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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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八日，我把电台留给一大队，自己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就出发了。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一大队派出一个连护送我。这时树上的叶子已开始转黄，天已开始转冷。我带着这个连，先过津浦路，再过陇海路，经过五天的急行军，终于回到湖西，来到了支队部。
这时，支队部正好又住在我们初到湖西时和挺进支队会合的地方——十字河口的萧庄。我进村后，首先见到了罗荣桓政委。他同我紧紧握手后，说我一路赶来很辛苦，要我回去先休息一下再谈。罗荣桓单独住在村中一个地主家的一间房子里。
晚上，我来到罗荣桓的房间，先向他汇报了我们在皖东北‘苏北的活动情况。罗政委只是听，没有说什么。接着他就告诉我，这次湖西“肃托”，搞得一塌糊涂，有很多干部被杀，很多干部被抓，最后甚至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差一点把他给枪毙了。由于问题非常严重，因此他才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专程前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他们来了以后，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所以先把支队部调了回来，又发电报要我回来，已经等我一个多礼拜了。他说：“郭洪涛‘张经武已去延安汇报情况，等我来后，把一些情况谈清楚以后，他也要回山东去了。
当天晚上，罗荣桓同我谈了一夜。他告诉我，湖西肃托的错误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大概在这一年的八月左右，湖西区党委干校的学员因不服从分配而闹事，区党委派组织部长王须仁到干校去处理。王须仁将闹事的主要责任者魏定远抓到区党委来亲自审讯，逼魏承认自己是“托派”，并逼供出了一份“托派”名单。接着，王须仁在得到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支持后，将这一“肃托”行动扩大到了区党委内。后来，王须仁又取得了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的支持。于是，王凤鸣‘王须仁两人在部队和地方相互配合，开始独断专行，变本加厉地搞“肃托”扩大化。他们用捆绑‘吊打‘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等各种刑罚，进行逼供‘指供‘串供，几乎将湖西区党委的所有部长和各县县长‘县委书记，全部打成“托派”关押起来。如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组织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干部，都被抓了起来，被王凤鸣‘王须仁等严刑逼供。再以后，“肃托”行动越来越扩大化，最后发展到县区干部大部分被抓，打成托派，扣上“托派”帽子，最后将抗日挺进
支队长李贞乾‘王文彬‘郭影秋等主要负责人都抓起来，并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之后，他们竟然把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诬蔑梁兴初同徐州日伪有联系，是“托派”总司令，最后差一点把梁兴初‘郭影秋‘李贞乾枪毙了。
在整个“肃托”行动中，白子明和湖西区党委被王凤鸣‘王须仁控制摆布，不起任何作用。王凤鸣‘王须仁可以随便抓人‘杀人，终使大批干部被抓，近三百人被冤杀，最后甚至连区党委书记白子明自己也被抓了起来。这样大的事情，王凤鸣独断独行，不请示‘不报告师部。在师部和山东分局知道此事后，几次电令王凤鸣停抓停杀，但他们不听，仍然一意孤行。在这种情况下，罗荣桓政委只好亲自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一起，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
罗荣桓政委还告诉我说，我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初步处理完了湖西“肃托”事件，被冤枉的干部全部给予了平反，被错杀的也全部给恢复了名誉，给予道歉，并按照烈士标准给予抚恤。对此，湖西地区的党和人民万分感激山东分局这一处理。被平反的干部和党员及其家属对罗政委永远铭记在心。
罗荣桓认为，王凤鸣‘王须仁他们没有接受我党‘我军历史上所犯的“肃反”‘“肃托”“肃AB团”‘“肃改组派”‘“肃社会民主党”错误的教训。这次湖西“肃托”，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我根据地内第一次犯这样大的错误。这次“肃托”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是湖西地区几乎全部垮掉了，队伍削弱了，党的影响搞垮了，党和八路军的威信受到损害，湖西群众因“肃托”同我们开始疏远了。七大队的耿蕴斋已叛变投敌，国民党顽固派队伍则剩我们之危扩大了，丰县‘沛县队伍都已发展到六‘七千人，砀山县也发展到两千多人。如果罗政委和郭洪涛‘张经武不来这里，湖西的局面就很难挽救。
