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世界哲学-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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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樱花与武士之道
在日本，有一句民间谚语说：“花要樱花，人要武士。”就是说，樱花是花中的第一，而武士则是诸种身份中的第一。在日本人看来，樱花与武士之间有着许多相同的气质。这些气质也体现了日本民族整个的思想意蕴、价值标准和审美内涵。
在古代，身配双刀、代表着杀戮的武士，常把自己和樱花相比。这似乎很难理解。其实，这除了阴柔、平和的樱花在强硬、暴烈的武士心理上起到了一种补偿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樱花的那种转瞬即逝的凄美，同武士对生活的理解有所关联。
武士的兴起和壮大，是在日本转变为封建贵族社会的时期。从11世纪初期开始，武士已成为一个阶层广为流行。在民间，到处可见腰别长刀，头挽发髻、身着真垂的武士浪人。而分散各地的武士也会聚集在一地，统一指挥，组成武士团。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执行首领的命令。他们在战场上的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
在强蕃林立、狼争虎斗的年代，生命对于武士来讲，是危机四伏、稍纵即逝的。武士随时都有可能为自己的主子献出生命，他们的生命如同脆弱的樱花，一阵狂风就可以抹煞殆尽。
但是对于这些武士而言，从短暂的樱花生命中，他们看到的却不是同命相怜的哀愁。因为武士有自己的“武士之道”。宽泛地讲，武士道是日本武士的道德规范和生活礼仪，它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武士所具有的精神———对自己主人的忠诚和牺牲。
樱花的迅速飘逝，说明了世间没有永恒。同样地，武士也觉得，自己的生命算不了什么，肉体消灭了，只不过是返回神国的一种方式。自己的生命就像一株小小的樱花而已，相对于自己主人的利益和整个集团的利益而言，谁会在意自己渺小的生命呢？
这样的感触固然有些悲壮，但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也给这个民族的狂热打开了后门。主人发出了命令，武士们就会拼命战斗。但是当他们在战斗的时候，可曾考虑过真正的是非曲直、正义与否呢？
第四部分佛渡东瀛
日本也是一个佛教大国，有着很悠久的佛教传统。不过说起来，日本的佛教其实来自于朝鲜。而朝鲜的佛教当然是来自于中国。中国的佛教，在许多方面都与印度本土的佛教思想不太一样，它注入了中国人的很多思维和理解。所以，整个东亚地区的佛教，有着比较接近的气质。对于日本人来说，佛教从中国而来，经过朝鲜，到达东瀛。
早在6世纪初，佛教就传入了日本民间社会中。而6世纪中叶，也就是562年，朝鲜半岛的一个国家———百济的国王派出使节，将金铜释迦佛像和其他的一些佛教用品赠给日本。这就是佛教传入日本的开始。后来，高句丽的僧人慧慈东渡日本，成为日本圣德太子的老师。此外，还有高句丽僧人慧灌赴日开创三论宗，新罗僧人审详赴日始传华严宗等等。
然而，在6世纪晚期，日本的上层集团出现了崇佛、反佛的两大派别。以苏我马子为首的崇佛派，以武力击垮了反佛派。这样一来，佛教才得以在日本公开合法地传播。
圣德太子摄政之后，以崇佛作为刷新政治的手段，积极支持佛教发展，先颁布弘扬佛教的诏书，后来通过法律，把佛教信仰从一种个人私事转化为一种国家公务。
我们知道，在唐朝，日本有很多“遣唐使”，在这批人中就有不少求法僧人。那时，中国的佛教各宗纷纷传到日本。
8世纪中叶，中国高僧鉴真历经艰难，东渡扶桑，创立日本律宗。日本朝廷对其十分重视，赐田地，建寺院。鉴真不仅在日本弘布戒律，还与弟子们主持设计、建造了庄严精美的唐招提寺，将中国唐朝的建筑技艺传至日本，赢得日本人民“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的极高评价。
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天台、真言两宗在日本最为流行。日僧最澄来大陆求学，得到了天台宗秘传。回到日本后，他在比睿山创日本天台宗，强调众生皆有佛性，人人可修心成佛，一时间有很多人追随。
而日本真言宗（又称密宗），是日本和尚空海到长安来求法时，由中国高僧惠果传授给他的。密宗主张僧人们应该一心向佛，认认真真，才可得道。
经过长期的发展，到13世纪后，日本佛教逐渐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形成了具有一定日本特色的佛教。佛教在日本也算是真正生根发芽了。
第四部分佛是神的一种
日本列岛上，一座座造型古朴、气氛肃穆的建筑，遍布于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每逢夜幕降临，一阵阵乌鸦的聒噪声随风而来，平添几分寂静和阴森。这里出没着亡者的灵魂，这里聚散着神灵的气息，这里寄托着生者的祈求。这就是日本的神社。它是日本特有的“神道教”用来祭神的地方。就像佛教的寺庙一样。
