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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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新四军第三师部队三万五千余人，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初分别从苏北盐阜‘淮海地区出发，徒步行军约两个月，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五省，在十二月初完成了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
二‘初到东北
新四军第三师部队进入东北以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是部队的日常供应问题。在关内，我们虽然一路行军，但部队的供给是有保障的，需要多少粮‘菜‘油和饲料，由先遣队找到村公所报个数就行了。因为部队所经过的地方都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对于我们到来，事先都有准备。但是一出冷口就不行了，没有了根据地的支持，部队的供给毫无保障。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人民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受着奴化教育，对我们毫无了解。他们向往的只是正统的国民党军队，对我们的到来往往十分冷漠。
再则主要是穷。十四年来，东北人民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从吃的来说，他们只能吃配给的橡子面和发霉的棒子面，像大米‘白面这样的食品，则是日本人的专用品。如果有人胆敢违反禁令，吃了这些东西，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就会被当作经济犯抓起来投入监狱。
从穿的来说，每个人每年只配给三尺“更生布”。所谓的“更生布”，就是用麻袋和破布制造的再生布，数量即少又不耐穿，因此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全家人合穿一条裤子的现象相当普遍。这样的人家，谁有事就穿上裤子外出，没事的就披着麻袋片偎在炕上。我们到东北不久，就已是数九寒天了，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凛冽北风中，还能看见不少孩子一丝不挂地站在路口，眨着好奇的双眼观看我们这些过路的大兵。见到这种情况，我们部队的许多同志都出于同情心，把好不容易才带到东北的一些衣服，拿出来给了这些孩子们。
除此之外，在日本的高压政策下，东北人民还要每年出劳工，去义务为日本人干各种苦活。有的去边防为日本人做工事，有的是下窑为日本人挖煤和开矿，有的甚至还要去当“国兵”，被日本人训练成炮灰。
亡国奴的生活真不是好受的。当时，在日本人的满州国统治下，中国人没有任何自由，绝大多数都穷得叮当响。在富饶的黑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油水都被榨干了，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
就这样，他们哪有什么多余的粮食来供应部队。加之，东北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最早是苏联红军，一百五十万，苏联红军占领期间，还运走东北大量的大豆和牛‘羊‘马匹和各种物资，苏联红军纪律不够好，绝对不能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相比较。
然后，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从九月初到十二月初，我们先后到达东北的部队和干部约十三万人。与之相应的，国民党部队也在此期间陆续到达有八个正规军，三十万人左右。这么多的人要吃要喝，很快的，一些村子就空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黄克诚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三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州伪币二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一切经费均停发。。。。。。。。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的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
黄克诚的电报，确确实实是当时我们的真实写照。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只好让伤病员吃粮食，其他人吃点野菜掺此粮食煮的大锅粥。
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严冬酷寒。东北冬天零下四十度左右，实在让我们这些南方人经受不住。由于部队在苏北时仓促出发，好一点的领到了一身夹衣裤，还有的人则什么都没有。可是越往北走，天就越冷，待我们到达东北时，已将近数九寒天，部队夜晚行军，不消多久，露在帽子外面的头发上，眉毛上就会结成一层白霜。因为冷，鼻子里老往下淌鼻涕，不久，淌下来的鼻涕就会冻成一根一根的小冰柱。另外，枪炮上的钢铁部分‘火车上的扶手，不能用手去摸，一模就会沾掉你一层皮。炮兵营的指战员没有经历过这样严冬，早上起来擦炮两只手沾上炮身就拿不下来，强行拿下来时，手就被剥了一层皮，血淋淋的。
当时部队的减员，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冻伤。许多战士被冻坏了双脚。又由于我们对防治冻伤缺乏经验和常识，不能得到及时和有效地防治冻伤，也加大了减员的比重。
