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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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讲完话之后，又下来个别对我说：“法宪，你应该先作一个检讨，这样才好将会议转过来。你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你这样一检讨，就主动了。
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我找了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曾国华、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空军副参谋长梁璞、空司党办主任王飞，以及我的秘书王南山、蔡秉林等一些人在一起，认真研究如何写好我的这个检讨。我们大约准备了一个星期，写出来一份有两万多字的检讨。之所以写了这么多，我当时的想法是，尽量检讨得深刻一点、全面一点。我认为，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深刻、全面一点，总是有好处的。
另外，我在检讨里只讲自己的缺点错误，不对任何人作任何形式的批评，因为中央常委和军委都讲了话，我如果再讲，搞得不好，就会被人认为是在报复。
写完检讨，我便将检讨的内容向叶剑英作了汇报。他听了后，认为我只作自我批评的作法很好。但他对我说：”不要讲那么多，还是要实事求是，有的讲，没有的就不要去讲。“
开会时，我在会上连念稿子带举事例，一共检讨了七、八个小时，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这个检讨中，我把自己到空军以来的情况作了一个全面的回顾。我认为做对了的，以后就要坚持，做错了的就检讨，以后要逐步进行整改。
我的这份检讨以及讲话记录，都留在了空军的有关档案中。由于时间相隔太久，我又无法去查阅档案，仅凭记忆，不大可能把所有的内容都回忆起来，能记住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我首先对空军建军以来的基本工作进行了肯定。我认为，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开始组建空军司令部、组建航校以来，空军的建设都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并且都是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开展工作的。空军的一切工作，都是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进行的。空军的建设，较好地贯彻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向着“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领空，准备战胜侵略者”这个目标，不断奋斗前进的。
我说，我们提出“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建军方针，是经过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我们所讲的“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就是说要继承和发扬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要在人民军队过去的光荣传统上来建设空军，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还提出，要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各大军区，依靠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政府，依靠全国人民建设空军，要争气，要艰苦奋斗，这些提法也都是正确的。
我说，我们提出不能辜负全党和全国人民希望有一支自己的空军部队的愿望，强调学习现代化的航空技术和各种知识，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强调高标准、严要求，强调由上到下、以身作则，这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还强调，空军各级党委所有的同志都要紧张地工作，从空军建军以来，我们每天工作差不多都是在十个小时以上，这些也都是对的，没有大的错误。
我还针对有人说空军是假标兵的说法，进行了驳斥和解释。我说，空军这个标兵不是假的，不是我们自己要立空军为标兵的，我们更没有欺骗中央和军委。刘亚楼代表空军党委总结的五十多条经验教训，那都是一条一条按照事实来进行总结的，每一条都是事实。我们并不愿意被立为标兵，主要是考虑当标兵的压力太大，负担太重，这个排头兵不好当。况且，立空军为标兵，不是刘亚楼、吴法宪能够说了算的，甚至也不是林彪个人所能定的。首先是北京市委把空军大院树立为卫生标兵，这引起了林彪的一些想法，然后由他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经中央和毛泽东同意之后才树立起来的。
我还说，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空军哪一次出了事故、摔了飞机，哪一次仗没打好、贻误了战机，或哪一次仗打好了，打下了敌机，都是向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写出报告，作出分析了的。再说，打下的敌机有残骸，打中的敌机有胶卷在，都是有案可查的，说我们所报的击落飞机数量有假，是没有根据的。
我认为，在我的检讨前面说这些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空军建军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对这些成绩必须要旗鲜明地加以肯定。这不是刘亚楼和我等几个人的事情，而是空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经过多年努力工作得来的，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含糊。所以，我一定要在自己的检讨前面加以说明。
除了这几条以外我就是检讨自己。我检讨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十几个方面：
