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子和刀子 作者:何大草-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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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你每次都是这样说。我把她的身子扳回来，我说，好，好，让这些情书见他妈的鬼吧。我就把这些纸片撕成了纸条，再撕成了碎屑。朱朱说，男人真可怕。
我就在心里嘀咕，可怜的男人啊。
朱朱曾经给我讲过，她家有好几个男人，爷爷，外公、爸爸，舅舅，伯父，叔叔，堂兄，堂弟……都硬朗，吃得饭，有力气。有一回外婆烧白油豆腐，油多了就不冒烟，外公夹了一块放到嘴里，烫得哇哇乱叫，隔着一张饭桌，他一拳就把外婆打了个四脚朝天。当时朱朱还只有五岁，吓得躲到桌子下面，连哭都不敢哭。朱朱现在给我讲起这件事，嘴皮都还在打哆嗦。她说，从那以后，看见妈妈烧白油豆腐，她心里就发慌，唯恐爸爸也给妈妈一家伙。好在白油豆腐至今没有出过事，可谁知道明天会不会出呢？朱朱的爸爸是派出所的户籍警察，白天寡言少语，偶尔说两句，都是正经八百的大官话。晚上就不同了，后半夜回家，钥匙对不准钥匙孔，就咚咚地砸门板。朱朱去开门，总嗅到呛人的酒气。他不洗澡，不脱衣服，不换拖鞋，踉踉跄跄，径直进了卧室，就饿虎一般朝床上扑，朱朱的妈妈就算是一头狐狸精，也是无法撒娇、无处可逃了，狐狸精一下子就成了兔子、老鼠、绵羊、白毛的猪儿，咩咩地叫和咩咩地哭，门没有关，木板床山摇地动。朱朱呢？朱朱说，我就缩在被窝里，恨不得把自己都缩得没有了。朱朱说这种事情的时候，我总是不插话。我从不把家里的事情说给别人听，就连陶陶我也不说。
我不懂什么叫做隐私权。我不说，是觉得这种事情，给谁说了都是白说。
那个晚上，当朱朱的公交车驶去以后，我站在风中，忽然想到我有一天也会成为哪个男人的老婆吧，也许是陶陶，也许不是。不管是谁，我都要他永远不对我动手动脚地动粗。他应该爱护我，就像我会好好爱护他一样。我宁肯他比我弱，需要我、巴结我、离不开我，哪怕他是一个小男人，苍白、干巴，热起来浑身冒汗，冷起来浑身发抖，就像一只丧家犬。我要他对我好，如同朱朱那样的对我好。当然，陶陶不会是朱朱，也不会是他的任何一个小兄弟。陶陶怎么会巴结我呢？
我忽然发现，我其实对陶陶知道得很少。朱朱也许说得对，谁说得清呢，男孩子的心思……是啊，我弄不明白，陶陶为什么要怕宋小豆呢，为什么要对包京生一忍再忍呢？我真是抠破头皮也弄不明白啊。当然反过来想想，陶陶可能觉得我也是一团糟，或者一团谜吧。谁会相信呢，我们这两个看起来莽莽撞撞的男女，肚皮下还藏了那么多的花花肠子。
我的车也来了，是一辆崭新的大巴。它无声地滑行着，画满了广告的车身映着豪华的灯光，就像是载了一车的火焰在燃烧。车上的乘客不多，都靠窗坐着，把头扭向窗外。车朝着各自的家驶去。我是饥肠辘辘的，大家也都是饥肠辘辘的。但我想，我还是跟他们不一样，家里等待我的，只有他妈的一碗康师傅120面霸啊。
第七章 疲倦秀
接下来的几天，高二·一班风平浪静，而伊娃似乎也无所事事，课间也就听不到有人高声朗读她的大作。就像得到一个不怒自威的暗示，课堂上变得出奇的安静……就连那种空话连篇，专讲大道理的课，我们都做出了专心致志的样子。于是那上课的老师就得寸进尺，抖出了威风，把阿利正在偷偷翻阅的张柏芝写真集撕了个粉碎。张白痴！那老师一边撕着一边得意洋洋地说，难怪泡中的学生这么喜欢她，白痴，白痴！阿利虎地站了起来，但坐在他后边的陶陶一掌就把他按了下去。在高二·一班，谁都守着一条界限，不要对阿利过分。阿利
