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盐城，有人口两三万人，市内有一部分小手工业，小作坊，商业是主要的。这里河网交织，水路交通是主要的，可以通达上海‘南通‘扬州‘镇江等地，南来北往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
进驻盐城后，我们政治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地方工作。为了尽快稳定民心，我们首先是出安民布告，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恢复地方秩序。我们的重点是，稳定工商界，使之照常开业，‘照常营业，同时建立党组织，建立盐城县政府，组织民兵和游击队，开展统战工作，建立财政税收，恢复经济，恢复市属各大小镇子的工作。南方的城市比较繁华，凡有五十户以上人家的小镇子，沿街都开设有不少店铺，有饭馆和澡堂子，这在北方还是不多见的。
十‘参加苏北抗敌和平会议
一九四O年十月下旬，正当我们在盐城陆续开展这些工作时，突然接到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的一份电报，说苏北的新四军要召开一个抗敌和平会议，邀请八路军派代表参加，并指定我代表八路军第五纵队去参加这一会议。接到电报后，我当即给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发了一份电报，询问会议地点，复电说，会议地点是在泰州的曲塘。
随后，我便去与彭明治‘朱涤新商量，说我过去从没有走过这条路，沿途的敌情不太清楚，苏北又是个水网地区，加之青纱帐已落，一旦遭遇敌人，不好隐蔽，是否带点警卫部队去。他俩都说，当然要带，最好带一个骑兵连去。我认为一个连一百多人‘一百多匹马，太多了，走起来不方便，还是带个骑兵排，去个连长带队，就足够了。这样一共三‘四十匹马，路上也好一点。听我这一说，他俩都表示同意。
十月二十七日，我带着骑兵排从盐城出发，前往曲塘参加苏北抗日和平会议。我们沿着一条被破坏了的从灌云到南通的公路走。头天我们经伍佑‘大冈‘白驹，到达东台宿营。因为马多，为便于喂马，我在城南找了一座学校住了下来。
第二天我们由东台出发，经梁垛‘安丰‘富安‘到达了驻在海安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见到了副总指挥粟裕。刚一见面，他就告诉我，曲塘现在就等我去开会，要我赶紧去，并且说已经为我准备了一条汽船。他要我把骑兵排统统留在海安，由指挥部负责安排照顾，我和警卫员马上坐汽船走。我们赶紧上了汽船，大约两个小时后就到了曲塘，这时天还没有黑。一下汽船，我马上去见陈毅总指挥。陈毅见了我，当即把我介绍给当时在场的其他人，说这是八路军的代表吴法宪。
晚上住下后，我去请示陈毅，对他说：“陈总指挥，对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情况，我一点都不了解，黄克诚司令员叫我来听候你的指示，请你安排。
陈毅听了很高兴，他告诉我说，这个会议是根据中央指示召开的。中央指示，在苏北要继续团结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大力进行根据地建设和扩大军队。根据这个指示，苏北指挥部为进一步争取李明扬等人与我们合作，决定召开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会议除邀请了李明扬‘李长江‘陈应泰以及国民党江苏省参议员韩国钧‘苏北地方代表黄玉峰等人以外，还邀请了韩德勤的代表，但遭到韩德勤的拒绝。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苏北地区实现统一战线，划分防区，团结抗日，共商大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争取“两李“（李明扬‘李长江）和陈应泰，孤立韩德勤。
说完这些以后，陈毅就同我拉开了家常。他先问我是否参加了长征，从什么地方出发，经过了些什么地方。我一一作了回答。我说：“总指挥，你可能把我忘了，你在江西军区当司令员兼政委的时候，我在六十四师当青年科长，当时你住在兴国县草鸡窝的一个天主教堂里。江西军区政治部召开青年工作会议时，你还给我们作过政治报告。“
陈毅马上说：“啊，那是老部下了！”我说：“是啊。是老部下，你是我们的老司令员。我那时是个青年科长，是个小小的干部。”
抗敌和平会议从十月二十九日开始，到三十日结束。会议大致定下来两条：一‘当前的大前题是共同建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筹备召开苏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成立苏北行政委员会及县‘区政权，吸收广大非党人士参加政权；二‘坚持苏北地区国共两党军队现在的各自的防区，互不侵犯，互不攻击，停止“磨擦”战，不打消耗仗，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团结对敌。会上各个代表发表了一通意见，都表示同意陈毅总指挥的意见，口头上达成协议，但没有形成文字的东西，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十月三十一日，我随同陈毅坐一条小船回到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又见到了粟裕。在海安，我向陈毅‘粟裕简略汇报了我所知道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的情况，他们也把新四军的情况向我作了简略介绍。我请陈毅‘粟裕在本子上给我签个字，他们一人给我写了几句话，作为鼓励。他俩对我们在各自分别经过敌后游击战争和长征后，又重聚在一起，表示十分高兴。
