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9-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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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些老片子。　　　　
　　　　一百年前的北京，一幅灰蒙蒙的画面：一切房屋都显得低矮，只有皇宫和城楼巍峨地耸立。拖着辫子的汉子，肩上搭着褡裢，赶着骆驼慢悠悠地在宫门外行走，马匹在涨满的护城河饮水，人力车夫拉着客人在飘着帘子的街上急急跑过。　　　　
　　　　四十年前的北京，一幅幅红色基调的画面：广场、街道像红的海洋，红色标语、红色气球、红旗在风中猎猎招展，传单与耳光齐飞，红绸与拳头共舞，一群群佩带着“红卫兵”袖标的年轻人或在砸掉古旧的店牌，或在揪斗被反剪双手的老者，或在街道树起新的路标。　　　　
　　　　三十年前的北京，一幅黑白分明的画面：上百万人垂手肃立天安门广场，胸佩白花，臂戴黑纱，哀悼一位深刻影响了亿万中国人生活的巨人离去。　　　　
　　　　然后是今天。我们就生活在今天，生活在当下。　　　　
　　　　但我们又生活在历史之中。虽然现时代的特征就是注意当下、就是时间的切片化，但在我们的身后，实际还是拖着过去时代和历史的长长的影子，在我们的身内，更是还留有祖先和父辈的血脉，隐秘地携带着他们的观念、他们的情感和渴望。　　　　
　　　　中国以与西方大规模遭遇和冲突为标志，进入一个不仅是空间范畴的“世界”或不仅是时间范畴的“近现代”，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以上了。在前面的一个世纪中，中国处在剧烈的政治和军事动荡之中，乃至战乱频仍，在后面的半个多世纪中，则基本上享受了和平，但社会的变化依然激烈甚至更为彻底，尤其在最近一些年，经济更有飞速的发展。　　　　
　　　　我们生活在现在，我们又生活在“历史”或“传统”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被各种“传统”力量纠缠。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在迅速地成为“历史”。“传统”在塑造我们，而我们也在创造“历史”。那么，到底有几种在有力地塑造我们今天的现实和未来的力量呢？我们可以辨认出三种主要的力量，或者说三种“传统”。　　　　
　　　　第一种传统或可称之为“以千年计的传统”或简称“千年传统”，这就是中国在它真正面对西方和异己的一个“世界”之前的传统、它维持了中国社会在漫长的两三千年中的稳定发展和文明特质。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千禧年（millennium）式的传统”，常表现为一种逆向的“乌托邦”，认为理想社会在更久远的古代，希望“复三代”。它的基本时间单位相当漫长，节奏相当缓慢。它的历史观念基本上是循环的。　　　　
　　　　第二种是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的“以百年（century）计的传统”或“百年传统”、“二十世纪的传统”，那是前期启蒙、后期革命的传统。它给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带来了持久的激荡和天翻地覆的变化。它所设定的理想社会放到了未来，它的基本时间单位缩短了，节奏也是加速度的。它欢欣鼓舞的接受了一种单线的、进化的历史观。　　　　
　　　　第三种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以十年（decades）计的传统”或“十年传统”。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传统”。我这里有意用的是英文的复数，因为它现在的基本时间单位更短了，但却不断像拉洋片一样变换，且节奏从一开始就是疾速的。它最重要的成果是这些年来市场经济的勃兴，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经济和国力的迅速崛起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变。它是否还抱有长远和宏大的历史观是一个疑问，至少在一段长时间里它更愿意“摸着石头过河”。　　　　
　　　　那么，这三种“传统”今天是如何影响和塑造着我们呢？我们也许可以说，当前的“千年传统”主要是在比较潜在但也持久的文化价值和信仰层面影响着我们；“百年传统”主要是作为国家架构和政治观念在发生作用；而“十年传统”则在以一种令人目不暇接的方式改变着我们当下的、以经济活动为主体的日常生活。　　　　
