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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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幸德秋水和界利彦把它译作了日文的“共产党”。朱执信方便地将日文中的汉字照搬了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通过朱执信那支不经意的笔在中国大地产生。怕它的人咒骂它“共产共妻”，爱它的人则敬它“消灭私有制”；未被完全译出来的那部分意思便无人再去细想了。
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翻译它的朱执信于1919年去世，无从知晓了。
第二章：东方之梦 4、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日本比中国早36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容许这一学说作为反面材料出现。
所以在日本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加藤弘治，就是这一学说的坚决反对者。他在《真政的大意》一书中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学说，……大同小异，都主张消灭私有财产”，是对社会治安“最为有害的制度”。
哲学家西周在《百学连环》中首次提到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为了向天皇献策，“主宰世界者不能不考虑此等事”，“惟防之于未然”。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声色俱厉的批判声中传到日本。
明治天皇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是空前强有力的批判武器，最不害怕的就是批判。
于是便一发而难收。
1882年被称为“东方卢梭”的中江兆民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马克思主义；1893年草鹿丁卯次郎写的《马克思与拉萨尔》；1903年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安部矶雄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07年界利彦等的《社会主义纲要》等，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获得广泛传播。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这些最新的理论便被同盟会会员们一批一批翻译介绍到中国。
戴季陶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文版一书的前四章译成中文，译名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全书由戴季陶和胡汉民、朱执信、李汉俊四人合译。这是中国人最早了解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戴季陶在自述中说：“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的工夫”；还说：“要想免去阶级竞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只有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
胡汉民则将日文版《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中惟物史观部分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胡汉民说：“以上所译述，最主要的为经济学批判序，是马克思惟物史观的纲领。马克思自称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后来的学问，都以这个为导线。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有拿他当作宗教上的经典一样贵重的。”这位后来的国民党右派断言，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是到了马克思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而惟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
早期国民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们把这些新思想介绍到中国，在长期沉寂黑暗的中国思想界，确实擦着了几分光亮。
所以瞿秋白1927年2月说：“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国民党元老当初介绍马克思主义如此不遗余力，是后来那些视马克思主义如洪水猛兽的国民党新贵们能想像到的么？
通过他们的介绍，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惟物主义”、“惟心主义”等等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1897年从美国带回来的。
西方有学者说，文化的联系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反应会迅速传递给另一个国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是日本文明的发源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成为中国获取新思想的来源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玄庐、邵力子、周佛海等都是留日学生；后来彭湃、王若飞、周恩来、杨匏安、杨闇公、董必武等也先后留日。
对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最大的，却不是大久保利通和伊博文这样的日本政客，而是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这样的日本学者。
第二章：东方之梦 5、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共产党人中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李大钊，1913年至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期，就爱读河上肇的著作，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的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著作，就是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当时为了师从河上先生，周恩来特地提出入学申请，想选修京都帝国大学的经济系课程，未成。又去京都亽南开同学吴瀚涛处住了一段，想见河上肇教授本人，仍未成。后来周恩来归国，箱子里的重要物件就是河上肇的书。
郭沫若则在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时，给朋友成仿吾写信道：“这本书的翻译，使我的一生来了一个转折。把我从半睡眠状态下唤醒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中拉出来的是它，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的是它。”
没有去过日本的毛泽东，对河上肇也留有很深印像。至今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还陈列着毛泽东早年阅读过的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960年率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的野间宏回忆，毛泽东对他说过：“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每年都再版发行。”
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最初对日本革命的期望，要远远大于对中国革命的期望。1922年1月25日，《真理报》刊载季诺维也夫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称“日本是远东的钥匙”，“没有日本革命，远东的经济革命都是小杯里的小风暴”；认为在日本发生的革命，将会左右在中国乃至在整个远东发生的革命。但是向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却没有走上如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
1901年，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等人发起组织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宣言中提出“彻底废除阶级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劳动问题”。
在日本政府镇压之下，该党只存在了一天。
1908年，日本政府捏造了个企图谋杀天皇的“大逆事件”，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被捕，幸德秋水等24人被判处死刑。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之后，在第三国际帮助下，日本终于成立了共产党，但发展艰难。
虽然片山潜等日本革命者与俄国革命先驱普列汉诺夫1904年就在荷兰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建立了联系，但日本革命除了理论探讨，一直不能进入实施阶段。因为日本已经为另外一种主义聚集了足够的能量：法西斯主义。
