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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刀子和刀子 作者:何大草-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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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你每次都是这样说。我把她的身子扳回来,我说,好,好,让这些情书见他妈的鬼吧。我就把这些纸片撕成了纸条,再撕成了碎屑。朱朱说,男人真可怕。
  我就在心里嘀咕,可怜的男人啊。
  朱朱曾经给我讲过,她家有好几个男人,爷爷,外公、爸爸,舅舅,伯父,叔叔,堂兄,堂弟……都硬朗,吃得饭,有力气。有一回外婆烧白油豆腐,油多了就不冒烟,外公夹了一块放到嘴里,烫得哇哇乱叫,隔着一张饭桌,他一拳就把外婆打了个四脚朝天。当时朱朱还只有五岁,吓得躲到桌子下面,连哭都不敢哭。朱朱现在给我讲起这件事,嘴皮都还在打哆嗦。她说,从那以后,看见妈妈烧白油豆腐,她心里就发慌,唯恐爸爸也给妈妈一家伙。好在白油豆腐至今没有出过事,可谁知道明天会不会出呢?朱朱的爸爸是派出所的户籍警察,白天寡言少语,偶尔说两句,都是正经八百的大官话。晚上就不同了,后半夜回家,钥匙对不准钥匙孔,就咚咚地砸门板。朱朱去开门,总嗅到呛人的酒气。他不洗澡,不脱衣服,不换拖鞋,踉踉跄跄,径直进了卧室,就饿虎一般朝床上扑,朱朱的妈妈就算是一头狐狸精,也是无法撒娇、无处可逃了,狐狸精一下子就成了兔子、老鼠、绵羊、白毛的猪儿,咩咩地叫和咩咩地哭,门没有关,木板床山摇地动。朱朱呢?朱朱说,我就缩在被窝里,恨不得把自己都缩得没有了。朱朱说这种事情的时候,我总是不插话。我从不把家里的事情说给别人听,就连陶陶我也不说。
  我不懂什么叫做隐私权。我不说,是觉得这种事情,给谁说了都是白说。
  那个晚上,当朱朱的公交车驶去以后,我站在风中,忽然想到我有一天也会成为哪个男人的老婆吧,也许是陶陶,也许不是。不管是谁,我都要他永远不对我动手动脚地动粗。他应该爱护我,就像我会好好爱护他一样。我宁肯他比我弱,需要我、巴结我、离不开我,哪怕他是一个小男人,苍白、干巴,热起来浑身冒汗,冷起来浑身发抖,就像一只丧家犬。我要他对我好,如同朱朱那样的对我好。当然,陶陶不会是朱朱,也不会是他的任何一个小兄弟。陶陶怎么会巴结我呢?
  我忽然发现,我其实对陶陶知道得很少。朱朱也许说得对,谁说得清呢,男孩子的心思……是啊,我弄不明白,陶陶为什么要怕宋小豆呢,为什么要对包京生一忍再忍呢?我真是抠破头皮也弄不明白啊。当然反过来想想,陶陶可能觉得我也是一团糟,或者一团谜吧。谁会相信呢,我们这两个看起来莽莽撞撞的男女,肚皮下还藏了那么多的花花肠子。
  我的车也来了,是一辆崭新的大巴。它无声地滑行着,画满了广告的车身映着豪华的灯光,就像是载了一车的火焰在燃烧。车上的乘客不多,都靠窗坐着,把头扭向窗外。车朝着各自的家驶去。我是饥肠辘辘的,大家也都是饥肠辘辘的。但我想,我还是跟他们不一样,家里等待我的,只有他妈的一碗康师傅120面霸啊。

  第七章 疲倦秀

  接下来的几天,高二·一班风平浪静,而伊娃似乎也无所事事,课间也就听不到有人高声朗读她的大作。就像得到一个不怒自威的暗示,课堂上变得出奇的安静……就连那种空话连篇,专讲大道理的课,我们都做出了专心致志的样子。于是那上课的老师就得寸进尺,抖出了威风,把阿利正在偷偷翻阅的张柏芝写真集撕了个粉碎。张白痴!那老师一边撕着一边得意洋洋地说,难怪泡中的学生这么喜欢她,白痴,白痴!阿利虎地站了起来,但坐在他后边的陶陶一掌就把他按了下去。在高二·一班,谁都守着一条界限,不要对阿利过分。阿利
