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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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场的松门两旁，贴着一副对联，上面写着：

到前线拿枪，在平时拿锹，是战斗英雄，又是生产模范。

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菜，改善自己生活

横幅是：亲自动手。

除了大力发展生产以外，我们还大力提倡节约运动。当时部队的干部‘战士都不发钱，只是每人每天有一定数额的伙食费。节约下来的钱就叫“伙食尾子”。每月的“伙食尾子”，我们都平均分配给每个人，有时可以分到一元，有时分到五角。这点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先用来交党费‘团费，剩下的钱，有的就买点烟抽，有的就买点牙刷‘牙粉‘肥皂之类的日用品。

为活跃地方经济，我们对城市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同时进行二五减租政策（即减收百分之二十五）以改善群众生活。当时在盐阜的一些沿海地区，经常有海水灌入，淹了不少地。我阜宁县长宋乃德，领导群众修筑了一条九十华里的海堤，挡住了海水的倒灌。当地群众把这条堤坝称之为“宋公堤”，很好地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当地的影响。

第四‘清剿土匪。苏北地区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出没地。当时，一些土匪还有政治背景。他们与国民党顽固派相勾结，与韩德勤那些被打垮的部队搞在一起，抢劫残害群众，杀害我们地方干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保卫苏北抗日根据地，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大“扫荡”过后，我们即下决心抽调部分主力及地方部队，大力开展清剿土匪的工作。经过三个月的大大小小的艰苦作战与政治攻势，同时教育争取一些窝藏土匪的不法分子，终于将横行苏北多年的土匪完全剿灭。

肃清了土匪以后，我们将一部分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大力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实行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刚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时，有的地方群众心里有顾虑，害怕地主报复，白天减的租，晚上他们又偷偷送回去给地主，形成明减暗不减的情况。阜宁县委书记唐棣华派出检查组，到各地检查进行教育，全面纠正，为群众撑腰。当时阜宁县委工教科有个干部编写了一个剧本叫《照减不误》，到处公演，轰动阜宁以至全盐阜区。其中有一个女演员薛飞曾大出其名，红极一时。

第五‘整训部队。清匪反霸工作告一段落以后，部队立即开始了全面的整训。整训工作由黄克诚统一领导，张爱萍‘彭雄负责军事训练，我负责政治教育。

军事训练方面，一是着重搞投手榴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和炸药爆破五大技术训练；二是以班‘排为单位进行进攻和防御的战术训练。同时，我们还加强军容风纪‘内务卫生等方面的教育，力求全面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

政治教育方面，主要是学习‘贯彻华中局关于建立巩固的苏北根据地的决定，学习党在敌后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加强党的建设，健全连党支部‘营党总支‘团党委，健全部队的党‘团生活制度，坚持每周上一次党课，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党性和党员的修养的教育。同时还在干部中进行抗日持久战‘游击战等教育，并且在连队里开设语文‘数学‘历史等各项课程，以帮助干部‘战士学习文化。

此外，部队里的年轻人多，我们还特别注重加强青年工作，在青年中进行组织发展工作。针对年轻人喜好娱乐的特点，我们恢复了连队俱乐部的工作，积极开展各种文艺‘体育活动，包括唱歌‘体育‘墙报等，表扬好人好事，注意发展党团员。我们还要求连队的经济公开，在各个连队组织经济委员会，管理连队的伙食。另外，要求各连队一个月开一次军人大会，以发扬民主，动员战士对部队的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

经过整训，部队的军事技术得到提高，政治觉悟有了进步，整个部队的团结增强‘情绪高涨。

一九四二年夏，师军政委员会决定开一个运动大会，为对部队这一段军政教育的成果进行一次检阅。当时我们就在司令部的驻地孙河庄与政治部的驻地戴舍之间，借用了几十亩土地，修了一个大运动场，搭了一个大篷子和一个戏台。运动大会分军事‘政治‘文化‘体育四个项目进行竟赛。有关军事技术‘作战学习，由张爱萍‘彭雄负责组织测验，政治学习‘文化学习的测验题，以及歌咏比赛‘体育竟赛，包括蓝球‘排球‘田径‘游泳等，统由政治部负责，后勤部还组织了一个伙食比赛。

部队不可能全部集中竟赛。就由七旅‘八旅‘十旅‘师直属队‘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各组织一个代表团参加大会，每个团抽调一个连，每个旅共抽四个连组成一个代表团，竟赛期间的晚会，由鲁艺工作团和各旅的宣传队负责组织。司‘政‘供‘卫各部门全力组织竟赛，前后搞了有半个多月。

从各团参赛的代表团比赛结果来看，成绩都比较好，最后总结时，刘少奇‘陈毅‘饶漱石都来讲了话。在竟赛过程中，他们有时也来观看比赛。在新四军军部的一些著名文化人，如范长江‘扬帆‘贺绿汀‘吕振‘姚汝觉等都到三师参观过，并在会上作过讲演。陈毅经常带一些文化人到我们政治部同黄克诚和其他人下围棋。

总之，通过这段时间的整训，部队的军政素质‘政策水平‘组织纪律性，都有较大的提高，是部队工作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