当天晚上，由陈毅及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出面，请包括韩国钧‘黄玉峰等当地知名人士吃饭，也请政治部的同志和我参加。十月份，正值盛产螃蟹的季节，大家兴致勃勃地吃了一次螃蟹宴。
十一月一日，我准备回去了，但陈毅总指挥挽留我再住一天，说让我参观参观海安这个镇子。海安这个镇子比较繁华，商业也比较发达。正好当天下午，韩国钧回请陈毅‘粟裕‘钟期光等，把我也邀了去。参观了他的家庭花园，还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
十一月二日，我向陈毅‘粟裕正副总指挥和钟期光主任告别，当天回到了东台，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又在白驹新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处住了一晚。十一月四日，我们回到了盐城。
由于黄克诚当时率纵队部驻在东沟‘益林地区，因此回到盐城后，我以电报向他请示，准备去他那里汇报一下这次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情况。可黄克诚复电说：“不用来了，简单写个书面报告就可以了。”
我遵照他的指示，写了个简短的会议情况报告，并转达了陈毅‘粟裕对他的问候。同时，我也向彭明治‘朱涤新等转达了陈‘粟两位首长的问候，以及对我们一支队全体指战员的问候。
回到盐城，我的工作重点放在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上，当时的阜宁‘盐城两县，各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过程中，黄克诚曾指示我用淮海区专员的名义，委任宋乃德为阜宁县长。宋乃德是山西人，老干部，以后他成了盐城区行政公署的专员。另外，我还委任了盐城县县长，是个本地人，地下党员，但是他的名字，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十一‘新四军总指挥部进驻盐城
一九四O年十一月中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为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陈毅为副总指挥。
不久，总指挥部准备北移。彭明治和朱涤新认为，应当把盐城让出来，让总指挥部驻盐城，我们搬到二团驻扎的冈门镇。在得到批准后，我们很快搬到了在盐城西面约二十里的冈门。冈门这个镇子很大‘很繁华，有两‘三万人。
我们刚刚搬到冈门，陈毅就坐着汽船来了。他是代表新四军来看望我们的，我们热烈欢迎了陈毅。当天晚上，陈毅跟我们几个支队的干部，相互之间谈了很多情况。陈毅同志还给我们讲了许多有关三年游击战争的故事。
陈毅同志刚走，过了三‘四天，刘少奇同志又从洪泽湖经淮海区‘阜宁地区，来到了盐城。彭明治‘朱涤新和我赶紧回到盐城，接待刘少奇同志。
在盐城，刘少奇详细地给我们阐述了东攻西防的重要性。他说，在长江以北的八路军‘新四军慢慢向东发展，而皖南的新四军向北转移，这样就可以逐渐地把华北‘华中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可以扩大抗日队伍，增强力量，必要时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国民党原来强令新四军把江北的部队全部调到江南的一块狭小地区，企图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以便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此计不成，又强令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撤至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对此，中央决定的对策是，在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同意转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必要时粉碎其军事进攻。在全国发动大规模的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亲日派的阴谋挑衅。
刘少奇强调说，当前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建设苏北根据地。而盐城，又是苏北的中心，因此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及中原局都准备迁到盐城来。他还告诉我们，他已向中央提出建议，将陇海路以南包括第五纵队在内的所有八路军，统统编入新四军，而且所有的干部统统都要留在华中，不再北调。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接到山东军区的一道命令，将原苏鲁豫支队改编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旅，同时命令我回山东去，任教导第二旅政委，旅长是曾国华。我把这个命令给刘少奇看了，并请示他怎么办。看完电令，刘少奇立刻说：“一支队的部队肯定不回山东了，你也不能回山东。现在应当是干部向南来，而不是向北去。你应当就在苏北工作。”就这样，刘少奇把我留下来了。