后来我们才知道，对冻伤的处理，像我们吃冻梨那样，不能一下子就把冻梨泡在热水里，这样冻梨就会烂掉。人体的冻伤也一样，如果发现有人冻伤了手或脚，必须动员他们先不要进屋，就在外面先用雪搓，待冻伤部分的肤色由黑开始转红以后，再进屋用凉水去拨，最后才能用热水去洗。如果一开始就用热水去洗，冻伤的部位就会坏死，最终的结果就是截肢。
还有，部队夜间行军，走不多久，鞋后跟就会沾上厚厚的一层冰雪，使人走起路来就像穿上一双高跟鞋，很容易把脚扭伤，因此必须及时把这层冰雪敲掉。另外，行军时，途中休息的时间不能过长，骑在马上的时间也不能太久，骑一会儿就必须下来走动一段，否则这双脚就不是你的了。
当时，先到东北的一些部队，从日本人的被服仓库里搞到了大头鞋‘皮帽子‘皮大衣等，什么都有。而我们后到的部队，什么也没有搞到，穿着一身秋装，真是越走越冷。到了这种时候，也顾不得什么军容风纪了，被子也好，毯子也好，只要能御寒，就都往身上披。就这样，好不容易捱到阜新，黄克诚才亲自下令搞了些白布和棉花，让各单位自己做棉帽子和大衣，这才算是过了一冬。
我们遇到的第三个大问题，就是部队的装备问题。
九月初，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等，最先率两个团跨出山海关，来到锦州‘沈阳一带。他们从日本人在东北的一些军工厂和军火库中，搞到了大批武器和弹药。后来就传说，在东北，武器堆积如山，有的是枪炮子弹，根本不怕没有枪，怕的是没人扛枪。他们向中央建议，准备到东北的部队可以少带甚至不带武器，到东北以后，就可以全部换装。
中央本来也是要我们少带或不带武器的，由于黄克诚的坚持，所以我们三师北上时，部队仍是全副武装，只把多余的武器留下来交给了留在苏北的部队。但在北上途中，由于行军速度一再加快，部队也相应作了一些轻装。加上一路上各级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都热烈的欢迎和欢送我们，对这种感情，我们无以为报，根据他们要求，沿途也留下了一些枪支弹药，留下一些也是完全应该的嘛！到了东北就会有更好的，就可以换装了嘛！
那知道，到了东北一看，什么都没有，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武器，先到的部队拿走一些，在民间又散落一些，还被苏联红军运走了一大批。我们到得比较晚，什么也没有搞到。换装没换成，连原有的火力配备，也相应削弱了不少。
十一月二十六日，黄克诚给中央发的一封电报说：“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及到东北换装备等乐观心理出发，现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十二月十七日，黄克诚在给军委的电报中又说：“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一千二百支，轻‘重机枪四十四挺，山炮十门，野炮四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的武器，且多残破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军队没有武器，就像老虎没有牙齿一样，别说打仗，连吓唬人的资格都没有。
不过当时最可怕的还是无根据地‘无群众。无群众，也就无人抬伤员，无兵员补充，无情报来源，无后勤供应保障。
总之，刚到东北的新四军第三师，完全是个疲惫之师，极需要休整和补充。可当时东北的形势十分严峻，要得到休整和补充，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到东北以后的第一仗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分为前总和后总，由林彪带领前总极少数参谋人员在辽西前线指挥作战。待林彪赶到辽西前线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已经占领了山海关和绥中，接着又进占了兴城‘锦西和葫芦岛。
当时林彪带着几个参谋和秘书，就在兴城的江家屯等我们。我们经建昌营出冷口，再经青龙到达江家屯。就在江家屯，我们见到了林彪。在这之前，梁兴初率领的山东第一师约七千五百人，已经到达兴城。这样两支队伍共约四万多人会合到了一起，由林彪直接掌握亲自指挥。
整个十二月份到一月份，美国一直在帮助蒋介石运兵，抢占战略要点。当时，除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已由美国军舰海运至秦皇岛登陆外，全部美械装备，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主力，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也被运进东北，充当进攻东北的骨干力量。
自夺取山海关以后，国民党军队凭借精良装备，初战锐气，长驱直入，沿北宁线疾进。杜聿明的气焰十分嚣张，叫嚣着要在三个月内解决整个东北问题。这些到达东北的国民党军，其中百分之八十系海运，百分之二十为空运。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称：美国仅为空运国民党军，就耗资三亿美元。
然而，就在这样一种敌我力量明显悬殊的形势下，延安中央及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却要求我们在锦州地区与来势汹汹的敌人进行一场大决战。
林彪是十一月十八日到达辽西前线的。经过对敌我双方的一番观察和了解，他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向中央军委拍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到补充。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作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极力寻求战机，进行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
