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5期-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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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他就是在云南高黎贡山某地森林里出现的两个外国游客之一。这个小说的中国翻译者评论说：“这使我们联想起法国上一代现代主义作家萨特的《恶心》和加缪《局外人》里的主角，他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缺乏参与，对当今世界的不附和，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从本体上的异化，是否表达了作者的内心世界以及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抗？”他显然认定这小说表现的是一个要办护照和签证才能进入的遥远世界里的事情。而这本书的编者则说：“能从图森这里看到新小说的一种新的发展，享受他带给我们的那种叙事作品中前所未有的静止效果，的确很受感动。”他的口气很像一位刚刚进入浴缸设计公司的向往和憧憬着新浴室的见习生，他大约是躺在浴缸里用手提电脑写的这些话，喏，就是这个样子：“我躺着，浑身放松，双目闭拢，我想到那位身穿白衣的女人，想到甜品，还想到香草冰激淋，上面浇着一道滚烫的巧克力，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想着这道点心，从科学的观点出发，（我并非贪吃的人，）我在这种混合物中见到一种完美。”（《浴室先生照相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14页）
我是1985年的秋天到达泸沽湖后面的窝坷的。同年，图森的小说《浴室》在巴黎拉丁区由午夜出版社出版。十一年后，这本书在中国出版。
2004年4月5日起草
2005—06—01改定
母语的诸天
苏 炜
微 尘
人在时间里的不同感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比方，当知青的年代，我曾在海南岛呆过十年（1968—1978）。——真的吗？我的“知青生涯”真有那么长吗？每次在简历、简介一类文字里记下这段“纪年”我都暗自吃惊。“好漫长好可怕啊……”比我小辈的朋友，听了都会这样感慨。——是漫长。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人生最宝贵、最“牛”的一段光阴，就这样打发了。无论在当时和现下，想起来都觉得“路漫漫其修远兮”，虽然，倒并不可怕。可是，为了写这篇文字，掐指头一算，我呆在耶鲁的时日，竟然也将近十年了！（今年是第九年）这就真真把我自己吓得要跳起脚来。——怎么可能？！这么快？！而昨天的一切，仍旧鲜活得捏一把就能滴出水来。然而，每回踏上故土——天，竟然要叫“故土”了！站在大街上，却又觉得自己确实是如假包换的、除了一身北美土气就只剩下了“隔世之思”的“出土文物”了！埋在“漫长”得没了边儿的隔洋深土里好像物事如昔，一出土，见了光吸了氧，就立即苍老了几百岁。——要命吧，十年！鄙人的“耶鲁岁月”竟然也都快十年了！……类似的“时空惊诧录”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这，究竟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作怪呢，还是我们中国人自身的经验世界在作怪？
这就逼出了本文的题目。
文题，源自家中厅堂挂的一副康有为的对子：“众香国土薰历劫，微尘世界游诸天。”当初，就是因为这句子里浸润的佛家意蕴“电”着了我，脑子一热，在纽约一个有官家背景的“千禧年中国书画展销会”上，花“重金”把它买下来的。用的是清府“内宫虎纹纸”，字是碑味十足的康体。这些年日日时时与它相对，这“微尘世界游诸天”，总要触动我的许多心事。譬如提笔的此时，我就在寻思：几近“漫长”的耶鲁岁月，该从何落笔呢？怎么觉得“快”而“短”的纽黑文时光，却又分明像是历过了十世三生九重天似的层峦叠嶂，墨色繁复，“浓得化不开”呢？记忆，只是一个暗色的底座，我应该举起什么样的烛光，才能把时光雕镂在上面的塑像主体，照亮呢？
——我想到了母语。是的，无论从哪一个层面上说，是母语，带给了我在耶鲁的“诸天”。
“雅 礼”
按说，这里，是最道地的美国——作为美国发源地的新英格兰的腹地康乃迪克州，据说是全美中产阶级发育最早、最成熟、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每每是当代西方各种最新思潮的制造厂、也包括专门制造美国总统的耶鲁大学校园，正是它的精神象征。但是，说起来我也时时会暗自吃惊：此地——耶鲁，却是自己几十年横跨东西南北的人生流旅中，充盈着最多“原乡”符码，与自己的母语、文化、乡土、历史等等发生着最多联系，几乎一举手一投足都要碰撞上“中国”的一个奇异地方。