又过了几天，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下达命令，将我由一支队的政治部主任提升为第五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我又去请示刘少奇同志，他答复我，这个命令要执行，因为这是经中原局同意，又经过十八集团军总部批准的。不过，他要我暂时还留在盐城这里不动。因为中原局和总指挥部现在要管整个华中的工作，盐阜地区的工作一时管不过来，所以暂时还得由我们一支队政治部先管着。他说：“过几天调几个干部来，等他们组织起盐阜地委和盐阜行政公署，正式开始工作后，你就可以离开一支队了。”
十二‘断桥事件
这里我顺便讲一下我们从盐城迁向冈门时发生的一件事。
苏北地区的最大特点，就是这里的大江小河连在一起，是一个河网密布的地区。有的河，如沭河‘盐河等，直通黄海。海船四通八达，可以直通上海，也可以转入长江，通往南通‘镇江‘南京等地。这里的公路大都已被破坏。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许多村庄就直接建在河边，一出家门就可以上船。
在水网地带，在陆上的行动就很不方便，一出门就得过桥，桥很多，但都不是什么坚固的大桥，有的是独木桥，也有的是用几棵树，用绳子把两头一绑，连接在一起，就算是一座桥，这样的桥很不坚固。当然也有稍好一点的，是用石板或木头建筑而成的桥。
地形变了，在战术上就要不断的总结经验，做出改变。在水网地带打仗，要跑掉是很容易的，春夏秋三季岸边的芦苇很多很高，也便于隐蔽。但是要包围和消灭敌人就比较困难，有时候明明你看到了敌人，可偏偏有一道河淌在面前，你就是过不去。所以一打仗，首要的任务就是控制桥和船，有了桥和船，就可以过河。大部队展不开，就用小分队，这样运动迅速，便于包抄敌人。
彭明治是个军事指挥员，他很注意占领桥梁和渡口，很注意保护桥的完好，这是完全对的。
那天，我们从盐城移防到冈门，把盐城让给中原局和总指挥部住。冈门原为二十团驻地，他们往西挪了挪，把冈门让给了我们。从盐城到冈门，一共只有二十多里路，就过了十几二十座桥。快到冈门的时候有一座桥比较长，有三截。我们旅部行动的时候，常把骑兵连和侦察连放在前面。正当骑兵连在这桥上过一半的时候，马把桥踩断了，六‘七个战士摔进河里，马也掉进了河里，不会水的人就被淹死了。
彭明治闻讯以后非常气愤，立即赶到前面去处理这一问题。他严厉查问桥是怎么断的，是谁在桥上掉下去了。正好这时从河里爬上来一个青年干事，彭明治就问，你为什么把桥踩断了，万一有个情况怎么办？结果不问三七二十一，拨出手枪，“砰‘砰‘砰”连打三枪，把那个青年打死了。
我和朱涤新得知了此事，觉得彭明治这样随便枪毙人不对，就批评彭明治说，骑兵连已经过了那么多，很可能是前面的人把桥踩坏的，恰恰他倒霉，走到这里，一下掉进河里，几乎淹死，结果一上来，你“砰‘砰‘走”几枪就把人家给打死了，这样做很没有道理。
彭明治不敢分辨，只说，他当时脾气上来了，想也没想就开了枪。已经开了枪，怎么办哪？
我们说，这样做不对，第一‘这不是战场，在战场上你有权力，谁不执行命令就枪毙谁，但现在我们是在移防，不是在打仗。第二‘究竟是谁把桥踩坏的，现在弄不清楚，其实我们当时不应该要骑兵走这个桥，应该让他们骑马游泳过去就行了。
彭明治一听，也有点后悔了，说：“人已经死了，没有办法了。”我们当时也就原谅了彭明治，但表示，事情还是要上报。朱涤新和我两个人就把这件事情，上报给黄克诚和刘少奇。
黄克诚是个群众观点很强的人，刘少奇更是如此。但刘‘黄二人考虑到一支队是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之一，打仗很得力，彭明治在军事指挥上又很有经验，不便在战争吃紧的时候给予他太重的处分，就指示我们批评一下就算了。这件事就这样了了。
这件事情，说明了在水网地区保护桥梁的重要性。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这个青年被枪毙得够冤枉。我只记得他是个山西人，叫什么名字也都忘了。
十三‘曹甸战斗
在一九四O年十月黄桥战斗胜利后，国民党韩德勤部虽号称为苏鲁豫战区，实际上已只剩下三千人左右，龟缩在盐城到淮安之间的曹甸‘车桥一带。韩德勤顽固坚持其反共立场，不断利用手下的残余力量，对我苏北根据地寻隙挑衅，制造“磨擦”，成为我们苏北抗日战争的一大障碍。
刘少奇‘陈毅等进驻盐城后，不久，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二支队，也到达阜宁的八滩‘东沟等地区。于是，陈毅决定打击苏北地区最顽固的反共分子韩德勤，以斗争求团结，争取他们的中间分子，如李明扬等，同我军合作抗日。
十一下旬，陈毅亲自侦察了曹甸的外围地形。曹甸这个镇大约有几千户人家，镇子的外面筑上围子，是座土城。从运河下来的水，一直流入曹甸外城的堑沟，成为城周围的一道有水的防御工事。另外，韩德勤的部队刚进驻曹甸不久，没有修筑什么坚固的工事，主要就是利用这个有水的外壕和围墙据守。
陈毅下令，要我们五纵队一支队由东向西，首先肃清曹甸外围。我们一路横扫，从盐城的冈门出发，经楼王庄和安丰开始战斗，一直打到运河边上，抵达曹甸西侧，切断敌人的退路，完成了肃清外围的任务。
之后，陈毅旋即命令我们一支队继续向东力攻曹甸，同时调集新四军在苏北的主力部队，由粟裕‘叶飞率领，由南向北对曹甸发起攻击。同时，又调集第五纵队二支队的四团，由北向南夹击曹甸。这样，曹甸就完全处于我们的包围之中。应当说胜利是有把握的。
然而事出意料，十二月十三日晚八时，，总攻曹甸开始时，北面的第二支队四团在水网地区受阻，没有及时赶到，我们一支队一团和二团担任主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