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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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照此口径，我国早已城市化。二是城市行政辖区扩大和城镇数量增多之后，城市功能却没有相应增强，人口、资本、资源、市场的聚集效应都不足。这起因于上述的小城镇局限，也与城市管理中的制度供给‘过剩’、地方保护加剧有直接关系。城乡间大市场受阻于辖区小圈子，连同一城市的区之间也搞起了封锁。三是模糊了城市概念与城乡边界，最大‘城市’辖区可达12000多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偏低，城乡结合部管理薄弱、问题多。由此带来的土地问题尤为严重。城市得以“摊大饼”式扩张，郊区农村干部热衷于租售土地，90年代全国耕地锐减与建置‘城市化’同步加快，很难说两者没有关联……”
　　尽管城市化到今天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封锁，如果当年我们的乡镇企业不是遍地开花，而是集中发展，如今这1亿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至少有3亿人已经转为城市人口。那样的话，今天的中国至少有5…6亿城市人口，而不是目前的3亿城镇人口。
　　另外，如果文革期间，中国不是为了搞备战备荒，大搞“三线”建设，将企业大批迁往中西部山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本来还会更快。由于“三线”建设和户籍管制下造成的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中国这两次工业浪潮基本与城市化无缘，以致今天仍然有大批的农村人口滞留农村。
　　晚了，炉灶已经搭起，框架已经形成，再调整谈何容易！现在谁都认识到打破二元结构的重要性，谁都认识到要尽可能地减少农民的数量，不减少农民比例，中国难以早日实现现代化。但怎么减少？你敢放手让农民自由流动吗？看看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做法，北京至今对户口管制没有丝毫放松，最近又在加强对外地人的管理，要求在2001年7月31日之前重新办理《暂住证》，并将新的《暂住证》分为A、B、C三种。你看，又要在进京人口中划分等级。这就是我们国家一些管理部门的水平。要是不搞不平等心里就难受。看似在维护首都的安全，实际上丝毫不起作用。2000年11月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北京市在不到10年的时间人口又增加了300多万。你卡着户口不给办理，外地人不还是照样进京吗？你这种僵死的户籍管理到底在管谁？有门有路子有钱的人，户口照样进京，没门没路子的人，只好干等。这种户籍管制给权力部门多少寻租的机会！到底是谁捞到了好处？谁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我认为说到底是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受到了损害。看看国外一些文章是怎样在攻击中国，“户籍制度如同种族歧视”。中国有必要给外人这种口实和借口吗？
　　北京市至今不贯彻落实国务院早就颁发的孩子落户口随父随母自便的政策。许多妻子户口在外地的家庭，孩子户口不能落北京。只是在2001年6月，北京市才向那些1992…1996年之间出生的孩子开了一条口子，允许这批孩子随父亲转户口，但也不是全部。目前的北京，有多少人家一家几口已在城市里生活了多年，有自己的产权房和固定的收入，但妻子的户口就是来不了，孩子甚至连户口也没上。这就是北京的现状。刘淇市长在2001年3月人大会期间曾经说，北京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全国最高的。我这里就不明白刘市长所指的社会发展水平包括哪些内容。是英格尔斯那现代化的十条标准吗？那十条标准并没有包括户籍管制，因为在外国人的眼里，根本不存在户籍问题。你北京连最基本的自由迁徙的标准都没达标，谈何实现现代化！谈何社会发展水平最高！
　　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基本权利之一。但延续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制度今天在中国仍有强大的惯性。要想改变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传统做法是极其困难的。一位学者在开会时曾讲出这样的话：“现在不是落实政策的问题了，而是落实宪法的问题。”1975年的宪法为什么要把迁徙自由这一公民权利拿掉？这种文革时期极左的做法对吗？为什么我国到今天还要坚持“四人帮”时代的东西？这不咄咄怪事吗？因此，我建议，人大常委会要尽快开会修改中国宪法，恢复宪法中迁徙自由这一基本公民权利。
　　由于僵死的人口束缚，中国的城市化滞后已经是人皆知之的事情，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也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在如何城市化上面，管理层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最大的分歧集中在“小城镇”战略上。2001年6月份我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了一篇名为“中国应当怎样城市化”的文章。在“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市？”一节中，我这样写道：