日本的神社多如牛毛，大大小小的神社大概有13万座，也就是说，平均不到1000个日本人就拥有一座神社。但是在日本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神社和寺庙不分，佛教和神道合一。在日本人看来，佛就是神，神就是佛，它们几乎是一回事。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去寺庙烧香和去神社参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神和佛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但是这并不是说，神道和佛教在日本的地位是一样的。
神道，又叫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最普遍、最久远的一种特有的信仰。它以老百姓在民间的信仰为根基，吸收了佛教和儒家、道家的思想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它在逐渐的系统化的过程中，构成了日本民族的一种基本的精神。
最初，神道还只是日本人自然形成的信仰。它只不过是人们对自然物和祖先的一些崇拜和祭祀，既没有什么经典教义，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宗教形式。现在我们称之为“古神道”。
古神道和东亚大陆的文化接触后，开始构造神道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具有三层结构：一层是“高天原”，是天神的居处；一层是苇原中津国，也就是日本；还有一层就是黄泉。
所以，日本就把自己居住的岛国想像成一个有众神守护的“神国”。在这个国度里，山川草木、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都由神所生，都由神保护。日本号称“天地神袛八百万”，无论什么事物都由相应的神在各司其职。
而在这庞大的神系中，以象征太阳的“天照大神”为中心，高居众神金字塔的顶尖，统治着整个宇宙和世界。所以，天照大神是日本民族的保护神，也是最高神，而日本人是神的子民。天皇就是天照大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于是，日本自古以来也就只有一个王朝，只有一家皇帝，天皇皇室可以千秋万代地统治国民。
所以，当佛教刚刚传到日本的时候，是被当作一种神———“蕃神”———来接受的。日本人把东传而来的佛教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变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东西。按照日本人最朴素的看法，释迦牟尼就是天道大神，无论是神还是佛，都是日本的保护神。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的寺庙和神社几乎一样的发达，两者常常同处一地。而日本人对天皇的绝对效忠，对自己民族的过分优越感，都可以在这种思想中发现缘由。
第四部分圣德太子：日本佛教的奠基者
在日本的奈良县，有一座著名的佛教古刹，它就是“法隆寺”。
现在的法隆寺，由东西两个寺院组成。西院（建于607年）有金堂和五重塔等建筑，大殿里面供奉着巧夺天工的佛像，精美雅致的绘画装饰着主殿屋檐。最特别的景物是“玉虫祭坛”，它最初是用上百万只闪光的甲虫翅膀镶嵌而成。不过遗憾的是，时间太久，它们的翅膀早已腐烂掉了。
法隆寺的东院是在西院建成100多年后修的，它以梦殿为中心。在这座高雅的八角形建筑中，有一座“隐身雕像”，和其他的神灵菩萨摆在一起，这是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年）的立像。这位在日本历史上颇受人爱戴的太子成功地统一了全国，使人民臣服于天皇的统治之下，并把佛教定为国教。在他的领导下，日本文化得到了很大发展。
因此在日本，圣德太子很受人爱戴，有许多的传说都和他有关。就拿法隆寺来说，后人之所以修建这座“梦殿”，就是为了纪念圣德太子与法隆寺的缘分。据说，建造法隆寺的缘起，是因为圣德太子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位天使出现在他面前。
关于另一座古刹———四大天王寺，也有类似的传说。相传，圣德太子曾发誓说“如果我能战胜物部氏，就造塔供奉四大天王”，后来他果然成功地消灭异族，于是就在诵佛之地建造了四大天王寺。
此外，还有人说他3岁就会诵佛经，说他是人间罕见的美男子，飘逸俊秀，肌肤如雪，并会发散香味。说他聪明绝顶，耳听八方，同时可以断10件复杂的疑案等等。
毫无疑问，圣德太子是一位饱学之士，尤其对于中国的经史更是精通。他笃敬佛教，兴建了很多寺院。除了有名的四大天王寺和法隆寺外，中宫寺、法兴寺、法轮寺、大安寺、广隆寺、阪田寺等等也都由他经手建造。为了建造这些寺院，他还从中国和朝鲜请了许多专家艺人来。对于日本的佛教文化来说，圣德太子可称得上是一位奠基者。
第四部分“太阳升起的地方”
日本，按日语发音为“NIPPON”或者“NIHON”。传说7世纪初，圣德太子在送往中国的国书上，称自己的国家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取其意并用汉字表达即写作“日本”。Japan或与此类似的欧洲语言，其由来有两说法。一种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人把日本读成“Jinpen kuo”，而葡萄牙人听成是“zi pan gn”或是“Ji pan gn”。另一种说法是中国南方地区的人将日本说成“Yat pun”，而荷兰人听作是“Japan”。由此演变发展，形成日本现在的英语正式国名为“Japan”。
