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园林文化象征-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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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政治意义在先的皇家园林象征大一统的承德避暑山庄（1）
承德避暑山庄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建成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历时八十七年，是清代皇帝夏日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为我国著名的古代帝王宫苑，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园林，占地面积五百六十四万平方米。 避暑山庄包括宫殿区、苑林区。苑林区内安排湖景区、平原景区、山景区，湖景区浓郁的江南情调、平原景区的塞外景观和山景区的北方名山身影象征疆土。宫墙周长约二十里，采用有雉堞（女墙）的城墙形式，象征长城。园外东部和北部的外八庙各具汉、藏、蒙、维等民族建筑风格，与山庄内建筑意蕴呼应，象征清王朝对多民族国家的统治。因此，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建筑蕴含的政治象征义大大高于一般行宫的游憩意义。乾隆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写道：“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可见，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建筑象征清统治者的国家观念。通过建筑，可以看到这种国家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满族为多民族国家的核心，居最高统治地位，推动多民族和睦共存的大一统局面形成；二是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在保持满族文化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利用汉族文化维持国家政治正常运行。这两点贯穿了整个清朝统治时期。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以建筑象征的形式忠实记录了这两点政治内涵，因而具有不同于其他皇家园林的历史价值。 象征维护国家统一和满族的最高统治地位山庄的宫殿区制式为缩小的紫禁城，坐北向南，以万岁照房为界，分前朝和寝宫两部分。皇帝在前朝处理朝政，举行庆典，接见王公大臣、少数民族政教首领及外国使臣。正宫有一条中轴线，全部建筑分九进安排，象征帝王“居中”、“至高”的尊贵地位。 山庄正门名“丽正门”，为正宫中轴线的起点。位置正南居中，属后天八卦离位。《周易·说卦》：“离为火，为日。”又：“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其意与北京城正阳门相同，象征光明正大，元朝时北京城南中门就叫丽正门。“丽正门”三字用满、藏、汉、维、蒙五种文字镌刻，象征全国各民族和睦相处，祖国统一。 丽正门后是午门，康熙、乾隆曾在那里多次检阅侍卫的步射技巧，所以又称作“阅射门”。门厅墙壁上镶嵌着乾隆的三首阅射诗和一首策马诗，记述了乾隆十二岁时在此练射，二十箭中九箭的情景。“阅射门”象征帝王肯定“骑射”对创建和巩固清王朝的重要作用，弘扬满族以“骑射”为主要内容的“尚武”精神。 平原区主要是草地和树林。区内建有不同规格的蒙古包二十多座，其中最大的一座直径七丈二尺，是皇帝临时办公的地方，乾隆经常在此召见少数民族使节，象征团结蒙古和各民族。 从康熙到乾隆这段时间内，是边疆多事之秋。蒙古准噶尔部势力在噶尔丹率领下，一直到达天山南路，并自称可汗，向康熙提出北方统治权的要求。乾隆时期，居住在新疆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发生大和卓、小和卓叛乱。针对边疆问题，康熙、雍正和乾隆采取武攻文治张弛兼用的办法，康熙先后两次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打败噶尔丹，平定叛乱。