　　　　当然，严格说来，“千年传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暴风骤雨般的“百年传统”刚刚过去，它虽然比“千年传统”短暂，但因借助和动员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其遗产却是非常巨大而富有影响力的。而今天的“十年传统”挟“全球化”铺天盖地之势，不仅是我们“现实”的，看来也将是我们“未来”的主要构成力量，我们说它是“传统”，则主要是在一种现在完成式的意义上说的，因其与中国已有文化的某种异质和新颖，我们肯定它无论如何将成为一种未来的“传统”。　　　　
　　　　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可以说“通三统”？今天已出现的这类说法至少大大低估了这三种“传统”的异质和冲突。因为“千年传统”是传统社会的“正统”，而“百年传统”实际上是一种激烈反这种“正统”的“传统”，它代表着一种决裂、或至少是断裂。而“十年传统”则直接是对“百年传统”的一种回拨，或如当时人们所说的“拨乱反正”。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开始试图对“千年传统”做部分回归，但是，它更是代表一种对过去中国人的经验完全新颖的东西。“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三种“传统”的“书法”或“观念形态”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首先分别地梳理、清醒地认识和深入地反省这三种“传统”，而不是急于谈“会通”。真正的“合”的阶段可能还没有到来，甚至要不要“合”、能不能“合”也还是个问题。而我们急需的也许是重建某种历史意识和时间观念，以帮助我们把握一个变化越来越快的世界。总之，哪怕是为了前瞻，我们也需要停下来不时回顾，就像在一部叫《魂游一八七一》的影片中，主人公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能据以面对未来的，就只有我们的过去。”　　　　
　　　　我们不妨再借用今文经学的一个说法来作为描述的范畴，董仲舒划分孔子《春秋》纪年的历史为三世：“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立足于今天，我们也许可以说，我们的“所见世”主要是“十年传统”在活跃地起作用，我们作为独立和活跃的主体亲自见证着这一段历史；而我们的“所闻世”主要是“百年传统”在活跃地起作用，我们对这一世的知识多是得自耳闻，得自父祖辈的经验教训；而我们的“所传闻世”则自然主要是“千年传统”在起作用，我们了解它主要是通过各种典籍。它一度湮没无闻，打入黑暗，直到最近才渐渐透出些光亮。今天的回忆和解释者大概也常常是“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而这些回忆和解释，或将也汇入到影响后人的“传统”之流中去。　　　　
　　　　本书的发愿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对历史的初步认识。我们希望对我们的“所见”有所记录，希望对我们所“亲历”的有所回顾。而2006年还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历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三十周年，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结束，意味着中国向一个新时代过渡的“开始”。　　　　
　　　　我们想就选择这一“开始”作为我们回忆和叙述的基本起点，这些年可以说是三种“传统”开始汇聚到一起的年代，也是本书的作者们作为活跃的主体开始发挥自己作用的年代。在前面的十五年，形式上还有“百年传统”的延续，即还是运动式的、动员式的，但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试图回到百年前期的启蒙；在后面的十五年，则开启了一个新的进程——走向全球化和市场社会的进程，知识分子也严重地分化了：有人拥抱市场经济，有人坚持思想启蒙，有人回归千年传统，也有人重新诉诸革命遗产。当然，作为学者，我们主要是写下与知识和思想有关的工作和精神历程。我们愿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或全景、或片段、或细致、或概略地展示：　　　　
　　　　三十年，我们这样走过。