圣德太子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君主。把自己的国家称作“太阳升起的地方”，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雄心壮志。而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圣德太子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建立了强大的隋朝的时候。圣德太子对这样的情况甚为感触，他接受了中国的尊王大一统思想，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他在603年制定了一种官僚体制，名叫“冠位十二阶”；在604年又制定了“十七条宪法”；607年派小野妹子赴隋建立邦交，努力引进东亚大陆的先进文化。
所谓“十七条宪法”，是日本最早的成文法。这部法典是用汉文写的，记述了官吏、贵族必须遵守的17条政治道德。就内容来说，这些法令深受佛教、儒教、法家思想的影响，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意识，成为建立律令国家的政治原则，对日本后来的法典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谓“冠位十二阶”，是以冠（官员的帽子）的种类表明座次的制度。圣德太子将德、仁、礼、信、义、智各分大小，组成十二位阶，冠的颜色顺序为紫、青、赤、黄、白、黑，以颜色的浓淡区别大小。据说，这是日本在与隋朝交往中，为了表明同朝鲜三国的国际差别，分清席次而参考高句丽、百济的制度制定的。
在“十七条宪法”中，圣德太子要求“笃敬三宝”，也就是把“佛”、“法”、“僧”看作“三宝”，推崇佛教，把佛教定为国教。
此外，也是在圣德太子的统治时期内，造纸术被引入到了日本。610年，朝鲜和尚昙征渡海到日本，把造纸术献给日本摄政王圣德太子，圣德太子下令推广全国，后来日本人民就称他为“纸神”。
自佛教传入日本，到圣德太子去世，大约100年的时间，日本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飞鸟文化时期（当时建都于奈良盆地南部的一处叫“飞鸟”的地方）。圣德太子在这一时期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变革同后来的“明治维新”、二战后的重建一起，都成为导致日本迅速发展的几个主要环节。对于日本人来说，“让日本成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一直是他们的民族理想。
第四部分南都六宗
自圣德太子之后，日本朝廷大力提倡佛教。天武天皇（673—686）曾下令全国普建佛堂，置佛像，藏经卷，进行拜佛仪式。圣武天皇（724—749）也下令诸国兴建寺庙。有时，连万乘之君的天皇，也亲临寺庙，跪伏于大佛之前，自称“三宝之奴”，其狂热程度可想而知。日本俨然变成了一个堂堂皇皇的佛教国家。
但是在飞鸟、奈良时代（593—794），朝廷之所以提倡佛教，目的也只是让佛教的灵光能够“镇护国家”。所以，政府任命官吏，掌握着整个佛教界，僧侣不但不能自由布道，而且具有类似于官僚的身份。这样一来，佛家弟子的行动就要受到世俗法律的严厉约束。不经政府认可，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家。
而在当时，主要的佛经和中国的宗派差不多都传到了日本。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三论、法相、俱舍、成实、律、华严等六大宗派，史称“奈良六宗”，但是由于后来朝廷迁都平安（今京都），所以又被称为南都六宗。这些所谓的“宗派”，其实是因为研究了不同的佛法教义，才相互区分开来的。
比如说，主攻三论学、兼攻成实论的集团主要集中在大安寺、兴元寺。主攻法相学（唯识论）、兼攻俱舍论的集团主要集中在药师寺、法隆寺。华严学在东大寺，关于律论的研究则在东大寺、大安寺。可以说，日本南都六宗属于一个学派，而南都七大寺则是名副其实的佛教大学。
所以，所谓的“南都六宗”，其实只是学僧们在大寺院内进行研究的书斋学问，与现实生活中的信仰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它们之间也不是在信仰上的宗派之别。同一个寺院可以有几宗杂居，混合研究，也有一个人兼学几宗的情况。
于是，这就产生了看来有些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佛教虽在日本盛行，但是一般人却并不了解佛教的真谛。他们只把各种佛当作从外国来的神而顶礼膜拜，相信佛也能施予功德，帮助人排忧解难，因而与日本的神道信仰并不发生矛盾。至于说佛教高超的教理、艰深的哲学，老百姓是完全不知道的。因为这些东西还只是在僧人们的案头出现，并没有深入到生活中去。
第四部分在日本说“禅”
禅宗传入日本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奈良时代。当时，一个名叫道璇的和尚，传入了中国的北禅宗。也就是以神秀为代表的主张渐悟的一派禅宗。后来，在嵯峨天皇弘仁年间（810—823年），唐朝和尚义空东渡日本，日本的檀林皇后修建了檀林寺供他们居住，大力倡导禅宗。这就是日本提倡禅宗的开始。
然而在当时，社会上皈依禅宗的人还很少，所以不久以后，义空回到了唐朝。直到十二、十三世纪之交的镰仓时代，日本和尚荣西将中国南禅的临济宗传入日本，弘扬其中的坐禅、顿悟原理，发展“兴禅护国”学说，才算是开创了日本禅宗。
禅宗之所以能在镰仓时代开始兴起，是因为它将佛教修行融入了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中。搬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