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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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讲完，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周恩来讲完后，大会就开始群众游行。当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毛泽东带头在城楼上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不停地挥动着手里的军帽，向游行队伍和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致意。毛泽东的这一举动，使得观礼台和广场上都沸腾了，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观礼台上，数万名红卫兵举着毛主席语录一起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震耳欲聋。广场上，游行的群众都拼命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响亮的口号淹没了一切。这种场面，通过广播，也感染了全国的人民。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的盛大活动。不久，大型彩色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在全国放映，进一步神化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地位被无限地提高了。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师生纷纷来到北京，要求得到毛泽东的接见。由于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巨大成功，毛泽东遂决定于八月三十一日，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及北京的五十万红卫兵。
这次接见活动是从当日下午三点开始的。会上，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央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各地的红卫兵来到北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肯定了全国“大串联”这一行动。他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全部和中学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来。”
周恩来还在讲话中号召红卫兵学习解放军，要红卫兵像解放军那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
周恩来讲话以后，林彪臂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向大会发表了讲话。他说：“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由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整个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改变着我国整个的面貌。”他在讲话中还要求红卫兵“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斗争，善于革命”，“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
据我所知，林彪历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都是由中央文革代为起草的，林彪从不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每次都只是照稿宣读而已。
周恩来、林彪讲话以后，大约下午五点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下天安门城楼，分别乘坐检阅车，准备进入广场检阅红卫兵队伍。车辆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第一辆车是毛泽东和贺龙，第二辆车上是林彪，第三辆车上是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后面还有几个人，我就记不清楚了。
广场上，是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负责组织部队维持秩序，组织通道，以便让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车辆通过。可是，毛泽东的检阅车刚刚出了金水桥，好不容易由部队战士组织起来的人墙，就让红卫兵冲垮了。当时，红卫兵们一个个拼命蜂拥前冲，想要和毛主席握手，一下子就把通道给阻塞了。大家拼命向毛泽东的座车挤来，甚至把座车都挤扁了。这一下天安门上的人紧张了，都担心毛泽东会被挤伤。为了排除险情，周恩来和汪东兴紧急组织一队又一队的部队战士，从天安门里冲出来保护毛泽东。与此同时，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也不断地给红卫兵们做工作，这才疏通了道路，用一辆吉普车把毛泽东给抢了出来。
有了这一次的教训，毛泽东第二次乘车出来的秩序就好多了。检阅车出了金水桥后，沿东西长安街缓缓走了一圈，所到之处，红卫兵们都十分激动地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一时间，口号声此起彼伏，喊声震天。
检阅车回到金水桥前时，天已经快黑了，但红卫兵仍旧不散，还要求再见毛泽东。见些情境，毛泽东又在天安门上停留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夜幕完全降临，这次接见活动才告结束。八月底，北京的天气还比较热，接见结束以后，不少从外地来的红卫兵当晚就露宿在天安门广场。
第二天的报纸要报道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报纸上要发照片。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和康生一看，就提出了意见，说照片不好，这样不好办了，因为第一辆检阅车上是毛主席和贺龙，而不是林彪。这个照片怎么登，让周恩来很是为难，因为让贺龙与毛泽东在第一辆车里检阅，是周恩来的安排。他同中央文革的人反复研究了好几次也没有结果，最后还是他自己在西华厅的办公室里考虑了半天，才找中央文革的人再次商量说：“这样吧，照片还是照登，但是照片上的说明写成‘第一辆车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贺龙，第二辆车上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周恩来这个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提法来突出林彪的建议，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同意，这才使照片第二天在报纸与读者见了面。从此，不论是报纸上、文件上，还是在各种场合中，“亲密战友”的这种提法就传开了。
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后来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同周恩来的接触比较多了以后，他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下亲口告诉我的。
林彪的“副统帅”称号，也是这样来的。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等都称毛泽东为“伟大的统帅”，红卫兵也称呼毛泽东为“最高统帅”。既然毛泽东是“最高统帅”，林彪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副统帅”。以后，“副统帅”的称谓就成了通称。例如在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我听到周恩来不论是会上讲话，还是在会下打电话，对林彪都是统称“副帅”，经常说副帅如何如何。最后，这称呼成了他的口头禅，不称“林彪同志”，只说“副帅”。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于九月五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学生、中学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这一通知的发出，就正式肯定了在此之前群众自发到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串联活动。由于毛泽东要求对红卫兵的串联要有几个保证，叫作“保吃、保住、保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通知》中规定，来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外地大、中学生和教职员工，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来京以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则由国家财政负担。
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大、中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就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大串联。整个串联活动在毛泽东直接的公开支持下，很快就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当时，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的人的首要目的就是北京，都想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的接见。这样，在《通知》发出以后，毛泽东又先后在北京接见了六次红卫兵。连同前两次接见，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最后一次为止，毛泽东一共接见了八次红卫兵，总共接见的红卫兵人数大约在一千一百万人左右。我作为空军司令员，全部参加了毛泽东这八次对红卫兵的接见。
