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关系 作者:[智利]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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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了？”他问我，他的声音轻缓而又低沉，似乎不想吵醒两个孩子。
我点点头，紧紧地咬着牙齿，我使劲地握着左拳，举起，在空中摇动，好像击打着天空。他举起了拳头，但是没有摇动，他的脖子涨红了，在八字胡下面像一口烧红的铁锅。我想要是有人这个时候进来，看到我们两个高举着拳头，看到穿着晨衣的库米德斯太太和打着呼噜的荷马和苏格拉底，一定会把我们送到疯人院的。
当天晚上，库米德斯夫妇邀请我的父母去吃饭。我的父母接受了邀请，因为我们家里缺很多东西，而库米德斯夫妇说我们可以带走看中的东西，尽管他们也没有什么。他们没有说谎。不过，墙上挂着库米德斯太太亲手做的漂亮的织物，而且荷马把他的那件有衬里的厚外衣送给我了。他告诉我在希腊用不着冬天穿的衣服。
第二天，在机场，就在广播登机的那一刻，他把外衣交给了我。我做了一个非常动听的演说，替他向教师告别。这个月，我妈妈正打算再给我弄件外套，因为我一下子长了很多。从荷马自雅典寄来的照片看，荷马应该比我高。他们热情邀请我暑假去希腊，我想我会去的，因为坦白地说，我正在打工。上完课，我要在街区的阿尔布莱希特工作两个小时，收拾纸盒子，清扫到处乱扔的垃圾。
当然了，我还没有变成洛克菲勒，因为我的父母和那个一天要生吞三本连环画杂志的弟弟都要用钱，而且我还要带埃迪特去看电影或者去跳舞。但是不管怎样，我已经攒了三百马克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份，我将攒更多的钱，这样就付得起去希腊的往返机票了。他们说那里的松香葡萄酒比我们街区上卖的便宜得多。
现在我和从前一样，没什么改变。我总是绕着弯子，挑高兴的事儿和他们说。但是有一阵儿，我是全柏林最惨的小孩儿。我不好意思讲出这些事儿。我不喜欢称自己是“小孩儿”，因为我爸爸对我们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童年时代结束了。
情况会很严峻，我们必须表现得像男人。我们不能沿街乞讨，因为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混口饭吃。德国人对我们的同情比军舰还要强大，但是我们得用自己的指甲刺痛自己。德国人捐的钱必须帮助那些还在国内的同志。我们在这边花的每一个比索都会使法西斯的统治延长一天。我的爸爸说他真希望我们成为男人，而且不要卷入麻烦中。我们作为政治流亡者生活在这里，一旦惹事，就会被驱逐出境。我爸爸是一个做这类演讲的专家。有一个星期，我们连走路都踮着脚尖。我们就像幽灵一样爬上五楼的寓所，生怕老妇人们抱怨。有六个月，我们连点肉星都没见到，更不用说那些令人垂涎欲滴的香肠了。
另外，当时是冬天。我走在动物园，寻找着一点点的阳光。柏林的阳光是惟一便宜的东西，但是经常缺乏。等我学会了一点德语单词，便穿过动物园，走进地铁站，或者经过动物园，然后在库达姆大街上徘徊。我的身上连一个比索都没有，衣兜像士兵的衬衫一样被熨得很平整。如果别人推搡我的话，我身上绝对不会发出硬币的响声。现在想起这些，我觉得自己那时不但是柏林最惨的孩子，而且是全欧洲最惨的孩子，因为如果我只是柏林最惨的孩子，我就不会和别人说了。我很悲惨，身上连一个芬尼都没有，真想大哭一场。