第六‘培训干部，参加党校学习。粉碎敌人“扫荡”过后，环境比较安定。华中局在阜宁板湖附近的汪朱集办了一个党校，抽调新四军各师的团以上干部，地方县委以上干部，轮流到党校学习。学习期限一般为半年至一年。除此之外，也吸收外地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在那里学习。刘少奇兼任华中局党校的校长，陈毅‘饶漱石和华中局的组织部长曾三‘宣传部长彭康等，都是党校的当然教员。学习的科目主要是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

由于我们的驻地离党校不远，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凡是党校组织讲大课，我必定带着师直属队的一些干部前支听课。一般每个星期都去两‘三次。

我记得，刘少奇当时主要是讲联共党史和中共党史，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首先从理论上阐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然后再讲一些具体的政策问题。他还讲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讲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和怎样对待错误，讲当时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陈毅主要是讲持久战的问题，讲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讲国共之间“磨擦”与反“磨擦”斗争的策略问题。彭康主要讲哲学，讲什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讲唯物文辨证法。

一些著名学者和文化人也经常作各种报告，如钱俊瑞‘范长江‘李恩求的时事报告，骆耕漠‘孙冶方‘薛暮桥的经济学报告，齐仲桓‘吴之理的卫生与保健讲座，邹韬奋‘阿英的文学报告等。办党校，使一些干部得到了一个理论学习的机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华中局当时还出版了一个理论刊物叫《真理》，对指导干部的理论学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七‘成立“文化村”，团结各界知识分子共同抗日。一九四一年秋，日军进占上海的英法租界前后，许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如邹韬奋‘范长江‘阿英‘薛暮桥‘贺绿汀‘钱俊瑞‘孙冶方‘骆耕漠‘孟波‘崔雨田‘沈其震‘吴之理‘章央芬‘扬帆‘胡考等，陆续撤退到苏北根据地。为便于照顾他们的生活，陈毅军长在新四军军部驻地附近找了一个村子，取名“文化村”，安排他们集中居住在那里，由陈毅军长直接管理和指导他们进行活动。

以后，华中局给一部分上海来的人相继分配了工作，如钱俊瑞当了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沈其震成了新四军的卫生部长，冯定和薛暮桥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当了副校长和训练部部长。有一些从上海来的著名文化人，如贺绿汀‘何士德‘孟波‘章牧‘阿英‘鲁莽‘戈杨‘吴之理‘章央芬‘胡考‘芦芒等，则被分配到了我们三师来工作。其中孟波担任三师政治部鲁艺工作团团长，吴之理‘章央芬在三师卫生部当了卫生部长和医务主任。

阿英到三师后继续搞创作，他曾根据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写了一个叫作《闯王进京》的剧本，公演后一举轰动整个盐阜区，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另外，胡考和芦芒在分到三师政治部宣传部后，继续搞他们的书画和木刻专业。后来由芦芒负责设计，我们在阜宁芦浦还修建了一个烈士纪念塔。

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扬帆，先是在盐阜区担任公安局长，以后又到我们三师政治部任保卫部长。一九四三年夏，在延安“整风”中不幸遭康生陷害，由延安方面负责用电报通知我们将扬帆送至华中局驻地关押，不久他被放了出来，但解放后，他在上海市出任公安局长时，又遭到逮捕，并冤死在狱中。

除了分配到各单位工作的人外，其他人就住在“文化村”。在陈毅的直接领导下，“文化村”的一些同志非常活跃。由于三师离军部较近，他们时常下部队来作报告，帮助部队和地方开展文娱活动，培养了一大批群众文艺骨干，繁荣了苏北根据地的文艺宣传活动。

当时在苏北根据地，还有一个青年文艺工作团体在活动，叫新安旅行团。新安旅行团最早是于一九三五年十月由江苏淮安新安学校十五个贫苦儿童组成的，以后逐渐扩大，由陶行知负责组织和领导。抗战开始后，郭沫若也曾以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厅长的名义，领导过这个团体。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历经十九个省。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他们由重庆来到苏北根据地，在盐阜行政公署主任曹荻秋‘副主任兼财政厅长宋乃德‘教育处长戴白涛的领导下，开展文艺宣传和青少年的组织工作。我记得，当时新安旅行团的团长好像叫汪逵之，一些团员后来成了我们的文艺骨干。

总之，当时新四军大量吸收了上海来的地下党员‘知识分子‘进步人士，他们在敌后做了不少工作，自己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后来在敌人“扫荡”时期，为保证他们的安全，华中局将他们分散地护送到山东，再转赴延安。

在根据地内，我们还恢复和发展了中小学教育，普遍建立小学，各县建立中学，还办了不少公学‘冬学，广泛团结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第八‘开展统战工作。刘少奇‘陈毅都十分重视各阶层有代表性人士的工作，亲自与一些地方开明绅士接触。当时在盐城‘阜宁‘淮海地区有影响的人士，如计雨亭‘杨芷江‘庞友兰‘韩紫石等，都很尊重刘少奇‘陈毅以及黄克诚同志，经常来三师拜会黄克诚师长，我们则根据“三三制”的原则，把他们吸收到抗日民主政权中来，团结他们一起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他们在抗战救国中的特殊作用。