　　目前，发展小城镇的说法甚嚣尘上。但在我看来，提出这种看法的人不是怕农民进城影响自己的生活，就是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思维模式。靠发展小城镇吸引农民进城纯粹是一腔情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城市有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律，城市的产生不是人脑中的产物，而是客观形成的。城市的形成有几大要素，一是物流，二是资金流，三是信息流。三者缺一不可。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小城镇由于缺乏这些要素，在民工潮汹涌的这10几年里，民工潮对于中小城市基本是呼啸而过。农民一出村就奔着大城市去。
　　看看当今打工者聚集的地区和城市，基本上是中大城市。北京有五六百万，上海有五六百万，广州有五六百万，深圳有五六百万。目前大约5000万人的打工者基本聚集大城市。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只有大城市才有财富，才有资金，才能挣到钱。到小地方，既没有就业的机会，也没有较高的工资。所以，民工一出村，目标就盯着中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你硬要反其道而行之，硬要发展小城镇，只能是异想天开。
　　农民根据市场情况自由择业的现实，与我们计划和政策制定和管理者的设想开了一个有趣的玩笑。早就有专业部门仔细测算过，城市越大，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越小，城市越大，人均占地面积越少。城市越小，全要素生产率就越低，人均GDP就越少。例如，5万人以下的城镇人均GDP只能达到1280元，全要素生产率为86％，而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之比却是1：1。28。而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GDP可达到4888元，全要素生产率为151％，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比仅为0。59。另外，人口越多的城市，人均占地面积越小。以目前的中国城市状况看，200万以上的城市人均非耕地面积仅为5。4平方米，人均建成区面积为66平方米。而人口少与20万的城市人均非耕地面积为52。7平方米，人均建成区面积132平方米。因此，要想追求集约效应，节约土地资源，城市规模必须要大，一般在200万人口以上比较合适。　
　　但有人认为城市也并非越大越好，超过1000万人之后会对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譬如目前的天津、北京都面临着水危机的威胁，上海面临着热岛效应等城市病的威胁。因此，目前我国对城市发展态度基本上是控制北京和上海一类特大城市，放手发展一二百万人的中小城市。
　　我对这一观点持特别怀疑的态度。这是因为中国的特大城市与西方国家的特大城市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北京的水危机完全是工业用水造成的，是不合理的工业布局造成的，与人口多少根本没关系。因此我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的城市真得大吗？”
　　以北京为例，去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查出人口1340万，但城区人口实际上只有570万。上海总人口1700多万，但市内人口大约为700万。所以，我国的特大城市还远远比不上国际上那些真正的人口稠密的特大城市。去年，当北京召开世界大城市市长会议时，《经济日报》曾列出一张世界十大城市简况表来，说北京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618人，而汉城是1。8万人。两相对照出入也太大了。问题就出在统计方法不一样。中国是将行政区划当做城市规模，将郊区面积和农民人口也都包括在内，结果，上海市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2034人，圣保罗是7620人，莫斯科8935人，东京、汉城和雅加达都高达一万多人。看了这张统计表就会感到中国所谓的城市化率参了多少水分。
　　北京市的面积连延庆县的燕山山脉和密云县的水库面积都计算在内，为16807平方公里，而汉城只有604平方公里，北京市的面积是汉城的28倍。这叫什么城市？实际上北京市城区的面积只有不到1000平方公里，《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7月26日报道说，北京市区目前总面积为1040平方公里，总人口为570万，与香港大体相等，但北京的城市建设用地为500平方公里，是香港的5倍。因此，按城建面积计算，香港的人口密度要比北京大得多。
　　实际上，北京市城区的面积今天连500平方公里也没有。不信咱们可以算算看，北京市的四环路刚刚开通，总长65。3公里，以此数除4，等于16。3，然后相乘，等于265，也就是说北京市四环路以内的总面积仅为265平方公里。即使如此，四环以内也没住满。相比之下，伊斯坦布尔、圣保罗、墨西哥城和德里的城区面积都在1500平方公里左右，比北京大得多。北京要发展成那种规模还差得远。
　　要是按四环路以内的面积和人口来计算，570万人口除265平方公里，北京市城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为21510人，远远大与汉城和东京的人口密度，更高于圣保罗和莫斯科这样的城市。因此，北京今后的发展前景是继续向郊区扩大，至少扩展到八环路那么大的范围，才能与世界当今的特大城市相比。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根本还不算什么大城市，之所以认为它们是大城市，完全是因“建置城市化”统计数字造城的。。北京在世界上只是一个中等城市，北京和上海根本不应列入世界十大城市之内。北京市的人口规模实际上连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都比不上。因此，北京根本不在人口需要控制发展的城市之列。事实的确如此，看看北京这些年来，城市拓展了多少，房子盖了多少，至今也没看出有停顿和放缓的迹象。其原因说穿了，北京还根本不是什么大城市。至于说上海，也大有开发潜力。象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都至少有20年的发展空间。所以，房地产业的企业必须看清这一趋势，在区域发展上做好规划。
