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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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委一些人的检查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事。首先是成钧在检查中讲到，会议进行中的一天晚上，他和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四个人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一些情况。贺龙听了以后说：“这个会议吴法宪、余立金不能主持了，你们就组织起来开嘛！你们继续讲你们的意见嘛！吴、余有错误，你们就继续揭嘛！”成钧讲了这件事以后，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几个人也先后在自己的检查中谈到了这件事。

大概是八月七日，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八月九日，林彪把我找了去，要了解一下空军全会的情况。当我讲到成钧他们四个人曾经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空军全会的一些情况和贺龙的表态时，林彪说：“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

回到空军，我就找到成钧他们四个人，要他们宇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写出来。然后，我和余立金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将这些材料送给了林彪。我们还附了一封短信。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现送上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四人所写的材料，请阅。现在看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形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

材料是林彪要的，成钧等四个人写的，但信中“两条线”的提法是我和余立金加上去的。这个问题我经过反思，当时这样对贺龙元帅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

这个情况，就是一九八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上所列举的“林彪指示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这一条罪状的来龙去脉。在这个问题上，我承认，我们这样对贺龙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但是，说我们“编造诬陷”，却不是事实，因为材料是成钧他们写的。我们只是把别人写好的材料转交上去而已，不存在我们编造的问题。

八月下旬，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第二阶段结束。在这一阶段中，绝大多数同志都认真地检查了自己，受到了教育。最后，我们这个会议还是形成子一个团结的会议。

根据林彪和叶剑英的指示，我们在向军委写了报告并得到批准后，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宣布了停职检查的决定。

对刘震进行停职处理，是因为这次风波是他挑的头。但为什么还要对张廷发也进行停职检查呢？

在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第一阶段，刘震等人除了把矛头对着刘亚楼以外，还针对张廷发。很多人都说，张廷发这个人很骄傲、很霸道，处处训人。我认为，这些批评是对的。张廷发有很多优点，他有能力，有魄力，工作积极肯干，因此我们向军委建议，将他由空军参谋长提为副司令员。但是他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严重脱离群众。也许是因为刘亚楼在世时，有一度曾经想想把他培养成为自己在空军的接班人，因此，张廷发更加蛮横和目空一切，对空军的一些老同志很不尊重，并且与司令部一些同志的关系也搞得很僵，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大。十一次全会开始以后，我在他“坐山观虎斗”时，就在心里想，刘亚楼生前对你张廷发不错，现在那些人如此攻击刘亚楼，你至少也应该站出来为刘亚楼说几句公道话吧。可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讲，只想一个人脱离出来。

大概是军委领导对张廷发这个人的情况也有所耳闻。叶剑英副主席听到了下面的一些反映，要李文芳转告我说：“张廷发可以停职，他太脱离群众了。停职不是撤职，教育一下，转变过来了，还可以复职嘛！”

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我和余立金一起给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请示对张廷发进行停职。报告送上去以后，很快就批了下来。在张廷发被停职的问题上，我们只是被动地执行军委领导的决定，甚至可以说军委作这样的决定还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至于军委领导为什么要决定停张廷发的职，我至今也不清楚具体原因。

根据军委领导的指示，除了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进行了停职检查的处理以外，对其他人我们则一概不动，只是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训，团结共事，共同搞好工作。

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第二阶段即将结束时，我主持召开了一次空军党委常委会议。我和余立金在会上提出，要组织人写一个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大事记，把会议的过程全面地写一个纪要；要整理和保存叶剑英副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把这次会议的大小记录全部保存起来，把所有人的发言记录在案；常委七个人联名告状的二十五条也存档；成钧等四个同志到贺龙元帅那里的汇报材料以及我的检讨，也都要全部存档。

会后，空军有关部门按照这一原则，对会议的所有材料进行了处理和保存。应该说，所保存的这些材料，都是最原始的，是确实可信的。尽管后来空军党委的变化很大，但是我想，如果没有人有意销毁，当年存档的这些材料应该都还在。

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还有一个第三阶段，这就是扩大会议的阶段。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决定，从九月一日起，空军党委应当召开一个扩大会议。对此，叶剑英具体指示，空军团以上干部都应该来参加这个会议。但我们考虑，整个空军团以上的干部太多了，都来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地方让他们住，于是提议改为师以上的干部到会。叶剑英副主席最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这次会议的重点，是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然后通报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情况，传达中央常委会和军委常委会的指示，传达林彪和叶剑英的讲话。

扩大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正好病愈恢复工作。在了解了情况之后，他召集参加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了个大会，再次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同时，他还根据林彪和叶剑英关于空军问题的指示，结合空军的实际情况，讲了几个问题。他在讲话中对空军党委明确表示了支持，并对空军工作好的地方予以了表扬和肯定。因为萧华是空军的第一任政委，对空军的情况是了解的。