一、我到空军以来，对领导空军的工作很不得力，这主要是因为我以前一直是搞陆军工作的，没有搞空军的一套经验和知识，一切全靠自己在实践中学习和摸索。就空军的政治工作来说，在怎样把政治思想工作同空军的技术工作相结合、同空军的实际相结合这个大问题上，我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真正做好。由于我从一九五O年到空军工作以来，就一直负责空军的政治工作，所以，凡是空军政治工作方面的缺点和错误，统统都应由我来负责。
二、空军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按照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的。但是在一些运动过程中，有时候打击面过大，斗的人过多，致使有些人蒙冤，被错整或被处理过严。这些责任都应当由我来负责。
三、空军建设中有铺张浪费的现象。为了建设空军，尽管在百废待兴、国力艰难、财政十分紧张的建国初期，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及财政部都是竭尽全力，给空军拨了不少款。各中央局和省、市党委，对各大军区空军也都是大力支持。使我们感到内疚的是，由于对下属人员教育不够，使得一些部队在修建机场、营房等各项基本建设中间，有铺张浪费的现象出现。另外，在“三反”中间，我们空军也发现了贪污分子，甚至还抓出了一些“大老虎”。这些责任，也应当由我来负责。
四、空军建设以来，空中事故、地面事故不少，每年都差不多要摔掉二、三十架飞机，还跑了一架飞机到台湾去。这些错误，我也应当负责。
五、调查研究不够。对空军这样一个新的技术兵种，我没有很好地去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培养和发现更多更好的典型。因此在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如何紧密结合空军的实际情况和技术工作方面，产生了不少问题。
六、在修建机场方面，有违反政策的地方。如在修建河南长葛机场时与地方发生了纠纷，脱离了群众，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后来虽然纠正了错误，并且向中央写了检讨，但是这件事情的影响很不好。
七、在一次战斗中，我们在海南岛把一架从印度飞往香港的英国运输机打伤了，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这件事不但使国家遭受了经济损失，陪了钱，还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声誉。应当说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故。
八、对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求不够严格，并因此出了不少事故，牺牲了一些飞行员。这些痛苦的、深刻的、血的教训，应当深深地引以为戒。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我们虽然搞了不少安全运动，却是电报发得多，文字要求多，而落实到各方面的实际比较差，所以才会经常发生事故。当然，出事故较多，也有飞机质量不够好、一些零备件不过关的缘故。尽管当时的飞机制造工业不归我们管，但在飞机质量的问题上，我们也有责任，因为我们在那些相关的工厂里都派驻有军代表。
九、空军在作风上确有骄傲自满的情绪，锋芒毕露，而且有形式主义、好大喜功的倾向。例如对卫生过分的要求，这就是形式主义的表现。还有，对下面的要求太高、太严，常常是批评下面多，自我批评少，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整人，我们也没有随便撤职查办过一个干部，主要是进行教育。空军的老干部很多，将军也不少，这些老同志对空军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我们是承认的，不过其中也有少数人保守思想严重，不接受新鲜事物，经常在新事物前裹足不前。对这一倾向，我们应该批评。空军是个现代化的军种，不经常学习，就无法适应空军的发展需要。
十、空军搞了好几个戏剧，如《江姐》、《年轻的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等，都得到了好评。在全会上有人提出，我们工作的方向错了，说我们不管空军的主要工作，而去抓什么文艺表演，还邀请中央首长来观看演出，这是沽名钓誉。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是事实。空军的文化工作也是政治思想方面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应该抽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抓。而且我们在抓空军文化工作的同时，也并没有放松其它的主要工作。
十一、在搞基地化的问题上（所谓基地化，就是基地不动，飞机飞到哪里，就由哪里负责地面保障），我们在没有经过很好准备和试验的基础上就推广了，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引起整个空军上下对此都有意见。由于各飞行大队的飞机机型各异、情况不一，飞行大队和地勤大队、场站供应脱离以后，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问题。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经过充分准备和试验就想进行独创，是我们犯的一个较大错误，也是我们以后一定要注意认真汲取的一个经验教训。
