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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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组织，并起名叫做“红卫兵”。“红卫兵”开始是秘密组织，和刘少奇、邓小平派到清华附中的工作组进行斗争。不久北大附中、地质学院附中等其它中学也相继出现了红卫兵的组织。

这些红卫兵，利用了一次江青到清华附中视察的机会，将他们所写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文章交给了江青，并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支持。这一下毛主席找到了机会，便大做文章，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说：“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还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和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样，这封信火药味道十足，上纲上线。这两个文件的印发，就等于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对立态度公诸于众，允许红卫兵们去攻击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三个会议文件，是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文件明确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文件指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法，是用大字报和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攻，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最后一个会议文件，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后来被称之为“政变经”的那个讲话。林彪的这个讲话，除了以大量的篇幅谈及政权和政变的问题以外，还歌颂毛泽东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天才。他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还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据我所知，把林彪的讲话印发中央全会，这还是第一次，足见他的那次讲话，在当时的确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和重视。

闭幕式快要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进入会场。顿时，全场欢声雷动，大家热烈鼓掌。

各位领导人就座以后，毛泽东主持了闭幕式。他首先宣布开会，接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热烈颂扬了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公报》还赞扬了林彪，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公报》顺利通过后，会议就开始进行选举。这次选举，实际上是对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进行调整。我没有选举权，只是看到了选举的情况。选举结果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七人增加到了十一个人。这十一个中央常委的排列顺序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的名字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则上升到了第二位，并成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同时，会议还增选了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补选了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另外，通过选举，会议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补选了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选举结束后，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主要讲要筹备九大，执行正确决定和要给犯错误的同志出路。毛泽东讲完，林彪又作了一个简要的讲话，接着便宣布散会。

我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只有一天，但是目所睹、耳所闻，对全会的情况还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可以看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斗争锋芒，首先是直接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这是毛泽东以会议的形式，来解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尽管当时在表面上还保留了他们的一些职务，但实际上他们已被拉下了马，而且注定了不久后被彻底打倒的命运。
六、中央工作会议

十一中全会结束不久，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将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在北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并亲自主持了这个会议。我接到军委的会议通知，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的主要方式，是开大组会议。我被编入东北大组，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任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任副组长。

会议地点就在新落成的京西宾馆，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重点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镇压群众的问题”。看来，毛泽东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意图，是要把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错误，公布到全党。

会议原定只开三天，后来一拖再拖，一直到十月二十八日才告结束，前后一共开了二十天。在这个会上，最活跃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如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他们在各大组之间到处窜，不停地指责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各部门的负责人，说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到处镇压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打击学生和红卫兵小将。

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以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多数人说话都很少，即使发言，也大多是三言二语，表个态而已，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没有多少意见可以讲。我则基本上没有发言。

眼看着会议开了十天，局面还是没有打开。经过中央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指挥我派出飞机，去各地接造反派的头头来北京参加会议，揭发问题。

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正林等人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

让各地的造反派来会上点火的这一招还真管用，这些人一来参加会议，会议就逐渐掀起了高潮。特别是围绕着派工作组的问题，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意见就开始多了起来。很多人发言都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一进门，就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从而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大家都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关于派工作组的问题，在这之前毛泽东曾经说过，他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的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他还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是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召集了一次全体会议，讲了十分钟的话。大致上是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委和负责人挺身出来领导运动，不要怕群众，要到群众中去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引火烧身。

说实在的，听了这些话，当时我就在心里想：这样引火烧身的人有吗？谁能甘心情愿地让群众轰，让群众骂，让群众搞“喷气式”，让群众挂牌游街、乱轰乱斗，进行人身侮辱？！又有谁以身作则，站出来让群众斗？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未必能够这样做！以我的内心来说，我就不愿意。但是，毛泽东又号召我们要这样做。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应付以后即将发生的问题。我当时很有些彷徨不定，无所适从。

在这终于逐渐形成的会议气氛下，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会上作了检查。

十月二十三日晚，在京西宾馆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中央常委，以及国务院的各位副总理，军委的各位副主席全都到会。

会议开始以后，毛泽东要林彪主持会议。林彪当即宣布说：“今天晚上的会议，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作检查。”到会的人一片沉默，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刘少奇开始念他已经写好的稿子，承认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受挫负有责任。他还说，他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心中无数，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认识问题。他还表示，他听从党的考验和审查，遵守党的纪律，绝对不搞地下活动和派别活动，保证做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邓小平的检讨就更简单，我记得他只检讨了“专擅”两个字，至于“专擅”两个字的下面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他没有去说。

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个人检讨以后，林彪问毛泽东还有什么指示没有，毛泽东立起身来说了几句，大意是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犯错误，他也有责任，他也要负责等等。至于别的问题，我就记不清楚了。

这次会议结束以后，会议的情况很快就被人捅到了社会上。十一月初，天安门前就出现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从而把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目标——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向全世界公开了。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刘少奇和邓小平。很可能从这会议之后，他们就遭到了软禁和监视，没有了行动自由。
七、八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和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还是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进入了中国的历史政治舞台。这些本来无权无势的大、中学校学生组织，之所以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翻江倒海，主要还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开始利用年轻学生的热忱和无知来大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了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撑腰，这一下，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尤其是以他在北京八次接见了红卫兵而著名。

以后一次周恩来对我说，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党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全国各地的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去大闹一场，才高兴哪！”正像毛主席自己说的：他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不久，为了表示自己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毛泽东决定于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他要亲自接见红卫兵。他的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那一天，毛主席亲自挂帅，穿上了绿军装，登上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他接受了红卫兵给他戴的红卫兵的袖章，表示他愿意当他们的“红司令”，从此领导全国红卫兵，更加猛烈冲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每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重大庆祝活动，都有一个防空警戒的问题。八月十八日那天，为了保护毛泽东等人的安全，我以空军司令员的身份，于清晨五点钟就上了天安门城楼，亲自执行防空警戒的任务，因此看到了大会的一些情况。

那一天，从凌晨一时开始，百万红卫兵和群众就开始陆续进入广场，其中有一千多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数万红卫兵登上金水桥两侧的观礼台。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从来都是举行盛大庆典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部门高级官员才允许上去的。让群众特别是年轻的大、中学生们登上这些地方，这是建国以来从没有过的。

九时半左右，毛主席、林彪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顶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然后，我看到他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一边等待大会的开始，一边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一起审阅和修改大会的讲话稿，也许是因为稿子写得有些匆忙。

十时正，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宣布会议开始，并致词。在他的致词中，非常醒目地给毛主席加上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

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伟大的统帅”。这样，林彪又给毛主席加上了一个统帅的头衔。从此以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了四个头衔，以后被人们称之为“四个伟大”。“四个伟大”，其中有三个最早是陈伯达提出的，只有一个“伟大统帅”是林彪加上的。这就是“四个伟大”的由来。

在这之后不久，林彪以“四个伟大”做了题词。他所写的“四个伟大”题词，在《人民日报》上与广大读者见面。从此，“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这“四个伟大”，就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开来，也就与林彪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在庆祝大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宋彬彬，将一个红卫兵的袖章戴到了毛泽东的左臂上。毛泽东当然知道，他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意味着什么，这是他欣然默认了自己是红卫兵的总司令。

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高兴地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林彪讲完，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周恩来讲完后，大会就开始群众游行。当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毛泽东带头在城楼上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军帽，向游行队伍和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