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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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急躁冒进情绪，希望培训得越快越好。结果出了事故，不仅牺牲了中国的飞行员，也牺牲了苏联专家。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优厚抚恤牺牲的苏联专家的妻子儿女。
还有一次，空直机关顾问团的少将顾问长，星期天打网球时突然发生心肌梗塞。他回到住地后，躺在床上休息。突然之间，旧病复发，经抢救无效，仅三个小时就死了。他死后，我们全力做好他妻子、孩子以及其他专家的工作，并在隆重追悼后，专门派飞机把他的遗体及家属送回了莫斯科
五、作好对专家表彰和欢送的工作。我们每年都要对苏联的专家顾问搞一次评功记优活动，以表彰他们的成绩。凡是评上功、记上奖的，我们都要给他们挂红榜，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对完成了任务，轮换回国的专家，每个人都送一点东西，作为纪念。同时，我们还召开欢送会，表扬其功绩。这样，他们回去时都很高兴，有的还恋恋不舍，不愿意走。
六、同时也照顾好苏联的士兵。苏联官兵不平等，他们把义务兵不当人看，当兵的只有服从，没有民主、平等的习惯。当时随团来了一批苏联士兵，这些士兵都是义务兵，服役完了就回家。对这些士兵我们在生活上也非常照顾他们，使他们深受感动。人民解放军内部官兵平等一致的关系，也使他们深受教育。临到回国的时候，他们之中不少人都哭，有的说不想回去了，就在中国干。我们劝他们说，你的家就在苏联，不回去行吗？经过我们的说服和动员，他们才恋恋不舍地走了。
七、办好图书馆和俱乐部。每个大单位都有俱乐部和图书馆，内有书籍、报刊。另外，有专家的单位一般每个礼拜六开一次晚会，搞演出和其它文娱活动。
以上就是我们当时对苏联专家的一套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我们主要是理论联系实际，因人而施，按照苏联同志特点而进行工作。我们对他们各方面的照顾，目的是在于调动积极性，让他们自觉地为中国的空军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从一九四九年冬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帮助我们训练出第一批和第二批飞行员以后，到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他们就开始分批撤退回国，只留下少数人给我们当顾问。这两年，正是中国空军的初创阶段，可以说，苏联专家、顾问在这一阶段里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为中国空军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空军建军初期这一阶段中，空军党委曾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叫作“摆脱摸索，进行综合，走向提高”。也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不懂得怎么办航校，怎么训练，怎么建设部队，就只能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摸索，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等他们一走，我们就进入综合阶段，我们把这比作“甩拐棍”。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把所学到手的技术和知识综合起来，选择与自己有用的、好的继续发挥。把他们的各种教材、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结合中国空军的实际来进行改进，创造出自己的一套东西来。这是建立中国空军包括从办航校开始，到大批组建部队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针。这个方针得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肯定。正是由于我们制定和实行了这个方针，才使得我们在以后的空军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培养空、地勤人员的办法。
四、“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
“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这一新中国空军的建军思想，版权属于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
一九五O年七月七日，就在我第一天来北京的晚上，刘亚楼带我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处，在谈完我的工作问题之后，刘亚楼对林彪说：“林总，我想提一个关于创建空军的基本指导思想。”林彪问：“你想提什么，怎么提呀？”刘亚楼说：“我考虑是不是可以这样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林彪说：“空军也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怎么叫作在解放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呢？”刘亚楼反映很快，马上说：“那么，改成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空军好不好？”林彪沉吟了一下，然后说：“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空军，很好。就是要在陆军的基础上创建空军，这样提很好。”
刘亚楼又回过身问我：“这样提行不行？”我说：“林总都说了行嘛！当然行！我刚到空军，什么也不懂，我听你的。”于是，“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思想，就这样定了下来。
回到空军以后，我们首先就这一思想在空军领导层中进行酝酿 ，在常委会上进行讨论。经过几次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这一方针要确定下来，成为空军建军的指导思想。但是，要将这个方针的具体内容和为什么要实行这一方针的理由考虑好，并逐步向下征求意见，待酝酿成熟后，再报请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