已经习惯了这条界限，他站起来是因为他不知所措，既愤怒也是很惊恐。老师听到背后风声吃紧，紧走了几步再转过身来，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同学们呵呵地笑起来，他想说什么，下课铃已经响了。
后边一节是语文课，踏着铃声进来的却是宋小豆、任主任和蒋副校长。
我们平时都难得看见蒋副校长，因为他的办公室掩藏在校园的最里边，是一幢孤零零的小楼房，楼前楼后都植着肥大的芭蕉，墙上爬满了青色的藤蔓，就像休闲农庄的麻将馆。他矮小、结实，头发长、眉毛也长，而且都已经花白，年龄却才刚刚过了五十，他后背很厉害地驼着，粗短的手指要么夹着一根香烟，要么不停地在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头发上有很多油，这使他的手指也总是油光光的。他看起来总是很倦怠，也就更加有派头，很像从前那个人老心不老的日本首相×××，而不仅仅是我们合格中学的校长，何况还是副校长。不过，是蒋副校长坚持让师生们叫他蒋副校长的，因为自从老校长调到教育局当局长后，他就一直虚位等待着上级派人来。伊娃在一篇题为《副班长》的作文里写到：
“我要是当上了副班长，我就要让同学们叫我伊副班长，而不是伊班长。一个‘副’字叫出了我的谦逊，也叫出了我必欲去之的心头之痛啊。”
我觉得很好笑，这可怜的瘸丫头，装神弄鬼，谁不知道她又在说谁呢？被说的人只有认吃哑巴亏，你难道还能去对号入座吗？
宋小豆站在任主任和蒋副校长的中间，昂着头对同学们说，包京生和语文老师的纠纷已经捅到媒体，晚报、商报和早报的记者都已经来了，电视台的记者正在路上，如果不堵车，半个小时内也会到达。记者提出要采访一些当时正在现场的同学，任主任和蒋副校长全力支持。事情越弄得清楚，越有利于解决问题，也越有利于维护泡中合格学校的声誉。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同学请举手。
我们第一回听到有这种事情，一时又兴奋又不安，鬼鬼祟祟地，你看我、我看你，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接招，教室里安静得真让人害怕。我转头望了一圈，正和阿利的眼睛对了光，我笑着跟他厥了厥嘴巴，可怜的阿利以为我在鼓励他，或者，他也想报复写真集被撕碎的事情吧，要借机跑到记者面前出出气，于是做出心一横的样子，就把手举了起来。但环顾四周，竟没有一个同学响应，吓得阿利赶紧又把手缩了回去。但宋小豆已经微微一笑，点了阿利的名字。阿利的脸都白了，站起来抓耳搔腮，扭扭怩怩了半天，说，报告密斯宋，我肚子痛，要拉屎。
换在平时，早就全班大笑了，但今天是鸦雀无声。宋小豆用英语骂了一句“该死的”，一挥手，阿利就跟一颗子弹似地射了出去。
接着就是令人发窘的冷场。不过，我又想，也可能发窘的只是我一个人吧。站在台上的三个人似乎都很坦然，蒋副校长、任主任、宋小豆，就像在比赛彼此的耐心。台下的同学在打哈欠，悉悉索索地搓手掌，翻书本，老气横秋地长吁短叹。我觉得自己真是无聊，又真是可怜，我最怕尴尬的冷场，总是觉得自己有责任打破冷场，不然，一股气憋在肚皮里难受得不得了。我举起了手，就像战败的士兵终于举起了白旗。你知道，这就是说我投降了，是不是？说实话我真傻，我根本不晓得投降的后果是什么。后来阿利告诉我，那时候全班都在耗内功，结果就数我一个人修为最肤浅。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我吧？
我举起手过了一小会儿，宋小豆才咕哝了一声我的名字，用的英语也可能是汉语，反正发音都是相同的，都带着吃惊和疑惑。她说，“何――凤――？”