  已经习惯了这条界限,他站起来是因为他不知所措,既愤怒也是很惊恐。老师听到背后风声吃紧,紧走了几步再转过身来,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同学们呵呵地笑起来,他想说什么,下课铃已经响了。
  后边一节是语文课,踏着铃声进来的却是宋小豆、任主任和蒋副校长。
  我们平时都难得看见蒋副校长,因为他的办公室掩藏在校园的最里边,是一幢孤零零的小楼房,楼前楼后都植着肥大的芭蕉,墙上爬满了青色的藤蔓,就像休闲农庄的麻将馆。他矮小、结实,头发长、眉毛也长,而且都已经花白,年龄却才刚刚过了五十,他后背很厉害地驼着,粗短的手指要么夹着一根香烟,要么不停地在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头发上有很多油,这使他的手指也总是油光光的。他看起来总是很倦怠,也就更加有派头,很像从前那个人老心不老的日本首相×××,而不仅仅是我们合格中学的校长,何况还是副校长。不过,是蒋副校长坚持让师生们叫他蒋副校长的,因为自从老校长调到教育局当局长后,他就一直虚位等待着上级派人来。伊娃在一篇题为《副班长》的作文里写到:
  “我要是当上了副班长,我就要让同学们叫我伊副班长,而不是伊班长。一个‘副’字叫出了我的谦逊,也叫出了我必欲去之的心头之痛啊。”
  我觉得很好笑,这可怜的瘸丫头,装神弄鬼,谁不知道她又在说谁呢?被说的人只有认吃哑巴亏,你难道还能去对号入座吗?
  宋小豆站在任主任和蒋副校长的中间,昂着头对同学们说,包京生和语文老师的纠纷已经捅到媒体,晚报、商报和早报的记者都已经来了,电视台的记者正在路上,如果不堵车,半个小时内也会到达。记者提出要采访一些当时正在现场的同学,任主任和蒋副校长全力支持。事情越弄得清楚,越有利于解决问题,也越有利于维护泡中合格学校的声誉。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同学请举手。
  我们第一回听到有这种事情,一时又兴奋又不安,鬼鬼祟祟地,你看我、我看你,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接招,教室里安静得真让人害怕。我转头望了一圈,正和阿利的眼睛对了光,我笑着跟他厥了厥嘴巴,可怜的阿利以为我在鼓励他,或者,他也想报复写真集被撕碎的事情吧,要借机跑到记者面前出出气,于是做出心一横的样子,就把手举了起来。但环顾四周,竟没有一个同学响应,吓得阿利赶紧又把手缩了回去。但宋小豆已经微微一笑,点了阿利的名字。阿利的脸都白了,站起来抓耳搔腮,扭扭怩怩了半天,说,报告密斯宋,我肚子痛,要拉屎。
  换在平时,早就全班大笑了,但今天是鸦雀无声。宋小豆用英语骂了一句“该死的”,一挥手,阿利就跟一颗子弹似地射了出去。
  接着就是令人发窘的冷场。不过,我又想,也可能发窘的只是我一个人吧。站在台上的三个人似乎都很坦然,蒋副校长、任主任、宋小豆,就像在比赛彼此的耐心。台下的同学在打哈欠,悉悉索索地搓手掌,翻书本,老气横秋地长吁短叹。我觉得自己真是无聊,又真是可怜,我最怕尴尬的冷场,总是觉得自己有责任打破冷场,不然,一股气憋在肚皮里难受得不得了。我举起了手,就像战败的士兵终于举起了白旗。你知道,这就是说我投降了,是不是?说实话我真傻,我根本不晓得投降的后果是什么。后来阿利告诉我,那时候全班都在耗内功,结果就数我一个人修为最肤浅。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我吧?
  我举起手过了一小会儿,宋小豆才咕哝了一声我的名字,用的英语也可能是汉语,反正发音都是相同的,都带着吃惊和疑惑。她说,“何――凤――?”
