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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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湖西根据地的第一次“扫荡”，就这么过去了。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敌人的“扫荡”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但作为支队的领导，我们感到不能这样盲目乐观。为此，我们专门召开了支队的军政委员会会议，对这次反“扫荡”行动进行总结。
大家认为，平原地区，村子稠密，大车路‘公路四通八达，汽车到处都可以通，敌人一扫荡，我们就很困难。只要有路的地方，他的汽车就一定比你跑得快。而我们的部队白天就不能转移，一转移就很可能会暴露目标，就会有伤亡。所以，我们到了一个村子以后，就必须得在那里坚守一整天。这种情形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
针对这个问题，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挖沟。湖西地区是平原，既不利于部队隐蔽，也无险可守，但是可以挖沟，让村与村之间都以深沟相通。这样，一则部队可以利用这个地形来有效袭击敌人，二则在日军“扫荡”时，老百姓可以从沟里跑掉，以减少损失。最主要的，我们在公路和大车路上挖出的沟，可以使日军的坦克‘汽车不能够横冲直撞，从而让它们无用武之地。
总结了前一段反扫荡的经验之后，支队军政委员会认为，一定要动员群众，把村与村之间的道路，统统挖成沟。我们认为，湖西地区土质松软，少有石头，只要大家心齐，挖成沟应该是问题不大的。经商量，这个挖沟的具体任务，我们就交给了支队副参谋长黄纬华，让他去组织调查研究，画出路线图来，并具体组织实施。先动员几个村子，挖出个样板来，然后要各县来参观学习，统统按照这个办法来搞。
在区党委的支持和推动下，在群众的积极努力下，时间不长，整个湖西地区村与村之间的沟都挖通了。当时，大家管这种沟叫“抗日沟”。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在军民上下心气相通的共同努力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们接到十八集团军总部的一份电报，命令我们往南，向豫东‘皖北方向发展。电报告诉我们，彭雪枫支队正从河南的竹沟往东发展，要我们尽快与彭雪枫取得联系，以配合彭雪枫部打开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大别山以北这一大片地区的局面。同时，总部正式批准，将我们的番号由八路军苏鲁支队改为苏鲁豫支队。
接到总部命令，我们立即进行研究‘部署，决定兵分两路，将四大队（原挺进支队）留在湖西地区坚持斗争。为加强四大队的力量，再从其它三个大队各抽一‘二个老连队，编入四大队，并留下支队副司令员梁兴初‘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由他们兼任四大队的大队长和政委。另外，立即给湖西区党组织一个警卫营，同时把各县的游击大队也都划归区党委直接指挥，以保证区党委能安全开展工作。同时，由支队部率一‘二‘三大队南下，配合彭雪枫支队向豫东‘皖北发展。我们将这一南下部署，报告十八集团军总部和一一五师师部后，很快得到了总部和师部批准。
随后，我们立即将南下部队集中在单县‘丰县和砀山之间，然后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全部越过陇海路，再次进入到皖北萧县境内，当时的萧县县委，已归属于湖西党委的领导。
我们到了萧县，彭雪枫支队的政治部主任萧东望带了一个骑兵连来和我们联系。当时彭雪枫是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我们双方各自介绍了部队的活动情况，商讨了今后的联系办法。萧望东主任提出，他们准备要往东来，要我们慢慢地同他们靠拢，他建议把重点放在西面，先打开津浦路以西地区的局面，然后再逐步向津浦路以东发展，我们同意了这个意见。
要打开津浦路西的局面，首先就要把萧县的工作做好。当时，萧县县委领导下的县大队有一千七百多人，大队长耿蕴斋，副大队长孙象涵‘吴信容。我们到达萧县后，又把这支部队编为苏鲁豫支队的第七大队，并派去兰廷辉当了政委。七大队分作两个部分，一部分在津浦路以东，由孙象涵率领，大约有五个连。一部分在津浦路以西，由耿蕴斋带领，也是五个连。我们到萧县后，除县城外，帮助所有的区都建立了民主政权，同时，又帮助县委新组建了一个县大队，很快又发展到一‘两千人。这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没有打什么仗，但由于我们收缴了大量国民党遗弃的枪支，武装了部队，队伍发展极其迅速。