天很冷的时候，我躲在卡德威＇柏林最著名的一家超市，位于库达姆街＇的六层，那里不错。总有些女人在食品专柜发放试吃品，我吃了这样，又换那样。一块奶酪，一块面包，然后一块巧克力，一小杯葡萄酒。一只煮过的大虾。如果一个人走个来回，午饭就解决了。我没有饿死。现在爸爸妈妈有了工作，我们甚至不时能吃上油醋拌碎肉，但是在最初的那几个月，我是家里惟一一个脸色没有变苍白的人。一天，正当他们在家里抱怨饥饿、寒冷、痛苦和法西斯的时候，我对爸爸妈妈说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去卡德威的六层吃午饭呢？当时，我爸爸打了我一巴掌，因为我所说的纯属蠢话，但是有一天，为了办理流亡手续，我们在纽伦堡进行体检，我父亲说他觉得挨饿很丢脸，因为他们居然拿他的血去化验，卡德威怎么样？既然我们已经在这儿了，不如过去看看吧。
那天，我和爸爸在一起很快乐。我们在那里吃了一个小时，特别是，爸爸还喝了一点酒。他品尝了三种阿尔萨西亚酒，吹着探戈小曲离开了那里。他说我是个很聪明的家伙，但是千万不要惹事生非。他说我要注意两件事情：盗窃和吸大麻。这里的人喜欢这两种运动。我父亲说这两件蠢事中无论哪件都足以把我们驱逐出境。他很高兴，但是他更高兴发表演说。我想我爸爸迟早都会成为议员的。
老家伙没有告诉我可能发生更可怕的事情。这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成为了柏林最气愤的人。
我常去约奇姆斯泰勒的杂志店。这里生意不错，总是有外国的报纸、画报和体育杂志。我花很多时间看杂志，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杂志店里面很暖和，我并没有读那些杂志，但我很喜欢看漫画。在商店的里面，有种叫做《情色问题》的杂志。有时候，我躲藏在那里，但是店主总是把我赶出去。
另外，我也不再需要看那些女人图片，而是想方设法和女孩交往。因为我开始长胡子了，并希望有一天自己会拥有爸爸或者库米德斯先生那样的八字胡。我总是梦见女孩儿，梦想着和她们聊天，而她们则微笑地听我说话。我想着从《年轻人的爱》杂志上学到的德语对话。。
我不再看那些杂志了，因为我成为便携式收音机的爱好者。这是台日本制造的小型收音机，老家伙把它拿回家听新闻。它可以插到耳朵里面听，只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知道了所有最流行的旋律。我耳朵里面插着耳机，在库达姆大街散步，每听到一个生词，便翻开字典，不断地重复，直到记熟为止。不到一个月，我就完全知晓了这部人类愚蠢的作品。
现在，我发觉根本不需要唱那种愚蠢的歌曲就能获得女孩儿的芳心。我估计我是从那些杂志上得出的结论，因为杂志上，那些通俗歌星总是和最漂亮的女孩儿一起照相。后来，我发现其实连话都不用说。因为我是全柏林知道歌曲最多的人。
我曾希望电视台举办一场比赛，他们只要弹出曲子的前奏，我就能立刻说出歌曲的名字，赢很多马克，在学校里，人人崇拜我。如果你们看到我背着书包，耳朵里插着耳机，拿着字典和笔记本，肯定会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
当然了，万事都有好的一面。我喜欢听流行音乐，因此来到乌兰德之前，我总是先钻进库达姆大街的“电子音乐”唱片店。我指着封面，让他们放给我听。这一切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认识了苏菲娅。
现在，我和“小鬈毛”确定了恋爱关系，我才发觉我从来没有爱过苏菲娅。她差不多比我大五岁，她并不是什么夏洛滕堡的选美皇后，但她却是第一个和我发生故事的女人。见到她的那刻，我就知道我们之间一定会发生什么。苏菲娅有着全城最激动人心的职业。她招待我们这些游手好闲的小无赖，我们成天呆在“电子音乐”里面，吞掉了几千公里的莱安德罗小姐、马修小姐，还有著名学者型歌手乌多·于尔根斯出的歌带。
苏菲娅比我大，但是个头和我差不多。她的脸很小，像兔子脸一样，她的眼睛很大，如同石油一样黝黑沉重的假睫毛每时每刻都在忽闪着。苏菲娅的睫毛绝对是假的，但是她的目光却非常真诚。她是我认识的最好的售货员，比那些每周六在“海蒂”＇柏林的一家连锁商店＇门口卖《真理》杂志的人好得多。
首先，人们会对她说，把哲学家乌多·于尔根斯的《一个美丽的早晨》放给我们听听。她微笑着，湖水一般湛蓝的眼睛看着别人，然后，她会说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我最喜欢的唱片。”实际上，她卖每张唱片时都这么说。
