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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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政王府在地安门外后海鸦儿胡同附近。炸药埋设点先选在鼓楼大街，后改烟袋斜街，最后皆作罢，定在银锭桥。选定一深夜三人到桥下掘土，吠声四起，便不敢干下去，约定次日晚上再来。第二天晚上，喻、黄两人刚埋好炸药，就被桥上行人发现。事情败露，三人全部被捕。

　　　　汪自料必死，行刺的慌乱便豁出去为临刑的慷慨。他在狱中供词长达数千言，痛斥清庭，吟诗言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首诗引出多少忧国忧民之士的滚滚热泪。

　　　　作为最具激情、最富浪漫色彩、最有个人魅力的激进党人，汪精卫几乎把革命者形像塑造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又在不经意中悄悄走向自己的反面。

　　　　布尔什维克党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曾自称为“一切都预先看到的”政治家，却不能预见自己最后以“投靠法西斯”罪名，被斯大林处死。汪精卫这位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刺客，也不能预料到自己在抗日战争前终于被刺。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大会刚刚开幕、全体中央委员摄影完毕之际，身穿西装、外罩大衣的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突然跨出人群，掏出手枪，向站在第一排正中的汪精卫连开三枪。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3、谁人看中毛泽东

　　　　孙凤鸣刺杀汪精卫的快速敏捷，决不像汪精卫刺杀载沣那样拖泥带水。

　　　　警卫拔枪反击之中会场大乱。代表们涌向门口逃生，腿脚不便的张静江被拥倒在地。

　　　　留在汪精卫背肋骨的那颗子弹最后成为他致命的创伤。1944年11月10日，其因枪伤复发死于日本。他在中国现代史中以刺客开始，以被刺告终。以杀身成仁的著名义士开始，以摇尾乞怜的头号汉奸告终。

　　　　汪精卫本身就是一个谜。他却以为用农业破产理论，便可解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产生和存在之谜。

　　　　汪精卫的死对头蒋介石则有另一种理论。

　　　　1931年5月12日，在国民党政府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何应钦代蒋作“剿匪”报告。在回答“为什么赤匪能有现在的猖獗”时，列五点理由：

　　　　“第一，自然是由于历年军阀的叛变，散军溃卒，啸集成匪，枪枝遗失的既多，于是他们就凭地势，肆行不轨”；

　　　　“第二，则是由于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它因为想暗中并吞中国，去供给它的原料，销售它的产品”；

　　　　“第三，是由于白色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以至农村濒于破产，增加了农村里的失业人数与痛苦，因此也有为生活所迫”；

　　　　“第四，则是由于过去教育制度的不良，青年在学校里头，好的只注意了知的训练，而缺少了德的修养，所以多数的青年只有一时热烈的冲动，很少有沉毅持久的操守”；

　　　　“第五，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松懈。中国因为受了几千年专制的毒害，又遭了军阀的宰割，所以社会上简直失去了自动的能力，连保卫自己的愿望与勇气，都不容易实现出来”；

　　　　“由着这些缘故，赤匪的毒害，便如溃疮一样的烂起来。”“如果我们自身不努力的话，也就说不定唐代黄巢、明末流寇之祸，又将重现于今日了。”

　　　　五条理由中，第一、四、五条原因在内部，执政的国民党难脱干系，不便多讲；第三条“白色帝国主义者”既英、美、日等，已多变成国民政府的后援，也轻描淡写只限于“经济侵略”，后果仅为农村破产，且还用了一个临界词：“濒于”。

　　　　惟独对第二条“赤色帝国主义”用语最狠。

　　　　何应钦说，赤色帝国主义“用种种方法豢养它的走狗以为奸细，同时也想利用它走狗的力量去威胁欧美，得到它外交上的胜利，所以它不惜以中国为牺牲。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的流寇也有许多，但是与现在不同的，就是现在的赤匪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所以更形猖獗了。”

　　　　于是共产党组织所以屡禁不止，红色政权所以屡扑不灭，根子就全在苏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便不过是一场“雇佣革命”了。

　　　　这是国民党人用了几十年的武器。

　　　　最常用的武器却缺乏最基本的常识。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不仅给中国共产党，而且给中国各革命团体都提供了广泛的援助。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其中绝大部分给了国民党。

　　　　1923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署后，越飞赴日，从日本热海致电马林转孙中山，宣布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的援助，并派遣教练员帮助建立军校。

　　　　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记述，军校开办前，孙中山批了300支粤造毛瑟枪给军校。但是当时兵工厂一心巴结军阀，不以军校为重，结果开学时仅仅发下30支，勉强够卫兵用；廖仲恺反复交涉也无济于事。正在此时苏联援助枪械的船只到岸，一下运来8000支步枪，全带刺刀，每支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手枪；全体学员欢呼雀跃。王柏龄回忆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蒋介石标榜的黄埔建军，本钱却来自苏俄。正是有了苏俄资助的200万卢布作为开办经费，加上提供的大批枪械，才使国民党获得了建军的基础。