  任主任的眼睛已经炯炯发亮,她肯定认出了我曾经和她顶撞过,也断定我会站在包京生一边对付她的小侄儿。但是她不能阻止我,就大声重复着我的名字,把宋小豆的疑惑变成了严厉的喝斥:“何凤!何风!!”我这两个字被咬牙重读的时候,就特别接近何风或者何锋。我不知为什么,我喜欢这样被人叫着。当时我真的很得意,我终于打破了死一样的沉寂,还把这个可怜的五十岁女人逼急了。
  任主任没有想到,她的喝斥让蒋副校长的眼里也冒出了同样的光芒。蒋副校长再次把我的名字接过去,反复地念叨着,“何风,何凤,何凤,何风……”我们都很少听到他说话,正如我们很少和他见面一样。他总是坐在办公室对着麦克风发号施令,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变得又尖又细,还带着嗡嗡的回音,让人听得心头发慌。当他面对面朝我们念出“何风、何凤”的时候,他的嗓音竟然是浑圆的,有磁性的,而且还是慈祥的。他用粗短的手指梳理着花白的头发,嘴里叨唠着,何凤、何风、何风、何凤……解决师生间的纠纷,就该是和风细雨嘛。你去吧,啊?
  任主任点不出自己的名单,但她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她就说,叫班长也去。宋小豆伸手指了指朱朱,你去。任主任对朱朱推出微笑来,还走过去摸了摸她的头,她说,好吧,就你们两个去。见见记者,也长长见识。
  但蒋副校长也笑笑,把手一拦,说,宋老师,你也提个人选吧。宋小豆看都不看一眼陶陶,就念出两个字:陶陶。
  我、朱朱还有陶陶,慢吞吞地站起来,跟着他们三个人走掉了。我回头看了一眼,可怜这丢下的满堂学生,谁再去理会他们呢?
  记者们都在任主任办公室等着,几个人的年纪都小得可怜,男的是小白脸,女的结实得像树墩子。我们进去时,记者们正在打情骂俏,明明已经快到夏天了,一个男记者硬把手伸进女记者的后背“吃冰棍”,女的就嘎嘎直笑,回手抓住男的大腿使劲地拧。可怜的蒋副校长,看见了就像没看见,他拿出涵养来,说记者同志们久等了,今天天气凉快,动一动正好热身子。记者们倒是不惊不诧的样子,自己拉了椅子围过来,掏出笔、本子和窃听器一样的录音机,做出很专业的样子来。我注意看着那个吃冰棍的女记者,她拼命把高腰牛仔下的一
  摞秋衣往里塞,结果弄成了踌躇满志的孕妇肚。
  任主任已经用纸杯给他们泡了茶,蒋副校长又再次给他们斟满了纯净水。宋小豆依然昂着头,看看记者又看看我们,严肃地用英语咕哝了一句,自己翻出来,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她看着记者,你们随便问。再看看我们,你们也随便答。
  我们三个学生坐下来,校方的三个大人却站在我们后边,活像那些港台剧里的保镖,背着手立在主人身后,表情又紧张又警觉。记者们推让一阵,那个吃冰棍的女人就像电视台“跨越东方”的女主持×××,耸耸肩膀,再摊开两个巴掌,率先提了问。我这是第一次和记者面对面,觉得这些可怜的记者确实愚蠢得让人鬼冒火,翻来覆去就会问谁先动手?为什么动手?你觉得老师打学生对不对?除此之外,他们似乎就只能做出高深莫测的沉默来。麦麦德说,对付沉默的办法就是沉默。于是我就闭着嘴巴不说话,都让了朱朱和陶陶去回答。
  任主任把一只脚放在我椅子下边的横梁上不停地抖,就像麻将桌上苦撑危局的输家。我妈妈搓麻将最讨厌这种人,把他(她)们的颤抖一概痛斥为“鸡爪疯”。我就知道任主任快不行了,但她还想稳住我,稳住我,她就能和蒋副校长打了个平手。我已经看出点苗头了,蒋副校长要重办她的侄儿,敲山震虎。而她在负隅顽抗,退不得,退一步就山崩地裂。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狗屁的恩恩怨怨,我坐在那儿只是觉得十二万分的焦躁。我冷眼看着他们,发现朱朱细声细气,陶陶含糊其辞,说到他妈的紧要处,都老奸巨猾地躲躲闪闪。那吃冰棍的女人很不满意,终于使出了一剑封喉的招式,直接拿笔尖子戳着陶陶的面门问:
  说千道万,归根到底一句话,你说,这场斗殴,到底谁对谁错啊?