第九，加强对敌宣传工作，特别是对伪军的宣传工作。通过工作，伪军中间有不少同情我们，经常有人和我们通情况，同我们联络。我们的侦察人员经常在敌伪据点进进出出，通行无阻。在盐阜和淮海之间有条封锁线，那就是盐河，但少数人就可以畅行无阻，随时都可以过。那时敌伪据点缩得很小，交通往来很方便。

第十‘提倡爱护群众利益，帮助群众解决解决问题。部队除自己发展生产外，一旦群众的生产发生了困难，例如遭了淹，受了旱，部队就立即行动起来，帮助防涝抗旱，农忙季节，帮助抢收抢种，那是经常的。另外，帮助驻地群众打扫卫生，挑水，有病帮助看病，更是普遍现象，几乎天天如此。军队爱护人民，人民就更加热爱自己的子弟兵。打仗时，替我们传递情报，运送伤员，保护我们的家属‘孩子，和一些带不走的物资，包括书籍‘文件‘　　　　　　　印刷机器等，使之免受损失。所以坚持敌后抗战，基本上就是军民一家，分工合作，互相掩护，互相帮助，互相解决困难。这个时候军民关系是最好的时候，确实是军民亲如一家人。

　

五‘陈道口战斗

黄桥战斗结束以后，汤恩伯奉蒋介石之命，率所部占领了津浦路以西的豫皖边区根据地。之后，又企图越过津浦路，东进至淮北的洪泽湖以北‘运河以西一带，同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在车桥‘曹甸的据点打通联系，截断淮北根据地同淮海根据地的联系，企图以运河为依托组成一条封锁线，分割包围苏北新四军部队。

当时，韩德勤率领所属的王光夏部一个旅，于一九四一年七月间侵占了我淮海根据地的泗阳至陈道口一带，构筑了坚固的据点，切断了淮海区同淮北根据地的联系，封锁了运河。同时，他又派刘立卓‘余士梅‘徐继泰率领一一七师‘二十三师侵占了泗阳‘涟水之间的大兴庄。

王光夏原是泗阳县的一霸，为人凶狠残忍，杀人成性，占据陈道口之后，就疯狂摧残我抗日根据地，屠杀抗日根据地的干部‘群众，还曾活埋我们的区委书记刘永安，对我们的干扰极大。

为了消除这个威胁，陈毅军长决定，调集新四军二师四旅‘五旅，三师七旅‘十旅，四师九旅，以五个旅的兵力，要一区，协同进攻陈道口。

陈毅当时的部署是，以教五旅全部以及四旅‘七旅各一部，共六个团的兵力作为主攻部队；以五旅和九旅集结在皖东北地区，准备阻击东进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把十旅放在淮阴地区，八旅放在淮阴和涟水之间，准备阻击韩德勤向陈道口的增授。

陈道口在泗阳西北，位于运河和六塘河的交叉之处。整个镇子由三个圩子组成，即东小圩子‘老圩子和西小圩子。两个小圩子和老圩子之间隔以水沟，以吊桥相通。陈道口的工事非常坚固，三个圩子的四周都是丈把高的圩墙，圩墙下面是宽一丈‘深一丈五尺的水沟，水与六塘河水相通。水沟的外面，密密地设置着四道铁丝网，铁丝网的外面还设置了两千米的扫清射界。这样的据点，确实是易守难攻。

据侦察，陈道口的据点内有王光夏所部三个团，约三千余人，有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二十多挺，大小碉堡数十个。王光夏亲自在据点里组织指挥，自吹是兵精粮足，气焰十分嚣张。

我三师七旅奉命于十月上旬从东沟到达黄圩子。在那里，陈毅军长亲自向部队作了动员报告。这个情况，当时的三师司令部参谋杨绪亮曾有一段回忆，现将这段回忆照录如下：

我三师七旅奉命于十月上旬从东沟到达黄圩子。在那里，陈毅军长亲自向部队作了动员报告。他说：“蒋介石正在酝酿一个很大的阴谋，早在今年初，他就调集了三十万大军，企图肃清津浦路东的我军，然后再向苏北前进，将我军驱逐至黄河以北，配合日军歼灭我军于华北地区。六月份，汤恩伯以其三十一集团军，共九个师，约七倍于我四师的兵力，占领了我四师的地区。他们第一步计划实现了，得意忘形，企图进一步东犯我苏北根据地。看得出来，汤恩伯马上就要东进，向我苏北根据地进攻。而王光夏侵占陈道口，建筑坚固的据点，是想以陈道口为中心，控制河两岸，然后向两边扩张，东接曹甸‘车桥，西达津浦铁路，构成一条通道，以便接应汤恩伯。我们劝他走开，去打日军，他们不听，他们的反共方针已定。既然如此，我们也只好用自卫反击战来彻底粉碎这个阴谋，关键是争取时间，要抢在他们东犯之前打下陈道口，切断他们的通道。这一仗关系到全局，我命令你们十九团，坚决攻下陈道口，拨掉这个钉子，祝你们战斗胜利。”

陈道口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