　　象北京目前每年商品房的销售额在400亿元左右。每年的增幅平均大约为10％。有人估计，2003年北京商品房的销售额将达到600亿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我认为这种分析和预测都是保守的。北京完全可以放开手来大干，只要放开什么户籍管制，北京市立刻可以发展到一定规模，北京的明天将更美好。
　　截止1999年底，我国城市数量666个，人口超过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32个，人口在50…100之间的大城市43个，人口20…50万的中等城市192个，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400多个，其行政区划内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0。4％。目前，我国国民收入的50％、工业产值的70％、工业利税的80％都产生于这些城市，90％以上的科研力量和高等教育集中在这些城市。城市已成为高科技、通信、交通、金融、信息、教育的主要载体。有报道说，未来10年，我国将有1。5…2亿农村人口转移进城市。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0％。但直到今天为止，人们对城市的发展规律似乎并不是太清楚，对发展城市的手法也不是太清楚。建国后前50年，中国发展城市的方法基本是计划经济手段。今后几十年，中国发展城市的手段还能是计划经济吗？因此，我对一些专家仍然按计划经济那种方法得出的估算都半信半疑。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今后到底以什么手段来搞城市化？城市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首先要弄清城市的功能是什么，人类为什么集中居住到城市里，这些人靠什么来生活？具体说来，城市的兴起一与行政管理有关，二与商业贸易有关。古代城市就是统治者集中居住的地方，当然，统治者一般选择自然条件良好、商业交通便利、人口兴旺、水草粮产丰盛的地方居住。象中国早年的咸阳、洛阳、长安、开封都属于这种地方。统治者靠赋税供养和生存，他们也是根据收入能力来搞建筑的。象满人入主北京后，由于财政拮据，无力维持紫禁城的修缮，致使故宫内许多宫殿闲置破旧多年。而大唐盛年，首都长安大兴土木修建宫殿，由此带动了整个城市手工业、商业、学堂和宗教寺庙的繁荣发展。据测量，唐代长安城比今天西安市的建成区占地面积大6倍，由此可见唐朝鼎盛之一斑。
　　农业社会的城市往往与政治中心、商业中心和交通要衢有关。工业时期的城市往往与工业生产基地的崛起和商贸要地有关系。如美国的纽约便是典型。在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上，还有一类城市是与国际贸易和交往有关，这就是近代以来沿海地区兴起的各大城市，如天津、上海、青岛、烟台、深圳等城市都与对外开放有关。但对外开放城市的兴起必须有个条件，那就是不仅要有外资还要有国内资本的支持。假如没有太平天国时期地主资本的支持，上海不会这么快地发展起来。由于天平军革命，致使大批农村地主携带资金避难上海，将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资本。
　　中国封建地主和封建官僚资本向工商资本的转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驱赶了大批地主资本进入城市，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将北京等地一批遗老遗少的官僚资本赶入天津和青岛这样的殖民地城市。正是有了这两次革命性的驱赶，才促进了中国沿海现代城市的发展。上海、天津和青岛这三个典型半殖民地城市发展起来。
　　如果说上海、天津和青岛这样的城市除了居住功能外，还有很大的生产功能，那么象北京这样的封建都城就很难称得上生产功能了。解放前的北京，完全是个消费城市，连根钉子和火柴都不能制造，工人的比例只占城市人口的百分之六，还全集中在服务业上。之所以有北京这个城市，完全是因为它是封建统治者的居住地。解放后，中国的城市基本上在原先的基础上发展。新建的城市大部分是由于工业原因而诞生的，譬如攀枝花市、大庆市、东营市、十堰市、克拉玛依市等。总起来看，中国的城市还是以综合性的城市为主，纯粹的工业城有一批，但不多，并且这些工业城市往往面临着资源枯竭而衰落的威胁。
　　今后的中国，靠现有和原有的这些城市是否可以容纳得了未来20年内新增的3—4亿农村人口？从人口上看，如果2020年中国人口达到14亿，那么至少要有7亿人居住在城市里才算达到了50％的城市化率。7亿人口那就意味着比现在的城市人口要翻一番还要多。如果这些人都涌入现有的城市，那么今天这666个城市的规模就要膨胀一倍多。如果这666个城市的吞吐功能难以承载这些人口，那就要外建新城市来容纳农村人口。如此看来，今后的20年，中国要两条腿走路，一边靠老城市吸纳农村人口，一边靠建新城市吸纳农村人口。
　　关于建新城市，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已经积累了经验。象深圳就是一个典型。未来的20年，中国能不能再建几个深圳？现在需要人们大胆的设想。如果没有大思路，没有大胆魄，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没出息，没希望的。深圳现在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