每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要做大量的具体组织工作。据我所知，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说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门一个额外的沉重负担。接见之前，周恩来每次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国务院、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研究组织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们这些跟着周恩来做具体工作的，也经常要忙上几天几夜。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像这种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而且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参加的大串联活动，恐怕还从来未有过的。到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就很快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为数众多红卫兵流动的需要，就开始出现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运载量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特别是火车的超载，都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在当时的火车车厢里，到处都挤满了人，不仅茶几上坐了人，椅背上坐了人，走道上坐了人，甚至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坐着或躺着人，造成了车厢里的行李架普遍断裂，各种设备被破坏。可以说，红卫兵的大串联，已经造成了全国各交通线上的一片混乱。
到了十月份毛泽东第四、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以后，更多的红卫兵涌向北京及全国各地，使交通运输部门不堪承受，反映更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经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开始提倡徒步串联。这以后，尽管不少学校的师生响应号召，进行徒步串联活动，一支支命名为“长征队”的红卫兵串联队伍不断出现，但仍然有大批师生搭乘各种交通工具进行串联，使全国交通运输紧张的状态，没有得到任何缓和。
“走”的问题没有解决，接着又发生了“吃”的问题。在当时大串联的热潮中，除了北京以外，一些革命“圣地“，也是串联师生的目标之一。但问题是，大多数“革命圣地”缺乏必要的接待条件。如井冈山，本来山上就没有多少人家，结果一下子就上去几十万学生，很快就没有吃的了。这一来，上山的学生都饿得不行。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十分着急，马上就动员武汉、南昌、广州、福州、杭州等大城市的群众，蒸馒头、做面包、饼干、点心等。把这些食品集中起来后，要我派空军的飞机，从四面八方向井冈山上空投食品。我们前后一共向井冈山空投了半个多月的食品，才使大多数的学生们免于饿死。不过，最后还是饿死了极少数的几个人，还有因为饥饿一下吃多了，撑死的也有。这样的现象不仅局限于井冈山一地，在韶山等其它的”革命圣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后来，周恩来实在没有办法，就去向毛泽东请求说：“现在铁路、汽车和轮船都很紧张，粮食和住房也紧张，是否可以对串联的人数作一个限制。”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个话不满意，回答说：“现在才接见了六、七百万，少了，要再加一倍，还要保吃、保住、保行。”
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况，就不敢再吭声了。回来以后，就又召集国务院、北京市、军队各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再开会研究，再动员。他接着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进行动员，号召北京市的军民，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要求各部门各负其责，要准备粮食、准备房子，搞好交通。所有的学校、机关、厂矿、招待所和宾馆统统让出来，准备接待红卫兵。
就这样，毛主席又开始接见红卫兵。我记得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除了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部分以外，大部分是在北京西郊机场进行的。由于西郊机场的跑道不够，在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我们连夜加工，临时扩展飞机场的跑道，在跑道的两侧各延伸了二百五十米的地带，并且筑路修桥，以便使大队人马能顺利进出。
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毛泽东连续两天在天安门和西郊机场接见了两百五十万红卫兵。当时，飞机场上所有的道路上都挤满了人，真可谓是人山人海。由于人太多，到最后散场时，挤伤了好几十个人。
散场后，我将挤伤了人的事报告了周恩来，他要我负责把受伤的红卫兵统统送进空军或海军医院。为此，我们和海军又忙了半天。事后，周恩来还亲自带领我们，去医院看望、慰问那些受伤的红卫兵。周恩来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的的确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能见毛泽东一面是无上光荣、无限幸福，人人都渴望着能见到毛泽东。另外，像这样面对面地接受红卫兵的顶礼膜拜，毛泽东自己可能也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可当时他毕竟也已是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虽然每次接见时，他只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或者是乘坐车辆进行检阅，然而每次在天安门或车上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通道一堵塞，站立的时间还会更长。这样，每次接见红卫兵，也确实够他累的，他也有些吃不消了。到第八次接见完了以后，精疲力尽的毛泽东终于说：“不能再见了。”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才发出通知，要求外地的大、中学校红卫兵停止前往北京串联。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知道给国家、社会和有关地区的政府、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负担。幸亏是毛泽东最后自己受不了了，如果当时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接见人数再增加一倍的话，情况不知会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八、红卫兵的兴衰
毛主席的八次接见红卫兵将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各地红卫兵以串联之名到北京集合，然后，一面等待毛泽东接见，一面就冲击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各军事机关。那个时候，这些红卫兵什么地方都可以冲击，甚至连中南海、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都有人冲，但是唯独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不可以冲。当时，江青发出了命令，谁要冲钓鱼台，谁就是反革命，卫兵就可以开枪。
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每次接见完红卫兵以后，周恩来都要带一些人，去开会动员来京的学生返回本单位“就地闹革命”。但他们哪里听得进去呢！任你周恩来说破了天也不回去。他们在北京有吃、有喝、有住嘛，回去干什么？于是，整天就在北京抄家呀，破“四旧”呀，闹得整个北京城不得安宁。不仅如此，中央文革还派出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到外地去“传播革命火种”。这些从北京出去的人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的党、政机关去大冲、大闹。这一来，上海、杭州、广州、沈阳等城市都乱了，当地的党、政机关也差不多都瘫痪了。这样一种闹法，全国的混乱是必然的。
就这样，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各地的红卫兵到处冲击，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搞得全国没有几个党政机关能够正常工作，几乎无一处能幸免于难，各单位的领导人更是一个个被揪斗，坐上了“喷气式”。就拿这时的国务院来说，除了周恩来自己，其他副总理都已经统统被打倒，或“靠边站”了。这个时候，除了毛泽东说的话有人听，中央文革说的话有人听之外，其他任何人说话都不行，连周恩来也不行。所以，这个乱是自上而下的乱，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乱。
红卫兵运动，涉及到了中国整整的一代人。就这些红卫兵个人来说，大多都是一些真诚革命的青年，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最早在北京组织起来的中学红卫兵（也有人叫他们“老红卫兵”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干部子女，包括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分红卫兵是比较盲目的、狂热的，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面对当时的一些现实，他们便逐渐清醒了，开始认识到了红卫兵运动所具有的一些负面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的一些中学红卫兵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以后被大家称为“西纠”）。不久又成立了东城纠察队、海滨纠察队等。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