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大帝-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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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料所记述的疫情特点：（1）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2）起病急猛，高热，（3）患者体有出血瘀点，（4）具强烈传染性；似可以推断当时流行的这种“伤寒”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一是鼠疫，二是流行性出血热。笔者窃以为当时东北中国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过长江。盖大江阻隔了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热（EHF）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组由动物性虫媒病毒（特别是鼠类）引起的传染病。以高热、出血（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40％—50％）。（“出血热由汉他（滩）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称为汉滩病毒肺综合症，英文缩写为HPS。”）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仓鼠）。但临床上已查出30种以上动物可自然携带本病毒，除啮齿动物外，一些家畜也携带EHFV，包括马、家猫、家兔、狗、猪等，证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却很少发病，而只是通过接触将瘟疫传给人类。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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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战国后期东齐海滨方术士的民间信仰。（陈寅恪观点。）西汉时期与黄老哲学及导引吐纳养生方术相结合，仅流行于贵族中。汉武帝尊儒而贬黜黄老，黄老之术降入民间。在东汉后期，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张陵、左慈、张鲁等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传布“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使其逐步发展为道教。与黄巾的“太平道”一样，其在民间的流传与当时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浮屠（佛教）于战国末已传入中土，但其立教并开始流行于上层精英中，或始于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远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有人认为是金佛象。带到长安后，武帝诏于甘泉宫中为立祠（敦煌莫高第323窟有此事绘画）。后汉明帝时期。东汉后期，精英贵族中（当时称为耆旧俊彦）已流行崇信佛教。当时人认为，“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是一种养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致楚王英诏书：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洁斋即洁静服素守斋，是一种养生保健之道。在东汉末桓灵时代的疾疫流行时期，汉桓帝亦于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永平以来，臣民已多有习浮屠术者，至桓帝，方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渐盛。”
我们应注意到，早期佛教的传入，不仅包涵着经、教、学、法的传入，也包涵着古印度医学和医术的传入（汤用彤曾论之）。桓帝时在洛阳传佛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所以信徒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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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割据时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例如所谓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壮年（四十岁左右）。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贵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吴质书》中曾悲叹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3）
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裴松之也说：“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
难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如阮籍的“
七哀”：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浩浩长河水，九折东北流。……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
王粲“七哀”亦哀叹曰：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
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艾蒿和菖蒲有明显的医药作用。艾，俗称艾蒿，家艾，散发出一种清黍的气味，是一味中药。南朝陶宏景《名医别录》载：“艾，主灸百病”叶入药，性温味苦，有和营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艾叶油有明显的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作用，叶加工如绒，称“艾绒”，为灸法治病的燃料。另外“大艾”复制成艾片，中医学上用于芳香开窍药；也可用作杀菌、防腐、兴奋剂。
菖蒲，生于水边，又名“剑水草”、“白菖”俗称蒲草。《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雨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宋代欧阳修在《端午贴子词》中写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以花序，以熏蚊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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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一词，源之于曹丕诗：
“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眄叙忧勤。”
清谈谈玄之风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如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与疾病的救治有关。）
“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号放纵之论盈于朝野。（晋书·言传）
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崇尚虚无与放达的存在主义，文学中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此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也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时孔门儒家正统（如孔融）反曹，仍崇尚名教以尊汉室。而曹丕乃倡导清谈，尚通脱非名教以破之。魏代汉后，玄言清谈由曹丕等之提倡而成为学术主流。晋室废魏，司马氏复以推崇名教为标榜。当时崇尚名教者拥汉、拥晋。反名教者则拥曹氏。阮籍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晋书，阮传）古今论魏晋清谈者多，但对上述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特点，则鲜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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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末的动乱，连年的战争及瘟疫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生存问题遂成为尖锐的问题，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如名士“（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嵇康传）又如著名贵族、书法家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由此可知，山水之美，也是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身之术。
针对“伤寒”的流行，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一种能致人发热的“寒食散”。 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余嘉锡对此有详考。）用这些原料炼出来的药物，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寒食散发候篇》云：“近世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
所谓“历岁之困”，应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换句话说，五石散在当时之流行，是由于被认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自何晏用后，在士人中逐渐流行。“寒食散之方虽起于汉代，而用之者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导也。”书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荐，服后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服药后生幻觉，称“散心”，生幻力，狂走发散，称“散步”。这些语言创自当时之服散者，一直流传到今天。
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4）
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关于寒石散祛治伤寒的药效，史料中有所记载：“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遣人执杖防阁，敢有谏者挝之。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挥衫，体更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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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除此之外，为避疫疾传染，当时许多士人远避人世，寻找干净土，于是又有回返寻找大自然的风尚，遂导致山水诗及山水文学的兴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世说新语》记：“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大佛云：‘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新语·任诞》）
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例如“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顾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石林诗话》说：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邪？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如蒯通辈无事而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 （《苕溪渔隐丛话》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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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昌说，魏晋名士习尚服药、饮酒、清谈、放荡、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乐、好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近时文坛论及魏晋风度，犹有人推崇魏晋时士人之服药、饮酒、山水遨游，认为魏晋士人崇尚“自由”。却殊不意识到这实际是根源于一种大不自由的背景——当时社会动荡，民生艰难，又时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夺人性命。因此，对于士人来说，魏晋时期乃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所谓通脱、放达的存在主义，不过是精神上寻求解脱的一种自慰的表达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2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2—3世纪流行到罗马。公元6世纪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亚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热有关。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中亚史纲要》：
公元165年，在帕提亚战役中发生了一次很著名的事件，当阿维狄俄斯·卡希厄斯率领的罗马军队进入泰西封时，他们遭受了一种毁灭性的流行病的袭击，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同一时期在南阿拉伯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只可能是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而这种流行病开始于贵霜帝国，又沿着贸易通道流传到了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
（03年4月25日写于沪上云水山庄）
［附 录］匈奴失踪之谜
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匈奴哪里去了？
驰骋10个世纪，又消失10多个世纪。
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统万城，是世界上发现的惟一的匈奴都城遗址。随着它在沉睡千年之后浮出沙海，中国文物部门已经开始对这一遗址进行恢复性修缮工作。站
在这个巍峨的城墩之下，手抚如石头一般坚固的城墙，人们不禁会问：这沙漫墙头的古城难道就是匈奴的遗响，在中国北方驰骋了10个世纪又消失10多个世纪的匈奴哪里去了？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历史上一度十分强盛的匈奴，在中国北方、中亚乃至欧洲各地不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