任主任的眼睛已经炯炯发亮，她肯定认出了我曾经和她顶撞过，也断定我会站在包京生一边对付她的小侄儿。但是她不能阻止我，就大声重复着我的名字，把宋小豆的疑惑变成了严厉的喝斥：“何凤！何风！！”我这两个字被咬牙重读的时候，就特别接近何风或者何锋。我不知为什么，我喜欢这样被人叫着。当时我真的很得意，我终于打破了死一样的沉寂，还把这个可怜的五十岁女人逼急了。
任主任没有想到，她的喝斥让蒋副校长的眼里也冒出了同样的光芒。蒋副校长再次把我的名字接过去，反复地念叨着，“何风，何凤，何凤，何风……”我们都很少听到他说话，正如我们很少和他见面一样。他总是坐在办公室对着麦克风发号施令，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变得又尖又细，还带着嗡嗡的回音，让人听得心头发慌。当他面对面朝我们念出“何风、何凤”的时候，他的嗓音竟然是浑圆的，有磁性的，而且还是慈祥的。他用粗短的手指梳理着花白的头发，嘴里叨唠着，何凤、何风、何风、何凤……解决师生间的纠纷，就该是和风细雨嘛。你去吧，啊？
任主任点不出自己的名单，但她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她就说，叫班长也去。宋小豆伸手指了指朱朱，你去。任主任对朱朱推出微笑来，还走过去摸了摸她的头，她说，好吧，就你们两个去。见见记者，也长长见识。
但蒋副校长也笑笑，把手一拦，说，宋老师，你也提个人选吧。宋小豆看都不看一眼陶陶，就念出两个字：陶陶。
我、朱朱还有陶陶，慢吞吞地站起来，跟着他们三个人走掉了。我回头看了一眼，可怜这丢下的满堂学生，谁再去理会他们呢？
记者们都在任主任办公室等着，几个人的年纪都小得可怜，男的是小白脸，女的结实得像树墩子。我们进去时，记者们正在打情骂俏，明明已经快到夏天了，一个男记者硬把手伸进女记者的后背“吃冰棍”，女的就嘎嘎直笑，回手抓住男的大腿使劲地拧。可怜的蒋副校长，看见了就像没看见，他拿出涵养来，说记者同志们久等了，今天天气凉快，动一动正好热身子。记者们倒是不惊不诧的样子，自己拉了椅子围过来，掏出笔、本子和窃听器一样的录音机，做出很专业的样子来。我注意看着那个吃冰棍的女记者，她拼命把高腰牛仔下的一
摞秋衣往里塞，结果弄成了踌躇满志的孕妇肚。
任主任已经用纸杯给他们泡了茶，蒋副校长又再次给他们斟满了纯净水。宋小豆依然昂着头，看看记者又看看我们，严肃地用英语咕哝了一句，自己翻出来，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她看着记者，你们随便问。再看看我们，你们也随便答。
我们三个学生坐下来，校方的三个大人却站在我们后边，活像那些港台剧里的保镖，背着手立在主人身后，表情又紧张又警觉。记者们推让一阵，那个吃冰棍的女人就像电视台“跨越东方”的女主持×××，耸耸肩膀，再摊开两个巴掌，率先提了问。我这是第一次和记者面对面，觉得这些可怜的记者确实愚蠢得让人鬼冒火，翻来覆去就会问谁先动手？为什么动手？你觉得老师打学生对不对？除此之外，他们似乎就只能做出高深莫测的沉默来。麦麦德说，对付沉默的办法就是沉默。于是我就闭着嘴巴不说话，都让了朱朱和陶陶去回答。
任主任把一只脚放在我椅子下边的横梁上不停地抖，就像麻将桌上苦撑危局的输家。我妈妈搓麻将最讨厌这种人，把他（她）们的颤抖一概痛斥为“鸡爪疯”。我就知道任主任快不行了，但她还想稳住我，稳住我，她就能和蒋副校长打了个平手。我已经看出点苗头了，蒋副校长要重办她的侄儿，敲山震虎。而她在负隅顽抗，退不得，退一步就山崩地裂。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狗屁的恩恩怨怨，我坐在那儿只是觉得十二万分的焦躁。我冷眼看着他们，发现朱朱细声细气，陶陶含糊其辞，说到他妈的紧要处，都老奸巨猾地躲躲闪闪。那吃冰棍的女人很不满意，终于使出了一剑封喉的招式，直接拿笔尖子戳着陶陶的面门问：