萧华的这次讲话，是继叶副主席讲话以后的又一次重要讲话。萧华讲话以后，叶剑英副主席又专门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最后，在九月十日，历时三个多月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终于结束了。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空军机关司令部、科研部、工程部的一些人，已经在会场上贴出了大字报，指责空军党委的这次会议是个马拉松式的会议，开了好几个月还开不完，应当赶紧结束，开始在空军搞“文化大革命”。

这些大字报，意味着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虽然结束，但“文化大革命”却已经在空军中悄然开始。从此，整个空军就一直没有平静过。
三、接林彪回北京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开始以后，毛泽东先于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地指责。然后，他又于八月五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对刘少奇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指责。当时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很少，所以我当时并不知道。

据我的了解，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前一段会议，林彪并没有参加，仍然住在大连休息。

在毛泽东写下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两天，八月七日晚九点钟左右，我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周恩来还特别交代：“要绝对保密。这件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同时还规定，飞机返回北京西郊机场的降落时间，要直接报告他，他要亲自去接。其他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机场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于大连林彪那里，由他直接去电话联系，就不用我管了。我当即表示：“一切遵照总理的指示办理，请总理放心。”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八月八日一大早，我就派出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十点半，从大连返回的专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去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

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小时，至于他们在飞机里谈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几个人下了飞机以后，我听见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他还问林彪，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林彪下飞机以后，我本想和林彪说几句，但看见林彪当时表情很严肃，就没敢上前搭话。

就这样，周恩来把林彪接走了。汪东兴和叶群走在后面，他俩的谈话，我从旁边听到了几句。我听见汪东兴告诉叶群，说毛泽东和江青都同意把李纳放到《解放军报》社去当记者，是否请林彪转告萧华安排一下。叶群当时很高兴，说：“主席信任解放军，才把女儿送到《解放军报》社来当记者，我们热烈欢迎。我一定尽快转告林总，把这件事情安排好，请主席和江青同志放心。”说着，他们两个人也坐车离开了机场，可能也是去了人民大会堂。他们走后，我随即坐车回到了空军大院。

尽管我这次也去机场接了林彪，却对毛泽东、周恩来为什么要急于把林彪接回北京，是一点也不知道。因周恩来和汪东兴对我都是点滴不露，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闷葫芦一个。
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八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整八点准时来到了福建厅，当时厅里还没有人到，就数我到得早。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于是，大家没有事，就一边等，一边扯乱谈。等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后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是何等的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对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　，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

听了周恩来所念的“大字报”和他的一番讲话，我这才悄然大悟：急着要把林彪接回北京，原来为的就是这个！

毛泽东的“大字报”没有点名，可是谁都知道，实际上指的就是刘少奇，还有邓小平。听了周恩来的一番提示，大家心里也就清楚了。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由五十多天前派工作组的矛盾开始，一直扯到了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是新帐、老帐一起算。尤为令人感到震动的，是毛泽东在“大字报”中，公开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观点。这篇所谓的“大字报”，全文不过二百多字，可实实在在是字字千钧，哪个能担待得起呀！

我当时的感觉十分矛盾：对林彪即将出任中央第一副主席，我心里当然很高兴。但是，我对刘少奇也一向是很尊重的，从在苏北接受他的直接领导以来，我一直都认为他是一个党性强、能坚持原则的好领导，特别是他主持的中央常委会议解决了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问题，我更是深怀着感激之情。

我看了看在座的其他人，发现他们虽然都很惊讶，但因为对当时的情况不知道底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都沉默不语，谁也没有发言。这些同志的资历都比我老，军衔都比我高，他们都不讲话，我就更不敢随便讲话了。所以，我没有露出任何情绪。

当时在场的陶铸，也没有讲话。周恩来讲完以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走了，会也就散了。

关于这件事，直到一九六七年秋，周恩来才告诉我一点情况。那时我已经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一天，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当时在毛泽东开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周恩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表示谦虚，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五、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

八届十一中全运会期间，正是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紧张阶段。八月十二日上午，我正在主持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时，接到军委办公厅的通知，要我下午三时到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列席八届十一次全会的开幕式。

下午两点半钟，我提前来到了东大厅会议室。因为是列席人员，我就坐在了最后一排，同曹轶欧坐在一起。当时我还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是康生的妻子，只是估量着她和我一样，也不是中央委员，是列席会议的，所以才坐在最后一排。

那天的会议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个文件袋，里面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印发的四个会议文件。第一个文件，是毛泽东八月五日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个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公开信。

这里顺便说说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五月底，在北京清华附中的一些青年学生，开始组织了全国第一个造反组织，并起名叫做“红卫兵”。“红卫兵”开始是秘密组织，和刘少奇、邓小平派到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