剽窃别人的作品，已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腐败。这是社会腐败的一种反映。腐败至此，想通过法律手段来加以制止和治疗，是不可能的。为此而打官司，只能揭露或惩罚个别人的个别行为，对治疗、克服社会性腐败，也是不可能的。在建筑界，更腐败的行为，已成公开秘密。建筑师在设计中缺少创造性，作家在写书时没有自己的灵感，多些模仿、抄袭，也只是区区赚了些设计费、稿费，比起建筑工程或整个社会中的回扣、行贿之类，真是小巫见大巫。为了自己的设计和文字被抄袭、剽窃而去打官司，劳神又费时，而且往往得不偿失。在建筑界，还没听说过有人因为抄袭剽窃别人的设计而吃官司的。（2003年8月）
（全文完）
我不想就这篇文章谈更多感慨，但我相信读者们只要读到这里，不会没有感慨的。曾昭奋先生是位资深学者，他的道德感与使命感令我感动。当然，我更希望令那些抄袭剽窃的文学界学术界的腐败者们惭愧不安。
就在那次会结束后，我与几位作家被衢州市请去采风。记得那是到达后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7日这天上午，突然接到了法官的电话，她说她们已经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天津市中院取
得联系了，会很快要来卷宗，重新立案，让我不要着急。并说两周内将给我一个确定的答复。
我问她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卷宗这么长时间不拿回来，她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定的管辖地裁定书，没有及时通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所以，就悬置起来了。
她只轻轻的这么一句话，说出了全部理由，我不信。再说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那么急着催我取回裁定书，他们怎么会不通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呢？他们工作的衔接上难道会出现如此大的漏洞或曰疏忽？这怎么可能呢？想来想去，我觉得我当时还是应该亲自去北京取回裁定书，而且，应该马上就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联系，并询问他们什么时候索回天津的卷宗什么时候重新立案，什么时候开庭，总之，你打官司嘛，你就得自己盯着，你自己盯不紧你能怨着别人吗？你以为你是法院呀？你以为法院会像你一样对你的案子那么上心呀？何况这期间还不定节外生出什么枝来呢！
不管怎么说，不就是再等两周吗？我都等了快有两年了，两周又算什么？
两周是很容易过去。但一直没有消息。又过了两周，还是没有。法院怎么这样说话不算数呢？
我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时，我问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信儿，人家告诉我两个月。结果我等了快有半年了才有信儿，好在是等来了有利的消息，而这回已经等两个两周了，却还是不见音信。赵星奇催我再给法官打电话。我只好再打。
打官司的滋味儿（20）
法官的情绪显然不高，她说，已经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气儿了，说是很快拿回来卷宗，但是，没有拿回来，我们也无法立案呀。我说，你不是说两周就能拿回来吗？她无奈地说，可是没有拿回来呀，我们也不好办。我说，那你们应该催一催呀！她说，那我们就再催一催。
又过了好几周，赵星奇又让我再打电话催问。他希望我能去一趟北京，直接到法院去问。
但我还是给法官拨通了电话。对方显得非常无奈。我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时，她有点欲言又止，她说，有些话，我也不好跟你说。我说，你们跟天津中院索要不行吗？她说，我们不能直接找天津中院，我们都是平级法院，关于管辖地的事儿特别敏感，我们要是直接跟人家要，这样犯忌讳，好像我们特别争着要似的。话里话外，透出了她们许多难言之隐，许多无奈。
我明白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似乎又在操盘了。我说，那你说怎么办？就这样一直拖下去？到底拖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她说，你还得找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我拨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可是，没有人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确实不好打。好不容易打通了，对方的语气一点不像刘法官那么温柔。这不仅仅因为接电话的人是男士。我听说主任叫徐阳，于是，就找他，对方说不在。我只好说找傅国忠。他以一种警惕的口气问我有什么事儿？我说您贵姓？他说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对方不愿告诉我他的姓氏。我打过几次电话，都是无法问出对方的姓氏。对方连姓氏都不肯告诉我，这使我真觉得心里不温暖。我说官司的事儿。我问他什么时候能够从天津中院那儿要回卷宗。他说你就等等吧。我说等到什么时候，他不耐烦地说，到时候就会通知你了。然后，挂电话的声音也让你感觉有些无情。
这期间又有一次，我打通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并找到了审判长。我自报了家门后，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们为什么迟迟不肯将卷宗从天津中院要回来？拖了这么长时间，是否有点儿不正常呀？我的语气是不带一点谦卑色彩的，甚至带着刺儿，也带着我这么多天的郁闷。显然惹得对方很不高兴的。他马上反唇相讥：判到天津时，七个多月没开庭，你怎么不认为不正常呢？
一句话说得我无言以对。倒也是，假如天津那边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下来之前就已经开庭了的话，那么，岂不就是另一番风景了？！
我劝自己，听天由命吧！
转眼又到了2003年。二月份时，我接到了鲁迅文学院的入学通知，要到北京来学习了。