　　　　除了经费和武器，苏俄还派来大批军事顾问。除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顾问的鲍罗庭和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外，专门派到军校工作的有总顾问切列潘诺夫、步兵顾问白里别列夫、炮兵顾问嘉列里、工兵顾问瓦林、政治顾问卡夫乔夫等。他们指导军事、政治训练工作，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交通通讯五大教程，成为黄埔党军后来坚强战斗力的基础。

　　　　此后，苏俄继续运来枪支弹药。1925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6万4千卢布。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

　　　　第一批有日造来福枪4000千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

　　　　第二批有苏造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

　　　　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

　　　　第四批有来福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

　　　　第二次东征大捷后，蒋介石在汕头曾说：“我们军队的组织方法是从那里来的呢？各位恐怕不知道，我们老实说，我们军队的制度实在从俄国共产党红军仿照来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蒋介石深知，黄埔党军的胜利，很大一部分应归于苏俄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

　　　　为此国民党也曾面临“卢布党”的指责。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4、谁人看中毛泽东

　　　　1924年，孙中山、汪精卫在一次答《顺天时报》记者问中，有记者问：“为什么国民党接受俄国布尔什维克每月五千金卢布资助？”“为什么广州军事学校靠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经费维持？”

　　　　孙中山、汪精卫巧妙地回答：关于国民党和黄埔军校接受经费的问题，这要有书面材料才能成立。记者君请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关于接受苏维埃资助的责难吧。如果他做不到以一点，那么他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且还负有法律上的责任。

　　　　末了孙、汪通过进一步补充，也给自己留了后路：世界上也找不到一个政党或学校会反对接受别人的资助。因此，即使证明国民党或上述学校从其他来源获得财政支持，那在道义上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为什么记者君一定要对我们的动机提出异议呢？

　　　　后来指中国共产党“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的蒋介石，当初在这方面也有颇为精彩的论述。

　　　　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东征大捷后，他在汕头总指挥部宴请苏俄顾问时讲：

　　　　“现在有人说，我们中国革命党受俄国人的指挥，在他说话人的用意，以为这句话就是可以诬蔑我们革命党的一个最好的材料。我以为作这样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面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19世纪以前知道国家主义的民族英雄而已，他并不明白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们要晓得这种褊狭的思想，在数十年以前闭关时代来说，还可算是一个爱国的英雄，但是现在20世纪就不行了。因为现在中国问题，几乎就是世界问题，若不具备世界眼光，闭了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么，革命成功的路径，恰同南辕北辙，决无成功的希望。”

　　　　蒋介石也是颇善雄辩之人。

　　　　苏联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孙中山蒋介石外，还大力援助北方的冯玉祥。

　　　　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得到了俄式步枪38828支，日式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附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大量药品等。

　　　　1926年10月底，国民军又从苏联得到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3架飞机，4000把马刀，10支火焰喷射器等。

　　　　还派遣了相当数量的军事顾问。冯玉祥回忆说，顾问组中“步骑炮工各项专门人才皆备”。苏联顾问帮助国民军新建了一些兵工修理厂，生产弹药，培养技师；按照苏俄的图纸，还制造出第一批装甲车。

　　　　1926年3月，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又签订了约1100万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并派乌斯曼诺夫（桑古尔斯基）为冯玉祥的军事总顾问，帮助他指挥国民军作战。

　　　　所以当蒋、冯先后叛变革命，被解职通缉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庭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曰：“苏俄用了三千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可见苏俄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援助之巨大。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5、谁人看中毛泽东

　　　　相形之下，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就十分有限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援助与国民党比较起来，也谨慎得多了。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不管是南陈还是北李，经济来源皆只有教书、编辑的薪水及写文章的稿费。钱稍有富裕，也仅够用于操办一两份刊物。对其他社会活动如开展学运、工运、兵运等，即使意义重大，也无力支持。

　　　　维经斯基等来华后，中国共产党进入筹建阶段，社会工作急剧增加，不仅党员多数渐渐不能兼职教书、编辑、写文章以获取薪金，而且仅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所需费用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支付能力。因此，上海党组织最先接受了维经斯基提供的经费援助。当时这种最初的援助带有很大的临时性质。1921年1月维经斯基一离开，立即经费无着，各种宣传工作，特别是用于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不得不停止。派包惠僧南下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15余元路费都拿不出来，只有从私人手里借钱才算了事。

　　　　连路费都无着的这些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接受外援仍然十分谨慎。

　　　　陈独秀就主张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

　　　　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其汇报工作、受其领导。

　　　　后来陈独秀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广州有人在报上骂他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在这种压力下，陈更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党人有哪一个不想独立。但若不能自主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不久，与当时主持上海小组工作的李汉俊、李达会晤时，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援助，但必须先交出工作计划和预算。李汉俊和李达当场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援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支配。否则，我们并不期望依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开展工作。

　　　　马林同二李的关系因此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阴影。

　　　　张国焘则取另一态度。他是最先认为应该接受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及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

　　　　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张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

　　　　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本着这种立场，陈独秀与马林谈成僵局。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陈独秀不同意马林的意见，他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双方对此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料陈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6、谁人看中毛泽东

　　　　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但经费问题毕竟是极其现实的问题，很快，连火气很大的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他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继之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它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费。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