一九五O年七月十日，刘亚楼向四个新成立的航空兵师领导同志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创建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的指示，并对他们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和阐述。然后，他着重指出：“我们过去没有空军，没有经验，现在要搞空军，就必须要打好基础。空军部队必须要养成好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
一九五O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空军第一次机务工作会议上，刘亚楼初步阐述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建军思想，说明这一建军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要从陆军调机构来，从陆军调干部来，从陆军带作风来，从陆军带传统来，要把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统统运用到空军来。把陆军的一些作战原则、训练原则、干部原则、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统统运用在建设空军的工作中，并且要同空军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出一套人民空军的思想作风和经验来。从这以后，我们就开始在各种会议上对这一思想不断地酝酿宣传，不断地补充其内容。
一九五一年二月，空军党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当时刘亚楼是党委书记，我是副书记。在这次会议上，经过集体讨论确定：“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是空军建设的总的原则。要强调人民空军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具有人民军队的一切内在本质，这是肯定不移的。因此，陆军的建军思想、原则、传统和作风，对于空军是完全适用的。当然，我们不应满足陆军已有的经验，要结合空军这个兵种的实际情况、特点和需要，向前发展。
会议结束后，我们将会上确定的“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建军方针，上报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很快得到了批准。从此，“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就正式成为中国空军的建军指导方针和原则。
为了进一步向全空军阐明空军的建设方针，我们以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鸿为主，组成了一个写作小组。写作小组集中了空军党委的讨论意见以及各方面的意见，写成了一篇题为《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文章。这篇文章经空军党委常委再次集体讨论，修改定稿后，经刘亚楼署名，发表在《人民空军》杂志的创刊号上。
说句实话，在“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方针，也是根据我们在空军初创时期的实际情况。那时，我们团以上的领导机构，即“团、师、军、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的干部、工作人员都是陆军调来的。我们所熟悉的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到解放军的条令、规章、制度，都是从陆军来的，我们所知道的建军思想、传统作风和作战的实际经验，也都是从陆军来的。这一切，都是几十年以来，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和克敌致胜的精髓和灵魂，对人民空军的创建是十分宝贵的。所以，我们只能也必需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人民空军。
就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解放军各总部的关怀和正确领导下，在苏联政府和军队在装备上、技术上对我们的多次援助下，在陆军老大哥的无私支援下，在空军全体指战员的努力下，只经过了短短一、两年时间，就在组织上、建制上、工作上、制度上为空军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顺利完成了中央、中央军委交给的争取在一年的时间内组建起一支空军部队的任务、
历史证明，“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这一空军建军方针和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包括刘亚楼和我在内的众多来自陆军的同志，为建立人民空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抗美援朝
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一开始，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军队进展顺利，把南朝鲜的军队压在了朝鲜半岛的南端。九月十日，以美国为首的十五个国家军队，以联合国的名义，在朝鲜仁川登陆。美军登陆后，很快就挽回了劣势，并且超过“三八线”把战火引向了中国边境。
在金日成的一再请求下，毛泽东决定派部队赴朝支援北朝鲜作战。十月二十日，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口号，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一起抗击美军。
尽管当时我们空军正在初建，但我们考虑，还是要尽自己的力量参加这场抗美援朝战争。十一月上旬，刘亚楼和我就空军参战问题，去向毛主席当面请示报告。毛主席当时正在紧张地考虑朝鲜问题，在他听完了刘亚楼和我汇报的意见，就说：“很好，你们就准备吧！
接着，毛主席当场向刘亚楼和我交代了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要准备自己参加作战，参加抗美援朝，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要组织志愿军空军，空军有多大力量，就使用多大的力量。第二个任务，是现在就要准备同苏联空军一同参战。苏联准备派出一个空军军、三百架飞机到东北支援朝鲜作战。我们的任务，是要同苏联空军搞好关系，负责苏联空军作战的一切供应保证，并很好地向他们学习打仗。这样，我们自己的队伍也就锻炼出来了。第三个任务，是不仅要修建、扩建东北的机场，还要由空军派主要负责人去朝鲜修建机场，准备志愿军空军进入“三八线”以北。如果美国轰炸中国，就要准备同苏军一起保卫东北，保卫朝鲜，保卫“三八线”以北的一切地区。