我打算这一回到北京后，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找他们当面问问。我跟星奇商量了一下，他让我立刻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打电话，告诉他们你要到北京去。于是，我在2月的一天，又一次拨通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
我还是没有找到徐阳。也没有找到傅国忠。我又问他，你贵姓，他仍然不肯告诉：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他的口气很不耐烦。我说，我要到北京去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给我个答复，否则，我将以我的方式采取措施，我一定要弄清这件事为什么这么拖个没完没了。我这是先给你们通报一下，别怪我到时候做出来与你们不利的事情。我越说越理直气壮，似乎带有威逼成分。
对方的口气显然软下来了，他说会尽快给我回话。
果然我的这种理直气壮口气收到了效果。我是下午三点打的电话，不过半小时吧，我就接到他们的回复。电话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张代恩打来的。他口气是谦和的，头一次令我感觉舒服。他说他们争取尽快跟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联系。他语气有些委婉地说，其实他们已经完成任务了，他指完成任务可能是指他们纠正了管辖的错误裁定。不过，他又说他们有责任再帮着问问，催催，从中协调一下。他好像在帮我的忙，而不是他们应尽的法律义务似的。话里话外，拖了这么久，他们不将裁定书给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也不催促返还卷宗倒没有任何过失，而现在这时候肯于帮我忙，我还得感谢他们似的。他可真会说话呀！我心里并不痛快，但是，毕竟他说话口气很是客气，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末了，只能说，那我等着你们的准信儿。
3月4日，张代恩又打来电话。他问我，这期间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否找过我？我说从没找过！他说，他们正在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联系，他让我再等些时间。他问我，什么时候到北京来？
他好像特别关心我去北京的时间。我说，我随时可能过去，最迟，也不会超过月底的！我的律师说，这回你的电话肯定奏效了。他们特别在意你去北京，因为北京正在开两会（人代会、政协会），你这时去，他们怕你上告。这就是天时，这就是中国特色。聪明的打官司人，是应该善于抓住这种机遇的。
果然，我的律师的话应验了，没几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给我打来电话，她说，这个案子拖得太久了，我们觉得不能再拖了。她还跟我说了开庭的时间定为5月13号。到时，她说会给开庭通知的。
我是4月3日到北京鲁迅文学院报到的。我在北京期间，去中院取回开庭通知，也给他们送去了有关证据材料。当时，已经是进入了非典时期，北京街头杳无一人。我戴着两个口罩，捂得严严实实。出租车上的广播格外令人恐慌：说是二小时前有一男一女乘座的士，去往某某医院，男的多大的年纪，女的有什么特征，哪位司机拉到这两位乘客请马上到什么地方去云云。我当时敏感地注意到我的出租车司机的表情，我在想，假如说的就是我乘坐的这辆车，那么这个车内就会有非典病菌的。
打官司的滋味儿（21）
到了方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收发室里的人极少，偶尔见到的人也一律用口罩捂得面目皆非。入口处还有机场安检的措施，看上去，没有一丝温情。想想自己的官司拖了这么久，偏偏拖到了非典时期，非典时期是不应该出门的，而我又不得已冒着被传染非典的危险而为之，越想越沮丧。
法官这时从里面出来会见我。她戴着大口罩，我只能看到她的一双眼睛。她还戴着手套，她在接过我的证据材料时，白手套显得格外明亮，像蒙着一层霜。我这是头一次见到与我通过无数次电话的女法官，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容，但她年轻得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非典，开庭的时间顺延了。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我也由北京回到了沈阳。从北京回去的人被视作洪水猛兽，我被软禁家中十多天。到了六月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电话通知我开庭时间确定在7月24日13时30分。
这时候，我似乎已经麻木了。到了开庭时，我没有出席，我的律师全权代理。张建伟也没有出庭。开庭前，法官给我打电话，说对方要求庭外调解，问我是否同意，我说同意。
我的律师到了北京后，对方也提出要调解，我的律师也说同意。但是，一谈到调解条件，他们连最起码的侵权都不承认，调解只能流产。
开庭之后，一些记者给我打电话要采访我，我已经心灰意冷，我一概让他们找我的律师。
大概是开庭后第三天吧，审判长刘法官打来电话，她说，张建伟的律师还是希望庭外调解。
我说，他们不是不同意调解吗？审判长说，他们一出庭态度就变了。他们还是希望让我跟你商量一下，他们说你的律师态度太强硬了，希望跟你说说。
我说，你看呢？法官说，这个权利在于你。我沉默了片刻。我觉得他们翻来覆去想调解，真正到了调解时，他们又是另外一副面孔。但是，既然法官出面了，我就做到仁至义尽吧。
我说，你觉得能调解吗？法官也想了想说，要不这样，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也算仁至义尽？我说，那好吧。
过了几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是陌生的：
“你是刘元举吗？”我说是的。
“我是张建伟。”
我说什么？对方重复一句：“我是张建伟呀！”
我说别扯了，你别冒充张建伟了。
对方笑了：“我真的是张建伟。我在青岛拍电视，给你打电话。”
我说，我还以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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