林彪避免在锦州决战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这是林彪对东北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贡献。对此，陈云在一九四七年五月给高岗的一封信中，曾把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指挥四平撤退，称为共产党人在东北前七个月中的两件大事。他在信中还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东北就很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我们到了锦西后，林彪亲自指挥我们三师和山东一师的部队向后退却。不过就在从锦西后撤的途中，我们还是同国民党军队打了到东北以后的第一仗。当时林彪一直想以武力侦察一下敌人的战斗力，想先打一仗试一试，摸摸敌人的情况。
正好，十二月初的一天，国民党五十二军的一个先头师进到了江家屯附近。林彪同黄克诚商量以后，命令梁兴初所带的山东一师同新四军三师八旅，在第二天的拂晓时分，向五十二军的先头师发起突然袭击。当时敌人正在徒步前进，我们一打，他们很快就守住了兴城以西的主要山地。在山上，我们前进了十几里，把敌人击溃了。
战斗从早上打到了下午，双方仍然是一个僵持局面。林彪在同黄克诚商量后，下令把部队撤回到江家屯‘红螺寺一带，不打了。在我们撤退时，敌人也没有再向我们攻击，因为他们也是刚从秦皇岛登陆，不了解情况，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之后，国民党军不敢再盲目前进，就暂时在兴城住下了。
这次战斗，我们虽然抓到了一些俘虏，有少量的缴获，但我们自己的伤亡也比较大，因为无后方，伤员送不出去。打了这一仗，我们发现这个部队全是美械装备，战斗力很强，每个班有三挺轻机枪还有冲锋枪。
正如《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所写的那样：“进入东北之敌军为蒋系精锐，大部美械装备，经过美国训练，参加过印缅作战，炮火和自动火器多，战斗力强，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的军龄，其中甚至有个别排长仍当战斗兵者，较顽强，不容易缴枪。甚至打到七‘八个人还不缴枪，带着远征军‘常胜军的骄傲态度，尤其是新一军‘新六军特别骄傲，战斗力也确定顽强。”
通过这次武力侦察，我们得到两点印象：一是敌人武器精良，火力强，不好打；二是我们自己的队伍过于密集，而且是一面推，使敌人得以集中火力打我们的一面，导致伤亡太多。我们在这一仗中所取得的实战经验，为林彪以后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四‘明确东北的作战方针
国民党军队在夺占山海关之后，依靠其兵力优势，与我们争夺中长路及沿线的大‘中城市，先后占领了绥中‘锦州‘锦西‘长春‘沈阳等地。
对如何开展东北的工作，林彪有自己的看法。林彪认为，不应与优势敌人争夺交通要道及其大‘中城市，而要把我们的主要兵力放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进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建立一个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然后再依凭这个根据地，与敌人进行夺取东北的斗争。
林彪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央在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东北工作方针。十一月二十四日，刘少奇电告东北局：“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
十二月七日，中央复电东北局彭真‘罗荣桓，再一次指出：“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肯定是不可能。因此，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方针问题。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害工作，丧失战机。”电报同时还指出：“林彪冬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是对的。”
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后，林彪果断停止了与国民党军队在锦州的决战，于十二月上旬直接指挥新四军三师和山东一师大踏步地后退，到达了锦州以北的义县，在那里休息了一天。然后，又继续沿清河后撤，到达了阜新。
在阜新，林彪召集我们团以上干部开了个会，传达了中央对东北工作方针的指示精神，并总结了兴城附近一战的经验教训。林彪和黄克诚分别在会上讲了话。他们讲话的总的精神是：
按照中央的决定，在东北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建立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党的组织与政权，为今后的反攻打下可靠的基础。
中央这个方针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当时整个东北的敌我态势，还是敌强我弱。从兵力上看，国民党部队将近三十万人，而我们只十余万人。从装备上看，国民党部队几乎都是美械装备，而我们基本上还是一般的轻武器，也就是步枪加轻重机枪，而且弹药甚少。有的部队装备甚至比以前还有所削弱。加之我们的部队都是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又无根据地作依托；而敌人则是乘坐轮船‘飞机来的精锐之师，他们冬装齐全，武器精良，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