乾隆也派兵镇压了大和卓、小和卓叛乱，同时，重视与各民族修好关系，和睦共处。外八庙建筑特别体现了“文治”策略的象征义。 “溥仁寺”。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是唯一现存的康熙时期兴建的寺庙。建庙前不久，清政府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又逢康熙的六十寿辰临近之际，“众蒙古部落，咸圣阙廷，奉行朝贺，不谋同辞，具疏陈恳，愿建刹宇，为朕祝厘”，康熙以此为由，兴建溥仁寺。寺庙寓意施仁政于远荒，取名“溥仁”。溥仁寺的兴建，象征康熙皇帝对巩固边疆的高度重视，反映出康熙加强对厄鲁特、喀尔喀等蒙古地区的行政管理和中央政府与蒙古各部联系的考虑。同时建造的还有“溥善寺”。 “普宁寺”。俗称“大佛寺”，寺名象征“普天之下永远安宁”。建筑前部依汉传佛教传统的“伽蓝七堂”方式布置，主殿大雄宝殿内供奉三世佛。后半部建在九米多高的台基上，模仿西藏的三摩耶庙，以大乘之阁为中心，按“须弥山”和“九山八海”的格局构筑，具有鲜明的藏族建筑特点。主建筑大乘之阁高三十六米七五，外观正面六层重檐，阁内的千眼千手观音菩萨立像高二十二米二三，用松、柏、榆、杉、椴五种木材雕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雕像之一，具有汉族建筑风格。普宁寺融会汉、藏建筑风格，又兼容汉、藏两地对佛教的不同理解，象征了民族大融合、普天之下同享安宁的愿望。 “普佑寺”。建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庆贺乾隆皇帝五十大寿、皇太后七十大寿和清军平定西北边疆叛乱而建。普佑寺为经学院，分为显宗、密宗、医学、历算四大部，反映乾隆对宗教和文化的重视，并借此保佑天下太平。 “安远庙”。仿新疆伊犁固尔扎庙而建，俗称“伊犁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阿睦尔撒纳叛乱，达什达瓦率部投归清政府，乾隆皇帝为了安抚达什达瓦部落，将他们迁徙到承德定居，并在驻地山冈上建安远庙。安远庙落成后，不仅成为达什达瓦部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清王朝用来举行民族事务的场所，象征安抚远方各民族，巩固北部边防，维护国家统一。 “普乐寺”。建筑布局分前后两部分，前部由山门至宗印殿为汉族寺庙的传统形式。后部为坛城，城墙三重，第二层墙上四角和四面正中各置琉璃喇嘛塔一座，体现藏族建筑风格。主体建筑“旭光阁”，重檐圆顶，与北京天坛祈年殿相仿。阁内须弥座上置大型曼陀罗模型，曼陀罗上供双身立姿铜质“欢喜佛”像。欢喜佛原为印度古代传说中的神，佛教密宗沿用，在藏传佛教中为密宗本尊神，即佛教中“欲天”、“爱神”，塑像呈男女裸身相抱之状。男像正面对磬锤峰，表示“智慧”，女像遥对永佑寺舍利塔，表示“禅定”，此是佛教密宗最高修炼形式。整个建筑充分反映多民族建筑融会风格，融会的建筑风格与欢喜佛像象征“普天同乐”。 “普陀宗乘之庙”。“普陀宗乘”是藏语“布达拉”的汉译，建筑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有“小布达拉宫”美誉。普陀宗乘之庙的建筑风格象征清王朝对藏民族的重视。普陀宗乘之庙位于山庄外面，与其他庙宇成拱卫山庄之势，象征臣服清的统治。此庙落成时，从伏尔加河流域率众返回祖国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来承德朝见乾隆皇帝，为此乾隆皇帝亲笔御书《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刻巨石立碑于庙内。象征四海来归、天下统一的强盛局面。
第四部分：政治意义在先的皇家园林象征大一统的承德避暑山庄（2）
“殊像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帝同他母亲钮钴禄氏去山西五台山朝拜进香，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专门供奉文殊菩萨。佛教称文殊菩萨“智慧”、“辩才”第一，塑像骑狮子，手持宝剑，暗喻智慧即力量，智慧如利剑如猛兽，无往而不胜。文殊菩萨含有的寓意引起一向重视文治的乾隆注意，回到北京后特在香山静宜园仿五台山殊像寺建“宝相寺”。接着又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夏季于避暑山庄普陀宗乘之庙西建造殊像寺。殊像寺象征乾隆以“文治”替代“武攻”的治国方略，反映满族统治者从马背攻城略地的匹夫之勇到重视先进文化治国的转变。 “须弥福寿之庙”。“须弥福寿”是藏语“扎什伦布”的汉译，因建筑仿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而得名。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长途跋涉两万余里，从日喀则来到承德，庆祝乾隆七十寿辰，乾隆皇帝对此极为重视，认为这是清王朝“吉祥盛世”的象征，命仿六世班禅居住的扎什伦布寺建造此庙。 象征积极吸收汉族文化接受和利用汉族文化是满族一入关就采用的方针，并延续到清末。用人方面从吴三桂、洪承畴到曾国藩、李鸿章，汉族官员在稳固清政权方面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这是清统治者的明智之处。康熙、乾隆不但没有丝毫削弱尊重汉族文化的既往方针，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满族，汉化程度愈来愈深，康熙三十六景和乾隆三十六景的布置及题名、题词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汉学修养已达到了相当水平。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康熙、乾隆之喜欢舞文弄墨，到处题词，恐怕不是单纯为了炫耀学识，而是象征尊重汉文化的态度和多民族融合的方针，这与“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的建园初衷是一致的。避暑山庄建筑的汉族风格象征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同和吸收。 “水芳岩秀”，建筑面阔七间，进深两间，坐落于山石水景边。因山庄内泉水甘甜绵软，康熙有诗赞曰“岩秀原增寿，水芳可谢医”，更有对联描绘其环境优美：“自有山川开北极；天然风景胜西湖。”康熙曾选作寝宫。 “曲水荷香”，按王羲之《兰亭序》意境建造，重设兰亭雅事场景，附庸风雅。康熙诗云：“兰亭曲水也虚名，空设流觞金玉羹。” “香远益清”，康熙说此处“出水涟漪，香远益清，不染偏奇”，引用周敦颐《爱莲说》文意题名“香远益清”。乾隆也题诗赞道：“春光六月天，照影濯清涟。逸韵风前别，生香雨后鲜。” “水流云在亭”，取杜甫《江亭》中“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诗意。康熙为亭题字：“雨后云峰澄，水流远自凝。岸花催短鬓，高年寸寸增。”感慨年华流逝。 “芝径云堤”，长堤把湖面分成左右两半，自然天成。相传，康熙初来此赏景时，跑来一只梅花鹿，嘴里衔着一株三茎三头的大灵芝，跑到康熙皇帝面前哞哞鸣叫，并围着他转了三圈才离去。民间向来把梅花鹿看作瑞兽，灵芝是仙草，康熙当即命人按灵芝形状修建长堤。此传说象征康熙是圣人下凡。 “沧浪屿”，仿苏州沧浪亭意境而建，园内有康熙题名的“双松书屋”。 “澹泊敬诚殿”，意取诸葛亮“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殿面阔七间，为举行重大节日庆典活动之所。该殿康熙年间建成，乾隆遵从祖父康熙淡泊名利的祖训，放弃扩建改造，并名“澹泊敬诚”。殿内收藏古今图书一万余册。 “宁静斋”，依山构建三间建筑，远山近水，环境幽静，为清帝读书之所。象征淡泊宁静，无为而治。 “烟雨楼”，仿浙江嘉兴烟雨楼而建，乾隆御书“烟雨楼”匾额。一天，乾隆登楼观雨，即兴赋诗一首：“最宜雨态烟容处，无碍天高地广文。却胜南巡凭赏者，平湖风递芍荷芬。” 除上面提到的几处景点外，在康熙三十六景中，还有如烟波致爽、梨花伴月、风泉清听、濠濮间想、水流云在等，在乾隆三十六景中还有冷香亭、采菱渡、澄观斋、玉琴轩、临芳墅、知鱼矶等题名和布置都能做到风雅有致，有的深得汉文化之堂奥，竟无丝毫马背民族粗俗之气。当然，这些题名许多脱胎于江南园林，或出自于御用文人，不一定出自康熙、乾隆之口，但作为满族帝王能在汉文化环境中过消夏生活，或不时题对联点景、补白、寓意，感悟汉文化的精神，说明他们已经是汉文化的部分接受者了。至于前述“阅射门”象征帝王肯定“骑射”对创建和巩固清王朝的重要作用，弘扬满族以“骑射”为主要内容的“尚武”精神，这是清朝统治者的另一方面态度，即保持满族文化独立性，以保证满族的统治权。一直到1910年“皇族内阁”成立，“满族为体、汉族为用”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两种政治态度和治国策略，表明了清朝统治者的复杂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