比方，我每天都要上下、出进的东亚系红砖小楼，只是一步之遥，紧邻的另一座小红楼，当街就挂着一块写着中文字的醒目招牌——“雅礼协会”。因为中文字在这个进入纽黑文小城的繁忙十字路口上非常扎眼，以至每一个到访者都会忽略了旁边的英文“Yale—China”，径直问：“雅礼协会，是什么意思？”可要解说起这“什么意思”来，一开口，就非得给你讲出去个一二百年。原来“雅礼协会”至今已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雅礼”是“耶鲁”的汉译旧称，借的当然是“雅而好礼”的古义，按英文直译，则可称为“耶鲁中国学社”。——这可是西方大学中最早建立的“涉华”机构，她比鼎鼎大名的“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还要悠久。（哈佛燕京成立于1923年。虽然就财务核算而言，与哈佛燕京不同，“雅礼协会”属于独立于大学建制之外的非营利性组织。）而“雅礼协会”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至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生、以《西学东渐记》名世的容闳（Yung Wing，1827—1912）。容闳当年（1847）作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负笈留洋，其落脚的地点就是耶鲁大学；而容闳“学成归国”后，在曾国藩直接支持下促成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波的留学潮——于1872年起步而于1881年急急落幕（因为害怕“精神污染”）的著名的“晚清留美学童”事件，耶鲁，正是其中心舞台。“雅礼协会”，当时的英文名字叫“YaleinChina”——“耶鲁在中国”，正是在这样浓墨重彩的“中国背景”中，涎生于1902年。而且，远在百年以前，耶鲁及其“雅礼协会”与中国发生的联系，就并不仅仅止于传教（此乃当时西人的“涉华”主业），而首先着眼于教育、文化的交流和服务。其足迹，也不仅仅停留在京津沪穗等沿海中心大城市，而是深入到内陆的贫穷、落后地区。今天湖南长沙最老品牌的“雅礼中学”和“湘雅医学院”——这是现代中国最早建立的医学院之一，其中的“雅”，就是“雅礼协会”的雅，是由耶鲁大学当年直接帮助建立的。今天浙江宁波、湖北汉口等城市，都留下了“雅礼协会”百年来的许多踪迹。你猜，历史上和“雅礼协会”发生过联系的最显赫的中国人的名字，是谁？——毛泽东。1919年前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新民学会”曾设在长沙“雅礼协会”的房产内，并在该地出版过《新湖南》等报刊，发起过驱逐湖南省长张敬尧的抗议运动。（见NancyChapman《雅礼协会百年史》）几十年来，除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间的中断以外，一批又一批的耶鲁学生通过“雅礼协会”的介绍安排，自愿到中国的内地城乡任教、服务。一直到今天，我每年教的学生里，总有那么几位学生会自动提出申请，被“雅礼协会”送到边远的中国城镇去学习、工作。几年前，我就曾收到过一桢寄自华北油田的中文明信片，那是一位在当地教授英文的美国学生给我的来信。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我教过的一位看上去完全是洋人面孔的美国学生李班明。他的曾祖父就是“晚清留美学童”里日后史上留名的一位——用英文出版过回忆录的Richard Lee。李班明曾长期担任“雅礼协会”的对外联络工作，中央电视台曾围绕他的故事拍出了一个精彩的关于“晚清留美学童”的系列文献纪录片。他和妻子高竹立是我们夫妇俩至今仍保持着联系的好朋友。那一年他们双双从研究院毕业，在南方找到教书工作离开耶鲁，还是我亲自开车把他们送到机场的。
你想，这样每天每日与“雅礼协会”相伴，“一脚踩过去，就是个百年中国”。时光之桨，可不就要时时划载着你，去追溯那个诗人余光中说的“蓝墨水的上游”——那个“耶鲁一中国”的血脉源头么？
又比方，今天在耶鲁校园里走，来访者都会为那些高低错落爬满常青藤的、古色古香的建筑群所迷醉——据说，这是全美大学校园里格局最大、气象最恢宏的一个哥特式建筑群。可是，就是在这么“西方”、这么“哥特”的建筑群中，说来难以置信，这里那里，你却可以随处发现跟自己“原乡”相关的印迹。不必说，在耶鲁十二个住宿学院之一的伯克莱学院，就把“耶鲁”的旧译“雅礼”，用汉字直接浮雕镶刻在门墙上。也不必说，耶鲁校园中心最大的图书馆——那座仿若中世纪大教堂似的、用各种浮雕言说着耶鲁故事的斯特灵纪念图书馆（Steding MemorialLibrary），每一个造访者踏脚进门之前，都会注意到当头的一排古文字浮雕：世界上八种最古老的文字书写，搭配着各自的文化图像，在列阵向每一位爱书者致敬。头顶右侧的入门显眼处，就是一幅中国汉字的清晰碑刻，旁边侧立着一个长须飘冉、捧卷举笔的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半身头像，细读之下、上面是一篇颜体柳格的皇帝表彰战场功臣的诏书：“卿兄以人臣大节 独制横流 或俘其谋主 或斩其元恶 当以救兵悬绝 身陷贼庭 傍若无人 历数其罪 手足寄予锋刃 忠义形于颜色 古所未有 朕甚嘉之”……。
这边，刚走出斯特灵图书馆，只见门前广场上，立着一座现代的艺术装置——“女人桌”（TheWomen’s Table），椭圆的青石桌面上一圈一圈刻着纪年和阿拉伯数字，上面流淌着源源不断的清水。那是为纪念耶鲁1969年作为常青藤大学中第一个接受女性本科生入学的大学，同时缅怀女性对于耶鲁的贡献，而于1993年建造的永久性装置雕塑。作者署名是：Maya Lin——林璎，就是创作被称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建筑艺术作品之一的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耶鲁华裔毕业生。这位当今举世闻名的华裔建筑师，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特殊身份：原来，林璎，正是民国著名的“才女”——梁启超的儿媳妇、著名建筑家梁思成的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者之一的林徽因的亲侄女。——却原来，我们耶鲁校园里闻名遐迩的“女人桌”，拐了—个弯儿，又跟中国的现、当代历史的人事沧桑，有着这么“手心手背”的血脉关联！