最后他对我说：“我们查明，那个王须仁才是真正的‘托派’，他想以‘肃托’来保护自己，夺取湖西地区党的领导权。为此，他残害了大批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已经将他逮捕了。对他的错误，我们还要请示中央和山东分局后再作出处理。至于王凤鸣，暂时仍让他兼任四大队政委，四大队由梁兴初和王凤鸣率领东去鲁南，归师部直接领导和指挥。以后怎么处理，也要由中央和山东分局来作出决定。”
听了罗荣桓这一番有关湖西“肃托”经过的介绍，我惊心动魄，我向罗政委解释，我是七月份离开支队部的，离开时绝没有想到湖西竟会发生这样大的问题！我根本不知道肃托的事，我的电台同四大队不通报，支队电台可以通，但彭明治‘郭成柱也没有说到湖西肃托问题，我连传说都没有听到。我根本不知道梁兴初被抓起来了，王凤鸣无法无天，我不清楚。我提出想见梁兴初，但罗荣桓说：“梁兴初已带四大队离开湖西去鲁南了。”后来才知道因为罗政委要走，梁兴初带着队伍到微山湖东边滕县和邹县布置警戒去了。因此，我这次回来连梁兴初的面也未见着。
罗荣桓政委最后说：“正因为你不知道‘肃托’的事，所以我才要你回支队部。‘肃托’的错误我不怪你，你不用多心。”
但紧接着，他又对我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说：“你是苏鲁豫支队的政治委员‘军政委员会书记，你离开大部分主力部队，单独带一支部队出去活动，这是为什么？这样做行吗？”
我表示，罗政委批评得完全对，我完全接受，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过去历史上这样的沉痛教训多得很，想不到现在又在我们这里出现了。
不过我同时也向罗荣桓说明，当时我们将整个支队一分为三，分别在三个地区进行活动，是陈光代师长来这里时同意决定下来的。陈光代师长要我向东打通同山东鲁南的联系，要彭明治向西打通同彭雪枫支队的联系，梁兴初‘王凤鸣留守湖西地区。这些都是代师长点头批准并亲自安排的。陈光代师长当时还特别交待，留在湖西的部队由师部直接指挥。
没想罗荣桓听了我的解释后却说：“陈光同志来你们这里，并没有经过党委批准。在罗坊战斗中，我们带着师部突围后，他就到你们这边来了，这事当时我不知道。”
我继续检查说：“我们把梁兴初和王凤鸣留在湖西时，没有给他们之间规定领导上的主次关系，结果王凤鸣竟然把梁兴初给逮捕了，这是我们的错误。幸亏罗政委及时赶到，不然这个损失就无法弥补了。”
说到这里，彭明治和王凤鸣来了。罗荣桓当场又将王凤鸣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一顿，王凤鸣只能唯唯称是，不敢作声。
第二天上午，我在征得彭明治的同意后，又跑去找罗政委向他建议说：“现在一大队在皖东北已发展到一千七‘八百人，还有孙象涵部的八百多人，加起来将近三千人，是不是再派一政委去，以加强领导。”罗荣桓问：“叫谁去呀？”我回答说，我已征得彭明治的同意，想让参谋长田维扬去一大队兼任第一政委，让王东保任第二政委。这样，两个政委，领导力量就增强了。罗荣桓听后回答：“好，同意。”
我又说：“如果你同意，我就留在支队部不回去了。我从一大队还带了一个连在这里，向田维扬交代清楚以后，就要他跟这个连马上出发到一大队去，我就不走了，先解决了这个问题。”罗荣桓很快回答：“完全同意，就照这么办。”我们当即下了命令，任命田维扬兼任一大队第一政委，通知他马上走。
那天下午和晚上，罗荣桓又接连找我们支队部的几个同志谈话，研究苏鲁豫支队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在谈话中，他首先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他说：“一年来苏鲁豫支队的队伍壮大了，地区局面打开了，现在大片土地都在你们的控制之下，这很好。今后，坚持湖西地区的斗争，挽回‘肃托’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还是要依靠你们苏鲁豫支队。只要把情况向群众讲清楚，群众是会相信你们的。”
关于我们以后的主要任务，罗荣桓指出，第一要恢复这个地区的工作。要恢复党的组织‘党的影响，恢复地方政权，恢复地方武装部队，恢复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组织。第二是要继续处理好因“肃托”扩大化而还留下来的问题，给所有受迫害的同志平反。山东分局准备再派人来帮助湖西区党委处理“肃托”问题，进一步把“肃托”事件调查清楚。
罗政委接着说：“第三是今后支队部不要再离开这个地区了，支队部和二‘三大队留在湖西坚持斗争，把四大队交给我，仍由梁兴初‘王凤鸣率领，跟我走，渡过微山湖，到微山湖以东，陇海路以北的地区活动。队伍直接归师部指挥，你们可以同他们联系，但指挥权属师部。你们要赶紧把队伍疏散开，在整个湖西地区扩大宣传，宣传“肃托“是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只是党内极少数人造成的，目前正在清查纠正中，要力争尽快地恢复党的影响。第四是湖西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是‘肃托’问题的直接责任者，已无法再主持区党委的工作。我无权委任你们哪一个人继任区党委书记，因为这是要由山东分局决定的事，但是我可以代表山东分局指定吴法宪暂时帮助湖西区党委的工作。这些问题，我也已经向区党委交代清楚了，今后湖西地区的工作，主要要依靠苏鲁豫支队的帮助，区党委开会，要请你吴法宪到会。”
工作安排完毕以后，第二天，罗政委就走了。我和彭明治等一直送他到谷亭，就在那里向他告别。他要经谷亭‘南阳，直奔微山湖。梁兴初已于先几天到达微山湖东边准备船只，组织掩护迎接罗政委东渡。后来，梁兴初率领的四大队一直在微山湖东的邹县‘滕县一带活动。至于在活动时是继续沿用苏鲁豫支队四大队的名义，还是师部又另外授与了什么番号，我就不清楚了。