  陶陶涨红了脸和脖子,回头去看宋小豆。宋小豆却不看陶陶,她嘴里飞快地咕哝了一句英语,但并没有译出来。蒋副校长喷出一口烟,对陶陶柔声开导着,斗殴结束以后,——姑且就按记者老师的说法,把它叫做斗殴吧——老师和同学自己是怎么总结的呢?
  任主任猛烈地咳了几声嗽,却说不出话来,只是脚上加了劲,在我的椅子下死命地抖。
  陶陶就使劲眨了眨眼睛,做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样子,他说,老师说了,包京生再调皮,他还要打。
  任主任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隔着一层木板,我也差点被震得跳了起来。不过,我事后想,可怜的我,大概也正想趁此机会跳起来吧,我是快要被他妈的憋爆了。
  我说:屁话!
  那个吃冰棍的女人吃了一大惊,接着就很老练地点点头,很有耐心地询问我,你认为是谁在说屁话啊?
  我不理她,只伸出一跟指头指着陶陶,重复说道,屁话!那个可怜的小任都被打懵了,他说的屁话还能做什么数?
  录音机和话筒突然都伸到了我嘴边上,我横手把这些家伙朝边上一荡,我说,包京生肥得像一匹河马,老师撑死了也就是一条野狗,狗急了不过就是跳墙,借给他一百个胆子他也晓得什么东西不敢咬……!我忽然觉得两眼发烫,才看清是强光打在了我的脸上,两台电视摄像机正对着我转呢。我一下子觉得很无聊,就像在草台班子里演了一出破烂戏,我坐下来打死也不再说一句话了。
  电视台在当晚就把这条新闻原汁原味地播出了。我没有看到。但才华横溢的伊娃却在她的《大印象》中再现了那个情景,“自从王志文主演《过把瘾》以来,疲倦美就成了女孩子给男人定下的新指针。昨晚何凤的的扮酷,让我们重新找回了王志文本人已经消失的风采。当然,何凤是个女孩,但她不是常常装扮成一个男人么,就像她总想成为何锋一样。她三言两语,颠倒了乾坤,改写了历史,然后对着镜头坐下来,看起来是累垮了,沉默不语,气喘吁吁。其实她心里在笑,她觉得自己的做秀真是帅呆了……”
  我真是哭笑不得,我告诉自己,伊娃说的那些屁话我虽然写不出来,倒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可我什么时候气喘吁吁了,我怎么又成了王志文了,那是个虚弱得连风都能吹倒的小可怜呢。
  更为不妙的是,我在伊娃眼里的“气喘吁吁”,到了宋小豆那儿就成了“气势汹汹”了。第二天朱朱传她的话召我到办公室。朱朱皱紧了小眉头,瞪着我说,事情闹大了。她的样子,是有点怨恨我的。可我想,这有什么办法呢,就连我也常常怨恨自己的啊。我笑笑,我说,小可怜的,帮帮我。我该怎么办呢?
  朱朱咬了咬嘴皮,说,这种事情谁敢多嘴多舌。陶陶看起来那么害怕密斯宋,可他也晓得阳奉阴违,遇到关键问题绕道走。只有你多英雄啊……朱朱说着,脸上浮出冷笑,声音却婆婆妈妈地哽咽起来,她说,我能帮你什么呢?你就把态度放老实些吧。
  我记住了朱朱的话。我相信,在我的同学中,朱朱的对我好,是最没有私心的。陶陶对我好,是因为我是他的女朋友;阿利对我好,是因为我常常护着他;陶陶的小兄弟对我好,是因为我把他们当兄弟。只有朱朱的对我好,是不讲条件的,她就是对我好。我想,我是该听听朱朱的话啊。于是我垂着头走进英语老师的办公室,显出有一点悔恨的样子来。
  我这是头一回聆听宋小豆的教诲,但奇怪的是,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声言俱厉,宋小豆甚至表现得比我还要伤感和虚弱。她一边说着话,一边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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