更让我生奇的是，就在不久前，我在一本海外杂志上，读到了一段林徽因与耶鲁直接相关的佚文：“我记得在耶鲁大学戏院的时候我帮（弄）布景，一幕美国中部一个老式家庭的客厅，有一个‘三角架’，我和另一个朋友足足走了三天，足迹遍纽黑文全程，走问每家木器铺的老板，但是每次他都笑了半天说，现在哪里还有地方找这样一件东西……”（见《明报月刊》2004年第五期，这是最新发现的一篇林徽因佚文《设计和幕后困难问题》，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二日《北平晨报》）
——耶鲁校园，“雅礼”处处，宁不“中国”？
“人五人六”
有两件事，“奠定了”我对耶鲁的基本印象。
那一年，刚接到耶鲁的聘书，新来乍到，为新学年的任教课程匆匆准备了一套教案，自己凑合着新编了一套教材，便等着开学前夕，提交给某个上级方面审定、通过，然后再——有点临深履薄的战战兢兢——给学生开讲。
——没有动静。开学了，问遍了身边的同事，系里的头脑，都说：不需要给谁审定，开讲就是。“教研组的审定都不需要？”“不需要。”“教什么和怎么教，也不要开会讨论讨论？”“没有必要。”问多了，反而被同事白眼：怎么，你是被人管惯了，一下子觉得没有审查、管束就不舒服，是不是？——正是。当初到美国留学，我头一个不习惯的，就是从选课到选保险、选住地、选室友，什么都得自己去“踹”（Try）。我没有想到，踏上耶鲁这样的讲台，对于自己这样的教坛新丁，竟会是这样的“自由放任”。坦白地说，第一次登台，“人五人六”地给学生开讲，心虚得很。“自由”得一下子如此没了边儿，台下坐着的，可都是从美国包括世界各地千挑万拣而来的一堆聪明脑袋，自己这副“人来疯”又慌不择言的蠢样子，可不要露大怯了吧？渐渐我明白，在耶鲁，你不必害怕表现自己的“人五人六”。重视教学、研究个体的自主及其个性的自由发挥，正如重视学校作为社会个体的自主权利一样，正是所谓“耶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最终一般社会上的人士将会了解：只有在学校拥有全部的自治权利、每个教师及学者皆有研究自由的条件下，整个社会才会有完全的自由与平等；而这正是耶鲁的真正完整精神所在。”这是主导耶鲁历史上最著名的“抗命”事件之一的耶鲁老校长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Brewster）当年说过的一段广被传扬的话。（引自孙康宜《耶鲁，性别与文化》）——越战期间，耶鲁漠视政府对反战学生不得给予奖学金的规定，坚决遵循以申请者的学术成绩为评估唯一标准的原则，最后不惜以丢掉联邦政府一大笔资助而陷入经济困境为代价。当时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都不敢违命，惟独耶鲁逆流而上、特立独行，布鲁斯特校长因而被全美知识分子和大学校长们视为“英雄”。
其实，对教学的“放任自由”，并不等于耶鲁忽视对教学质量的掌控。这种掌控，实际上从教职员遴选的一刻就开始了。日后的教学观摩、学生评估、年度审核等等自然也是教学管理的重要一环，但其中最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对每一个教学、研究个体的充分信任和尊重。即便是我们这样职位不高的语言教师，和很多大学不同，在耶鲁，特别是在孙康宜担任系主任时的坚持下，每个人拥有宽敞的独立办公室，被视为不可或缺。我们中文项目的主持人，拥有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的牟岭，多年来更是坚持课型独立、教学自主、充分放手的领导方略，使耶鲁中文项目成为独树一帜、成果斐然的中文教育重镇。后来受聘到耶鲁任教的年轻老师就曾这样惊呼：耶鲁把一门课交给你，就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交给你了！耶鲁对语言教师的重视和尊重，真真让我们受宠若惊……。
耶鲁最重视本科生教学。任何名家大师，都必须首先给本科生开课并建立教学口碑，方能找到自己在学校的位置。于是，这样效果殊异的课堂画面，常常在耶鲁校园出现：解构学派名教授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文学经典课程在校园里最叫座，一开课就成校园盛事，这不算惊奇；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的“明清中国史”课、“现代中国史”课，本属“非主流”学科，一门课每年选修的学生却动辄四五百人，最高达到过六七百人，每每要动用全校最大的阶梯课室，一门课的助教队伍往往比普通一个系的教员都多，则就成为耶鲁校园里众口交誉的一道教学景观了！另外呢，据说在某个斯拉夫语系，一位学有专精却缺乏教学口碑的老教授，每年选课的学生寥寥无几，有时对着空无一人的课室，他也照样哇啦哇啦地开讲……
鼓励学术个性的张扬极致同时也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