我不在乎这些，因为我从不买唱片。我很随意，因为我知道她开始高兴地看到我每天插着耳机得意洋洋地坐在桌子前，然后，放上唱片，手掌交叠，听着音乐响起。
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来临了，伴随着翻译的歌词，她看着别人，好像对他唱歌。我想我疯狂地爱上了苏菲娅，她去招待其他人的时候，我盯着她的胸脯，恨不得咬一口。她知道世界上所有歌曲的歌词。我想是上帝赐给了苏菲娅·布劳恩这份职业。她是完美的售货员。
我再也没去过杂志店，原因大家都清楚。现在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向她表现我除了音乐之外的其他兴趣。后来，在一节历史课上，我有了一个主意。
第二天，我来到“电子音乐”，坐在桌角，背着沉重的书包，弓着腰。我撑着下巴，等她过来招待我。
她走过来了，挺着胸脯，目光深邃，短短的头发遮住了她娇嫩的脸庞。“你想听什么？”她问我。我一下子鼓起勇气，看着她那深邃的湖泊，那里飞出了海鸥、鱼、跳动的大腿，我什么话都没说，但是我看着她，几乎没让她呼吸。她歪了歪脖子，扬起眉毛：“你想听什么？”
仿佛是祖国给了我勇气，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我对她说：“我不想听唱片。我想听你给我唱。”我不知道从哪里伸出了我的手，握住了她的手。我觉得在这一刻大地裂开了，它把我永远地吞噬掉；仿佛我的父母来到这里，封了唱片店。我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使她察觉不出我在颤抖。
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红色的东西：玫瑰、鲜血和番茄。好吧，忘了所有这一切，想像一下苏菲娅·布劳恩的脸吧。我觉得在这一刻，所有的障碍都不存在了。苏菲娅成了我的女朋友。她像圣女贞德一样熊熊燃烧，她越是脸红，我越是冷静。我觉得自己就像超级巨星。我温柔地拉着她的手，轻吻着她的嘴唇。她的手放在我的脸颊上，推了推我的脸，但是好像并不是在推，而是轻轻地抚摸我一样。“傻瓜，”她对我说。然后，她用一块抹布擦着桌子。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擦拭这没有半点灰尘的桌子。
总之，我在柏林过得很艰难。不过我从来没有偷过一块口香糖，也没有尝试过大麻，但是，因为苏菲娅，我卷入了德国历史上最大的麻烦之中。那时，我已经认识了库米德斯一家，一天，我坦白地谈起了苏菲娅，向他们讲述了我和你们讲的那些话。我知道荷马已经和女孩有了交往，我告诉他我想迷途知返，但是找不到出路。我认为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伟大的哲学家，因为荷马总是一边躺在库米德斯先生的床上吞云吐雾，一边思考着哲学问题。他每时每刻都在深刻地思考，并且展示一种他称之为“逻辑”的希腊讲话方法。他举了一个例子：“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那么苏格拉底会死。”他总是这样说三句话。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一边举例：“所有的女人都需要爱情。苏菲娅是女人，那么苏菲娅需要爱情。”又说：“所有的男人需要爱情。你是男人，那么你需要爱情。”他越说越快，每次只要说点东西，便会问我：“对吗？”当然了，我找不出他任何的毛病。如果荷马关注一下为什么会对学习感到厌倦的话，他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他是位乐观的哲学家。他说：“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需要爱。你和苏菲娅是男人和女人。那么你和苏菲娅需要相爱。”荷马总是对的。我很相信他。我从来不和他争论。