送走罗荣桓以后，我和彭明治‘郭成柱等经过研究，决定按照罗政委的交代，首先把两个大队撒出去，把二大队撒向沛县‘砀山‘ 铜山一带，三大队撒向鱼台‘金乡‘单县一带。支队部带领警卫营驻谷亭，要区党委也一起转移到谷亭。
然后，我们立即开展罗政委布置的工作。我们召开了营长‘教导员以上的干部会议，把这次湖西“肃托”的全过程向他们交代清楚，说明这次湖西“肃托”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只是王须仁一个，这个人已被逮捕‘关押，查明情况后，已被处决。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是王凤鸣，他已随四大队离开了湖西。对这次错误，山东分局还准备作进一步的调查处理。现在，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地方党，做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恢复党的影响。
第一步先做区党委的工作，把区党委的干部都集中起来，这时白子明‘郭影秋‘李贞乾‘郝中士等一批区党委和区党委部长都已被释放出来，要他们先出来工作，继续办公，纳入正轨。区党委工作仍由白子明主持，他一边检查，一边工作，重大问题由区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同时强调加强内部团结，不要互相埋怨，要团结一致，先执行罗荣桓政委的指示，要把湖西地区恢复过来，至于那些没搞清的问题，要相信党组织以后一定会逐渐搞清楚的。
第二步，恢复地方政权，重新建立鱼台‘金乡县政府，以及丰县‘沛县‘铜山的几个区政府政权，并恢复了各地的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对“肃托”中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被捕的一律释放，被打伤的养伤，伤愈后恢复工作，被杀的追认他们为烈士，安抚其家属，开除了党籍的恢复党籍。同时，向广大群众公开道歉认错，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第三步，向国民党顽固派发出警告，同他们公开谈判，指出他们的错误，告诫他们不要利用我们“肃托”的错误，公开的孤立我们，侵占我们的地区，限制我们的发展，并把我们挤走。八路军在敌后抗战的功绩是磨灭不了的，希望他们不要忘了一年多来，我们对他们的支援和帮助，迅速退回原来的地区，把侵占了的地区还给我们，继续共同抗日，不要轻举妄动，否则，王歪鼻子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当时他们都同意了，都退回到了原来的地区。这个时候，双方虽然还没有发生磨擦，但对立情绪已经明显增加了。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从这以后，丰县的黄子珏‘黄体润，沛县的冯子固，砀山的窦雪岩，单县的刘耀庭，都明显的同我们疏远了，态度完全变了，处处戒备我们，不同我们接触。我们也向部队指战员，地方党和政权作了交代，要防止顽固派对我们的挑衅。
第四步，以实际行动帮助群众，恢复党的影响。当时春节已过，春耕即将开始，我们便组织部队帮助群众积肥‘翻地，准备种子，给麦子浇返青水。我们还特别注意抓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逐渐挽回影响。
经过这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以后，湖西地区的局面基本稳定下来了，情况开始得到好转。党和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也有了一定的恢复。
这个时期敌伪的“扫荡”次数减少了，只有砀山和金乡的敌人出来过一次，转了一圈，经过五‘六天后，就又回到了据点里。在这次敌人的“扫荡”中，国民党的县大队同我们一起，与敌伪打了一些小仗。在这次“扫荡”中我们没有什么损失，但在前一段“肃托”期间，一部分“抗日沟”因下雨而垮塌了，没有及时得到修整。这时我们又加紧动员群众抢修，以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新的“扫荡”
一九四O年二月，罗荣桓政委派山东分局保卫部长刘居英来到湖西，直接调查和处理“肃托”问题，并负责指导湖西区党委的工作。刘居英在湖西期间，住在我们支队部，由我们负责照顾他的生活。我们向他详细汇报了“肃托”善后工作情况。
我向他建议说：“你没来以前，罗荣桓政委要我兼管一下区党委的工作，现在你来了，是不是就请你直接主持区党委的工作，以后区党委的活动我就不再参与，以便集中精力照顾部队工作。”刘居英表示同意，于是我便脱离了区党委的工作。
刘居英在湖西一共待了两个多月，一直到四月份才返回鲁南的山东分局。
在这一年的年初，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军区来电报说，准备在鲁南师部召开高级会议，要我与彭明治两人中去一个参加会议。彭明治看了电报说：“我去参加会议，你还要照顾区党委的工作，担子很重，还是你留在湖西主持工作。”我同意了。
到了二月下旬的一天，在事先没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彭明治和一一五师保卫部长朱涤新一起回来了。当时我还以为朱涤新是来检查工作的，彭明治在一边也不吭声。后来我问彭明治，朱涤新来干什么，彭明治这才告诉我，朱涤新是来当政委的。他还说：“罗荣桓政委要我转告你，同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