接受了毛泽东亲自布置的这三项任务以后，刘亚楼和我立即回到空军，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刘亚楼首先召集了空军党委常委会议，向常委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接着，又召集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各部门的主要干部参加，再次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同时研究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如何完成这三项任务。这两次会议整整开了一个星期，常委各同志吃、住都在办公室，随时碰头研究各种问题。连刘亚楼和我都几乎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离开办公室，没有回家。
最后，常委扩大会议在集中大家的意见后决定，一、组织指挥机构，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决定调原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刘震任“联司”司令员。刘震原任十四兵团副司令兼三十九军军长。建国初，外交部曾想要刘震出任大使，但后来我们向军委提义，要刘震出任沈空司令员。军委批准后，就把他留下了。
二、确定作战方针。经常委扩大会议反复研究、讨论，提出了当时参战的三条方针：第一、从实践中锻炼，从实战中成长；第二、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第三、一切为地面部队服务，以地面部队的胜利为胜利。
这三条作战方针，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后，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并明确指示：“使用空军，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三、调动部队，准备参战。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一支准备入朝作战的部队，就是我们建军后成立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混成第四旅是空军为准备执行解放台湾的作战任务，而组建的第一支航空部队。当初，中央在决定成立空军时，毛泽东曾向空军提出过两条要求：第一要尽快准备好两百五十架战斗机，参加解放台湾的战斗；第二要组建一个空降旅，训练好伞兵，准备在解放台湾的战斗中进行空投作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我们于一九五O年六月十九日在南京成立了人民空军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我们之所以把第一支航空部队称为混成四旅，用意在于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在井冈山创建红四军的光荣传统，把人民空军建设好。七月中旬，组建完毕的混成四旅第十团又移驻上海，担负保卫大上海的重要防空任务。
鉴于赴朝参战的任务很紧急，很重要，刘亚楼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我亲自坐飞机到上海去，向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汇报中央军委的决定，请他们支持，把这支部队尽快调到东北去。
四、加紧战前训练。当时空军党委常委考虑，应当提出意见，报告毛泽东主席，参战关键问题是改装。由于我们的空军才刚刚建立，不仅缺乏训练，更缺少必要的作战装备。当时，美国在朝鲜的飞机基本上都是喷气式飞机，而我们只有混成旅的十团，是我们唯一的喷气式飞机团，其它各团都是螺旋浆飞机，根本不能上战场。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向苏联请求援助，尽快购买二百五十到三百架米格十五飞机，只有等这些飞机运到东北后，尽快在航校组织改装训练，继续扩大歼击机部队，才能适应参战的需要。会后，我们立即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要求尽快购买喷气式飞机的报告。之后，中央很快就跟苏联方面接洽，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五、当时空军党委常委决定，由常乾坤副司令负责，组织一个领导小组，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到三八线以北，建设所需机场。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马上就开始了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按照刘亚楼的意见，我立即坐飞机到了上海，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商调混成四旅的问题。
把我们的第一支航空部队驻防上海，是因为当时上海的特殊情况所致。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这座城市曾多次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轮番轰炸，尤其是在一九五O年 二月六日的那次轰炸，上海市损失重大。为解决上海市防空的急需，经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商定，由苏联派出一个米格十五飞行团，经北京到达上海，进驻虹桥机场，担负上海、南京一带的防空任务。带领这个飞行团的是苏联空军中将巴基斯基。上海是当时华东军区领导机关的所在地，陈毅是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饶漱石是华东军区政委兼上海市委书记。苏联的这个米格十五飞行团来就直接在陈毅、饶漱石的领导下，由他们直接指挥。
一九五O年七月中旬，我们自己的第一支航空部队——混成四旅的第十团——组建完毕后，这个团就进驻上海，由苏联同志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一对一地进行米格十五喷气式机型的改装训练。十月初，十团改装任务顺利完成，成为我国第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团。之后，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苏联空军向我们移交飞机、装备和上海的防空任务。不久，苏联空、地勤奉调回国，只暂时留下了团长顾问、训练顾问和各大队长顾问等少数人，继续协助我们工作。
在十团正式接替苏军担负上海防空任务之前，苏联空军飞机就已经击落了台湾国民党进入大陆的五架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