一天晚上，苏菲娅陪我去乌尔斯的家，因为那时候正是智利军事政变一周年，我们疯狂地画着宣传品，准备将在萨威格尼广场举行的游行。爸爸妈妈让我参加了绘画组，而他们忙着搞其他的活动，而老年妇女们正在做智利的工艺品，然后卖掉。到9月份的时候，已经攒了三万马克。我不是毕加索，但是在苏菲娅的帮助下，我一直画到了凌晨2点。
这一切和我们在圣地亚哥的家中参加的支持阿连德的活动类似，当时连公共汽车都参加了游行。我们回家的时候，地铁都用铁链锁上了。我们边抽烟边嚼着奶糖，我搂着苏菲娅的腰，上帝好像不喜欢手指，所以才赐给我，而我用它们抚摸着她的腰身。苏菲娅和我差不多高，在夜晚的街道上，我们一起走着，看上去如此般配。
其实，相对于我的年龄，我的身材算很高了，尽管我妈妈说我嘴里总是叼着烟头，肯定不会长高了。我们走到苏菲娅家附近的街区，这时，我拿出一根我以前说过的罗托·托托牌香烟。在演奏厅的门口，有一群和我差不多大的小流氓喝着啤酒，相互扭打着。最不擅飞翔的鸟儿是猛禽。柏林有很多人喜欢像小鸟一样唱歌，抽那么几口大麻，然后就觉得自己是圣女的白鸽或者迈克·塞约·阿里奥拉。他们差不多和我一般大，在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前，我已经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了。
我不是福尔摩斯，但是他们靠近我们，其中的两个开始唱“拉——拉——拉拉”，这是婚礼进行曲。有的时候，当我和小无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会开开玩笑，但是我知道我最好若无其事地经过。而且，爸爸的苦心劝告还在我耳边回响，这样我搂紧苏菲娅，想走过去，表现得好像连猫叫的声音都没有听到。但是我们没法过去，因为那四个小无赖走近我们，往我嘴里灌了一罐啤酒，推了我一下，眼看就要抓住苏菲娅的手了。此外，有一个人认识苏菲娅，因为他说：“你好，苏菲娅。”
他们一边喊着为了情侣而干杯，一边逼我们喝酒。他们还想往苏菲娅的嘴里灌酒。我和他们说不，谢谢了，让我们过去吧，我们很累了。这是我在柏林想出的最糟糕的主意。因为首先让他们注意到了我的口音，其次，因为如果我在晚上这个时间感到疲惫，而且是在苏菲娅的陪伴之下，这就是说我想和她一起上床。这样，一个叫汉斯的家伙一边看着苏菲娅一边问我苏菲娅在床上怎么样。他走了过来，手插在大衣下的口袋里。
不知道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们我是柏林最容易头脑发热的人。我感到血在沸腾。因为我的血听到看到了这一切，诱惑我踢出中后卫的一脚。只不过不是在踢球，而是轻轻地踢了他两脚。汉斯倒在了地上，我简直要疯了。
“我们走，”我对苏菲娅说，她拉着我的胳膊，而那著名的汉斯，我是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的，躺在了地上，一只手向下，另一只手向上，一声不吭，好像已经没有呼吸一样。另外三个人呆站着，好像前锋越位之后，后卫等待裁判判罚进球无效一样。他们站着，不过和地上躺着的那个一样安静。
总之，那天晚上苏菲娅不让我回家，她认为他们就在楼下等我。甚至连灯都没开。我们摸索着走到窗边，稍微拉开一点窗帘，看着街道。他们四个在那里。那个被我踢的家伙还在躺着，其他三个想扶他起来，但是没有用。
我感觉到身边苏菲娅沉重的呼吸，发觉自己流了很多汗。我们坐在一只吱吱作响的旧沙发上，几乎不敢呼吸，因为苏菲娅害怕吵醒她的妈妈。差不多有一小时，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煤炉里面的火光。后来，我握着她的手，我们的手指紧紧地扣在一起，有时会松开，然后又紧扣在一起。她开始啜泣，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我总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