不久，我们又越过津浦路，向灵壁‘泗县‘睢宁推进。这样，就从西北到东南再到西南，形成了对徐州的三面包围之势。我们的这一行动，使得日军大为恼火。在此之前，日军根本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他们狂妄地认为，八路军只是一些手持土枪土炮的农民，用伪军就足以对付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八路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不长的时间里创建了大片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而且还闯入了他们的心脏地区。这使日本侵略者大吃一惊，开始认识到八路军绝对不是一伙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因此，开始准备认真对付我们。
六月初，专门针对八路军的日军大“扫荡”开始了。在扫荡以前，我们就得到消息说，日军的这次“扫荡”，集中了近六千兵力，从徐州‘夹沟‘宿县‘灵壁‘睢宁‘时村，分七路向我们苏鲁豫支队进行合围，下定决心要把我们搞掉，最少也要把我们撵出徐州东南地区，解除对津蒲路的威胁。
过去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的这样大规模的“扫荡”，当时，支队部只剩下我‘彭明治‘田维扬三人。我们三人研究后一致认为，要应付敌人的这次“扫荡”，就必须将部队集中到四面都有山的铜山县张山集和褚兰集一带去。因为我们的部队刚刚南下，还没有开展挖“抗日沟”的活动，敌人一来“扫荡”，我们在平原地区没有什么依托，而敌人的汽车‘坦克却可以横冲直撞，畅通无阻。在这种情况下，要准备反“扫荡”，就必须要依靠山。张山集‘褚兰集一带四面都是山，虽然山不是很高，但比平地还是要好得多。
彭明治和我随即发出命令，命令部队立即全部集中到张山集和褚兰集地区。当晚，部队经一夜急行军，全部到达了指定位置。部队刚部署完毕，就发现敌人的坦克‘汽车一路一路浩浩荡荡地过来了。很快，将近六千人的日军的快速部队，就包围了张山集和褚兰集。除步兵外，日军还配置有五十多辆汽车‘二十门大炮和两辆坦克。
根据战前的部署，我们四个大队各挡一方，日军用坦克冲了几次，始终也没有冲过来，反而冲到山沟里去了。山区不通公路，敌人的汽车也过不来，日军便改用大炮轰。从中午十二点一直打到天黑，不知道打了多少炮。那里的山没有树，都是光秃秃的石头，炮弹打来，石头就满天飞，弄得我们很难受。我‘彭明治‘田维扬三人，各在一块石崖下，用电话指挥部队。队伍各自依凭紧急筑起来的工事，独立顽强抗敌。就这样，敌人发起的几次攻击，都让我们给打了下去了。一直到晚上，敌人也始终没能前进一步。我们守住了这个山区。
随着黑夜的来临，彭明治问我：“政委，怎么办呀？”我说：“你的意见呢？突围吧！”彭说：“对，要突围，还回到津浦路西去，西面的萧县‘永城是我们的根据地，往东不行，我们对那里的地形不熟对我们不利。”
我完全同意他的想法，认为应该趁着黑夜突围出去。我们当即安排全支队分三路突围，一大队‘二大队各一路，三大队和七大队一起为一路，支队部随一大队跟进，二大队断后。
天黑以后，我们派侦察部队下山侦察，发现前来围攻的七路敌人之中，已有四路由原路退回了，只有三路敌人还没有走，村子里没有动静，敌人的包围圈中出现了空隙。
我们迅速从敌人的空隙中穿插行进，因为队伍没有什么辎重，都是轻装，很容易的就突了围。敌人还在那里打炮，我们就已经走到敌人的后面来了。我们随即加快脚步，整整走了一个晚上，仍从夹沟越过了津浦路。因敌人抽调兵力围攻我人，这里防守空虚，是个空档。一过津浦路，天就大亮了。
夹沟的西面有一块叫黄藏峪的山地，山里有个大寺庙，庙前有个大森林。过了津浦路后，我们考虑部队打了一整天，又接连两个晚上都在赶路，就把二大队放在黄藏峪的口子上警戒，让其余部队在森林中稍事休息。不料还没等我们吃上饭，敌人已跟踪前来。听到枪响，部队顾不得吃饭就冲上了山顶。彭明治下了死命令，要二大队无论如何也要在山口守住。敌人拼命地攻，二大队坚决抗击，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由于战场是在山区，敌人的坦克‘汽车无法前进，而山背后却是我们的根据地，因此我们在二大队顽强阻击的掩护下，支队主力很快就撤回到王白楼‘洼子口地区，回到了根据地。就这样，经过两天一夜的阻击，我们终于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七路围攻。前来围攻的日军全部退回了据点。
这一仗，是我们到苏鲁豫边区以来，伤亡最严重的一次战斗。我们全支队伤亡近六百人，当然是伤的多‘亡的少。二大队政委蔡元兴被炮弹击中牺牲了，牺牲了这么好的一个干部，真令人痛心！除此之外，还牺牲了一些连‘排干部。
应当说，彭明治在这次战斗中指挥若定，表现得很沉着，很坚定。本来，敌人的这次七路围攻，兵力和武器装备都超越过我们，敌人把我们看成是心腹大患，不把我们撵走他就不会放心，所以下定决心发动这么一次大“扫荡”，对我们来说这一仗非常难打。当时彭明治的身体不好，梁兴初又不在，但他仍然同我和田维扬一起坚持了两天一夜，没有犯病，而且始终精神饱满，情绪高涨，最终指挥部队突出重围，打破了敌人精心布置的七路围攻。
部队能基本完整地回到根据地，我很高兴。回来后，我直夸彭明治这次指挥得好。他却说：“政委，你还说这个话。这次我没有搞好，伤亡了这么多人。”我说：“还要怎么好法呀？想把敌人全部消灭，那是不可能的。他们都是机械化部队，武器装备好，行动迅速。主要是我们的伤亡大了一点，这是个损失，不过我们把伤兵都弄回来了。而且，经过这一次战斗，我们尝出了滋味，知道敌人的大‘扫荡’是怎么个‘扫荡’法，小‘扫荡’是怎么个‘扫荡’法，这种经验对我们以后进行反‘扫荡’很有意义。最重要的是，从这次战斗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一条经验，对我们八路军，日本鬼子就是没奈何。”彭明治很赞同我的意见，说：“政委，你说得好啊！”