说千道万，归根到底一句话，你说，这场斗殴，到底谁对谁错啊？
陶陶涨红了脸和脖子，回头去看宋小豆。宋小豆却不看陶陶，她嘴里飞快地咕哝了一句英语，但并没有译出来。蒋副校长喷出一口烟，对陶陶柔声开导着，斗殴结束以后，——姑且就按记者老师的说法，把它叫做斗殴吧——老师和同学自己是怎么总结的呢？
任主任猛烈地咳了几声嗽，却说不出话来，只是脚上加了劲，在我的椅子下死命地抖。
陶陶就使劲眨了眨眼睛，做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样子，他说，老师说了，包京生再调皮，他还要打。
任主任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隔着一层木板，我也差点被震得跳了起来。不过，我事后想，可怜的我，大概也正想趁此机会跳起来吧，我是快要被他妈的憋爆了。
我说：屁话！
那个吃冰棍的女人吃了一大惊，接着就很老练地点点头，很有耐心地询问我，你认为是谁在说屁话啊？
我不理她，只伸出一跟指头指着陶陶，重复说道，屁话！那个可怜的小任都被打懵了，他说的屁话还能做什么数？
录音机和话筒突然都伸到了我嘴边上，我横手把这些家伙朝边上一荡，我说，包京生肥得像一匹河马，老师撑死了也就是一条野狗，狗急了不过就是跳墙，借给他一百个胆子他也晓得什么东西不敢咬……！我忽然觉得两眼发烫，才看清是强光打在了我的脸上，两台电视摄像机正对着我转呢。我一下子觉得很无聊，就像在草台班子里演了一出破烂戏，我坐下来打死也不再说一句话了。
电视台在当晚就把这条新闻原汁原味地播出了。我没有看到。但才华横溢的伊娃却在她的《大印象》中再现了那个情景，“自从王志文主演《过把瘾》以来，疲倦美就成了女孩子给男人定下的新指针。昨晚何凤的的扮酷，让我们重新找回了王志文本人已经消失的风采。当然，何凤是个女孩，但她不是常常装扮成一个男人么，就像她总想成为何锋一样。她三言两语，颠倒了乾坤，改写了历史，然后对着镜头坐下来，看起来是累垮了，沉默不语，气喘吁吁。其实她心里在笑，她觉得自己的做秀真是帅呆了……”
我真是哭笑不得，我告诉自己，伊娃说的那些屁话我虽然写不出来，倒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可我什么时候气喘吁吁了，我怎么又成了王志文了，那是个虚弱得连风都能吹倒的小可怜呢。
更为不妙的是，我在伊娃眼里的“气喘吁吁”，到了宋小豆那儿就成了“气势汹汹”了。第二天朱朱传她的话召我到办公室。朱朱皱紧了小眉头，瞪着我说，事情闹大了。她的样子，是有点怨恨我的。可我想，这有什么办法呢，就连我也常常怨恨自己的啊。我笑笑，我说，小可怜的，帮帮我。我该怎么办呢？
朱朱咬了咬嘴皮，说，这种事情谁敢多嘴多舌。陶陶看起来那么害怕密斯宋，可他也晓得阳奉阴违，遇到关键问题绕道走。只有你多英雄啊……朱朱说着，脸上浮出冷笑，声音却婆婆妈妈地哽咽起来，她说，我能帮你什么呢？你就把态度放老实些吧。
我记住了朱朱的话。我相信，在我的同学中，朱朱的对我好，是最没有私心的。陶陶对我好，是因为我是他的女朋友；阿利对我好，是因为我常常护着他；陶陶的小兄弟对我好，是因为我把他们当兄弟。只有朱朱的对我好，是不讲条件的，她就是对我好。我想，我是该听听朱朱的话啊。于是我垂着头走进英语老师的办公室，显出有一点悔恨的样子来。
我这是头一回聆听宋小豆的教诲，但奇怪的是，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声言俱厉，宋小豆甚至表现得比我还要伤感和虚弱。她一边说着话，一边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