十二、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我们有教条主义的倾向。空军建设初期，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不论是在人力上，还是在物力上，他们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给了我们不少飞机，派了不少的专家。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先原封不动地把苏联的经验照搬过来，再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改进。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什么都不会，飞机飞不起来，地空导弹不会用，不按照人家的学习怎么办哪！所以，在一开始时，我们没有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一切都照搬苏联的。当时只有先学会了人家的那一套，然后才能再搞我们自己的这一套，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我们当时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不足是，我们到一九五九年以后才由刘亚楼亲自主持，开始搞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这显然是晚了一点。不过，尽管是晚了一点，我们最后还是把中国空军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搞出来了。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这一工作只有在苏联顾问全部撤退以后，我们完全独立了，搞自己的这一套才有可能。
十三、空军开始建军的时候，由于缺乏经验，编制过于庞大，人员过多。
十四、提拨飞行干部不够快，不够大胆。空军初建时期，团、师以上干部大都不会飞行，是外行领导内行。以后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就强调，各级领导班子要配备飞行人员。起初是团、师一级，以后是军一级，我们都相继配备了飞行人员，可是军区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目前还没有飞行人员。就这样，有些人还批评我们这是过分强调飞行，是单纯技术观点。不过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还是有保守思想，如果早一点把一些飞行干部，如把王海、张积慧、刘玉堤等抗美援朝时期的一批战斗英雄，提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我们空军的发展可能还会更快一些。没有及时、大胆地提拔专业技术好的飞行干部，这是我们工作中很大的一个失误。因为像我们这些干部，由于自己不会飞行，不懂技术，就只能说空话。刘亚楼也常常说，我们这样的干部，只能是过渡干部。
在我的检讨中，还有一部分是代表刘亚楼作的。刘亚楼虽然去世了，但作为他在空军工作期间的主要助手，我理应代表他对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作一个检查。
刘亚楼这个人有很多的优点和长处，但在思想上却的的确确有骄傲自满的情绪。他平时对事对人，总是锋芒毕露。据我所知，“锋芒毕露”这四个字，是林彪对刘亚楼的批评。他经常对同级干部、对下级干部的批评过于苛刻，他说什么就必须是什么，人家一说反对意见，他心里就不痛快。所以大家都说，刘亚楼有“霸王作风”。我自己也认为，这是刘亚楼身上存在的最大缺点。对刘亚楼的这种作风，我曾不时向他提出过意见，也曾把大家的意见向他反映过，可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正。直到他去杭州主持编写条令，身体开始不好了以后，我就没有再向他提过了。所以我这次也替他向大家作了检讨。
但是，刘亚楼已经去世了，我希望大家学习刘亚楼的长处，对刘亚楼的不足之处，只能引以为戒。毕竟刘亚楼对空军的建设是有功勋的，尤其是空军建设的初期，部队迅速扩大，机构不断增多，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大家都对空军的一整套技术业务非常生疏，而且当时战争状态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军的飞机不断进入大陆，这使得我们的建军工作一开始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紧接着，在空军部队并没有真正组建好的情况下，中央又下达了要求空军部队立即参加抗美援朝的作战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要团结和领导空军几十万干部、战士共同完成任务，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这就迫使刘亚楼不得不要求空军各级党委和全体干部、战士都要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紧张地工作，否则就不能在保卫祖国领空和抗美援朝的战斗中打下敌机，立下战功，也不可能把空军部队带出一个好的战斗作风和工作作风来。
另外我还特别指出，不仅刘亚楼有“霸王作风”，我也有，空军党委的其他同志同样也有。我对别人的批评也过于苛刻，有时缺乏分析，还有好大善功的思想，喜欢听悦耳之言，不喜欢听反面意见。
这些年来我常常在想，如果刘亚楼没有在一九六五年去世，以他的性格和与林彪的关系，他必定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下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后来被监禁在秦城的，将会是他，而不是我。
我在会上检讨完并通过后，会议就告一段落。接着，会议转入第二阶段，开始批评刘震、成钧、曹里怀等人，要他们进行自我批评。
七月底，林彪从大连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空军党委的这次全会，一定要全部按照中央军委、军委常委和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去办事。除刘震和张廷发之外，一定要把空军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从工作上、感情上团结在一起，把空军的工作搞好。对犯错误的同志，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要抱着与他们团结共事的态度，不要伤害他们，只要他们检讨认错，表示今后愿意在军委的领导之下，愿意在三总部的领导之下，在空军党委内部团结一致、搞好工作，有这一点就行了。
遵照林彪的指示，我同余立金商量，对刘震等人的批评要适可而止，搞得过头了不好，不要像他们对我们那样去对待他们。本着这种精神，刘震等七位空军党委除了在大会上先后作检查、进行自我批评以外，主要就是在小组会议上，由大家对他们作了一些批评。我和余立金都没有再说什么。直到会议的最后，我和余立金才一个一个地找每位常委谈话，然后又同军区空军的一些同志分别谈了话。会议结束后，各军区空军的同志离开北京时，我和余立金还专门到机场去为他们送行。
在常委一些人的检查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