经过了这次反“扫荡”，我觉得彭明治在打仗这方面很有经验，他很沉着，很稳重，从不冒失，经过这段时间单独行动的考验，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军事指挥员。
结束了这次反“扫荡”，我们便从王白楼‘洼子口地区继续向西，往萧县‘砀山‘永城前进，最后在孙老庄住了下来。
七‘挺进皖东北
一九三九年六月底，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在梁兴初所派的一支队护送下，带动一个骑兵排，出乎意料地来到了我们支队部。看到陈光到来，大家不知道有多么高兴。刚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现在师长又来了，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鼓舞。
陈光代师长住下以后，首先听取了我们汇报。我们汇报的主要内容是：
一‘队伍发展情况。我们六八五团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从山西离开一一五师师部以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由三千多人发展到了一万二千多人。现在的苏鲁豫支队一共是五个大队，每个大队下编四个营，每个营下编四个连，同时每个大队还另编有一个重机枪连。此外，我们还有四个县属游击大队。由于国民党军溃退时，在湖西等地区遗弃了大量枪支，部队的武器装备都得到了更新，原有的都移交给了游击队。
我介绍说，彭明治很注意炮兵的建设。我们经过调查，挖到了一门山炮，于是彭明治就组编了一个炮兵连。由于缺少炮弹，这门山炮我们平时都舍不得用，但在打汉奸土围子时就很有用。一次在河南永城有个汉奸土围子，他有一百多条枪，就是不开门‘不投降。彭明治就下令调来山炮，结果，我们只对着城门打了一炮，他们就吓得乖乖地开门缴了枪。
汇报到这里，我开玩笑地说：“那么厉害的山炮是很好，但敌人的这次七路围攻，炮弹打了千百发，我们不是也挨住了吗？并没有吓倒我们嘛！”
陈光也插话说：“师部在反‘扫荡’时，也曾在陆房挨了日军很多炮弹，但我们也没有被吓倒。”
二‘彭明治同志就苏鲁豫支队这段时间的战斗情况作了详细汇报，粗略计算，这段时间内我们大体上打了四‘五仗，粉碎敌人大小“扫荡”共五次，最大的一次就是铜山东南张山集敌人七路围攻的这一次。在这些战斗中，我们共俘获敌人，主要是伪军，将近三千人，也缴获了数千支枪支。
三‘创建了根据地。我说，我们在金乡‘鱼台‘萧县‘永城以及单县‘沛县‘丰县‘铜山的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县‘区政权。这些地区的敌伪都已基本赶走或肃清，只剩下日军孤立地留在据点里。在根据地内，为抗击敌人的军事“扫荡”，挖“抗日沟”的活动正在逐步推广。
四‘开展了同国民党抗日部队的统战工作。同国民党的县政权‘地方部队联合抗日，他们都听我们的调遣‘指挥，只是对国民党人恐怕是有点“右”，以致于现在他们的武装也发展起来，而我们又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搞掉。
在汇报的最后我们强调，湖西地区的局面之所以能够打开，主要是因为我们执行了十八集团军总部和师里的指示，积极组织地下党‘地下武装和情报网开展工作，对我们帮助也很大。如原挺进支队和萧县县大队等，在我们创建湖西根据地的工作中，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还有，彭雪枫支队对我们的配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总之，湖西地区局面的打开，完全是上级正确的领导，以及地方党‘地方党领导的军队和兄弟部队对我们支援的结果。
听完汇报以后，陈光代师长也简略给我们介绍了师部东进以来的情况，以及日军在陆房进行大“扫荡”的情况。接着就和我们一起研究苏鲁豫支队的下一步工作部署。
陈光代师长完全同意我们的建议，下一步将苏鲁豫支队分别在三个地区进行活动：一‘四大队继续留在湖西地区坚持斗争，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由于在军事上一时找不出适当的人选，仍由副司令梁兴初兼任四大队大队长，政治部主任王凤鸣兼任四大队政委。又由于湖西地处陇海路北，离支队部较远，陈光代师长的意见是，四大队就直接归一一五师师部指挥，我们表示完全同意。
二‘一大队加七大队的孙象涵部，进入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洪泽湖以北的皖东北地区活动，以打通和鲁南师部的联系。陈光代师长非常同意这一安排，说：“这个意见好，这样一来，师部和你们之间的联系就打通了，占领了这一地区非常重要。可是要谁去指挥呀？”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去可不可以呀？”陈光说：“很好，就你带一大队和孙象涵部东去吧，只是可能会遇到困难。”彭明治说：“政委还能离开支队部吗？”陈光说：“没有关系，还有你们嘛！”
三‘支队司令员彭明治，参谋长田维扬，副参谋长黄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