毛泽东1928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却没有任何日本人或共产国际的任何革命者写一篇《日本的红色政权为什么不能够存在》。进而再写一篇：《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在日本存在并疯狂发展》。
第二章：东方之梦 1、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
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地出入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就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在图书馆工作，有人便说：革命起于图书馆。
法西斯也起于图书馆。
1904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21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殚精竭虑地苦读。两年之后，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
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之鼻祖北一辉。
北一辉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他在书中说，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
其本意是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社会主义大革命”，但他倾注心血之作吓坏了日本内阁。虽然自费出版，也被政府禁止发行。
此时的北一辉崇尚民权革命，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者。面对禁锢得连书都不能出的日本，他转而为中国革命奔走：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张继，而且一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消息，便立即前往中国，甚至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并且在中国把他的名字由辉次郎改为了北一辉。
五…四运动冲垮了曾立志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北一辉。他把这一运动看作是排日运动，“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他为此绝食。抗议不成，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我看到，这十余年间特别加速腐败堕落的我国，若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过问，则无论是对世界政策，还是对华政策或国内政策，都显然要濒于毁灭”。他的结论是“让日本之魂从底层翻腾起来，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回国之前，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法西斯主义研究。
中国青年志士去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日本法西斯组织却派人来中国寻找其领袖人物。1919年8月，标榜为“国家主义”的日本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中国寻找北一辉。
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三岁，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与北一辉齐名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两个思想领袖。大川对中国并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国东北“满铁”任职。但当他8月23日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房子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还是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后者过得如此清苦，仅靠吃米饭团喝清水，在撰写8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7卷交给大川，约定写完第8卷立即回国。他要在上海完成其法西斯思想的代表作。
北一辉已经从中国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了，决心完全效力于日本国家主义。他把革命与扩张合为一体，认为“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
在上海亭子间泡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虽也主张限制私人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他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与俄国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类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于是他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跳板。
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好像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其实说反了。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他说：“如马克思，虽生于德国，然而系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之犹太人，故其主义虽首先并非筑基于国家而是筑基于社会之上，但若我日本作为社会组织而有所求时，则惟见国家”；所以“社会主义于日本即成国家主义”。
他的服务对像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像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谋面的伙伴一样，很快变成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后的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运动收获颇丰的一年。
该年5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战斗的法西斯”；
该年9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同是9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当俄国革命刚刚成功、德国革命正在进行、中国革命行将开始之时，法西斯主义也不约而同，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呱呱坠地了。
法西斯主义若要生根，必须凭借危机。
日本正因出兵西伯利亚和“米骚动”面临空前之危机。
贫困，日本人才伟大，他们又能忍耐；
物价无止境地上涨也罢，喝喝开水稀粥照样活。
啊！逍遥自在呀！
吃南京米又挨南京虫咬，住在猪圈般的房子里；
尽管选举权也没有，说是日本国民也自豪。
啊！逍遥自在呀！
膨胀，膨胀，国力膨胀，资本家的横暴膨胀；
俺老婆的肚子膨胀，贫困也更加膨胀。
啊！逍遥自在呀！
第二章：东方之梦 2、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
这是一首1918年在日本流行的民谣。
南京米即中国运去的米。南京虫即臭虫。这首民谣传唱很广，是此时期日本两极分化、官僚腐败的真实写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政府以解救各国战俘和收回协约国战争物资为借口，出兵干涉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此事大大激发了日本的野心，大正天皇和内阁已经在讨论将东西伯利亚并入日本的可能性了。
结果事与愿违。刚刚出兵西伯利，国内就发生了“米骚动”，波及32县，70万人加入，日本政府大受震动。害怕日本也出现俄国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式的革命，天皇和历来反对政党内阁的重臣，都不得不同意政党组阁。
于是日本最早的政党内阁──政友会的原敬内阁产生。
政党内阁在日本，一开始就是个减压阀和维持会。正因如此，从该内阁起，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三个最重要的位置，执政党都不能安排。国家安全问题更在政党管辖范围之外。
政党政治从开始在日本就是个门面。
门面也维持不住。第一届内阁首相就死于非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后一块肥肉。连列强都担心争夺这块肥肉时，可能引发另一次世界大战。出于这种考虑，1921年8月，由美国出面，邀请英、法、日、意、比、荷、葡以及中国共9国，在华盛顿开会商讨裁军和中国问题。会议达成的《九国公约》规定：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中国要对各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该公约虽然是利益妥协的产物，同时要求中国必须实施门户开放，让各国利益匀沾，但对当时政治混乱的中国来说，客观上还是限制了列强的殖民活动，对国家保持领土完整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原敬内阁代表日本宣布收回二十一条中的部分不平等条约，交还青岛等前德国殖民地，对中国作出一些让步。这一举动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