序言序言（2）

　　　　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本书。本书由曹保印主其事，他的工作精神、态度和效率令人佩服，我们还是在今年1月说起此事，他在2月就完成了组稿。我们衷心感谢本书的众多作者，他们作为“所见世”乃至“所闻世”的亲历者，叙说了自己的故事。　　　　
　　　　王学泰和李楯是本书作者中最年长的两位先生，他们一个叙述了自己从监狱中出来之后在1978年10月左右的“平反路”，一个叙述了自己退休后到清华所做的许多事情，使人感叹如果没有那些人为的障碍，人们本来可以做多少事情。　　　　
　　　　季卫东、徐友渔、崔卫平、陈家琪等主要回忆了自己在“文革”结束后向新时期转折的一些经历和感受，他们那时候还都是大学生或研究生，那的确是“一个获得进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对勇敢的时期”，一个清新和青春的时期，虽然也包含着选择的烦恼。还有像梁小民、党国英所记述的追求理性和科学的过程，李宝元“从农村走来”，徐贲“与文学做伴”的经历，也都深切真挚。　　　　
　　　　历史巨变往往是通过一些小事和个人表现出来。吴祚来回顾了我们被一些不同的声音掌握的过程——先是被哨声和高音喇叭、后来是收录机和电视声，现在是手机、电脑和网络声。周永生也回忆了自己在大题目下的几件小事。袁岳谈到了教养的重要，记述了一位师挚龚祥瑞对自己的影响，而邵建则谈到了自己如何被一位未曾谋面的“先生”的精神深深吸引。　　　　
　　　　祖述宪、汪永晨、蒋高明等分别记述了在保护生态环境和动物方面的心路历程或艰苦斗争。李银河回顾了中国性文化的三十年变迁，沈睿记述了自己走向女权主义的真切道路，还有丁东，近年一直孜孜不倦地打捞那些散落的珍贵的“民间思想”。程方平等人的文章探讨了教育等现实而紧迫的问题，而长平、何怀宏的文字则涉及个人与文化的灵魂如何归属与安顿。　　　　
　　　　虽然经历了许多困苦，但我们可以感到许多作者的心态仍是乐观的，虽然曾经“田野上飘来苦涩的风”（倪乐雄），但今天“憧憬仍是照亮心空的太阳”（鄢烈山）。而只要能够思想，每一颗星星都“可以与太阳媲美”（傅国涌）。而一些有希望的制度的种子——如蔡定剑记述的村民自治制度、杨东平记述的NGO——也在发芽和生长。　　　　
　　　　我写这篇序时还没有读到全部书稿，但这些故事足以使人深深感动并进入沉思。经历了这最近“百年”、“十年”巨变的个人或有幸运或不幸的遭遇，但从认识的角度来说又都可说是幸运的：中国历史上何曾有过在如此之短时间里发生如此之大变化的时代？　　　　
　　　　然而，要让这些经历真正成为一种思想和精神的财富，却需要认真的反省和回顾。本书只是一种“沧海一粟”般的努力，但开始这样一种努力毕竟是值得的，其意义正如陈家琪在他的回忆中所说：“抵抗遗忘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力量。”　　　　
　　　　何怀宏　　　　
　　　　写于2006年3月12日，植树节


徐友渔·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徐友渔　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形形色色的造反》、《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编）、《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　　　　
　　　　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无法抗拒的巨变，犹如大海波涛上的孤舟，犹如江河旋涡中的枯枝败叶，祸福安危完全不由自己掌握。这是100多年来中国人命运的缩影。但另一方面，人毕竟是有生命和灵魂的存在物，不是没有感知、没有价值、随风飘逝的尘灰，不只是建造历史大厦的砖瓦泥浆，在历史的潮流或逆流中，人可以判断、选择；当浩劫和罪恶发生时，如果不能反抗，甚至不能言说，至低限度可以记录。记忆、语言和文字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大财宝，身外别无长物的人可以因为拥有它们而在精神上富足。当然，这笔财富也需要小心守护，以免遗失或被盗窃。


徐友渔·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1976：巨变

　　　　1976年1月9日的成都寒风凛冽、浓云密布，这天清晨，我从收音机中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　　　　
　　　　人们的悲哀是自发的、巨大的，很多单位举行了吊唁仪式，还有单位以群众甚至党委的名义给党中央发电报，请求不要火化遗体，保存下来供人民瞻仰。上面有命令不准搞纪念活动，从报纸上看，吊唁安排得异常低调、敷衍，相反，还充斥着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的内容，甚至说邓小平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包庇，把矛头公然指向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10年，人们由开始的盲目和狂热逐渐变得清醒和反感。在两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被打倒之后，周成了被打倒的对象，这一点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干部中流传着毛泽东的一个指示：“批邓不批周，批周必大乱”。我们从电视报道中看到，在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时，江青没有脱帽，这马上引起各种议论和责骂。其实我注意到，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也没有脱帽，但没有人说朱德，因为他年龄实在太大了，而且，都知道他和周恩来是亲密战友，对他而言，决没有不敬的动机。　　　　
　　　　接近清明节的时候，民间自发的吊唁周恩来的活动渐渐高涨，从成都市的中心——人民南路广场到人民公园，大街小巷墙上贴满了歌颂和缅怀周的文章、诗词和绘画，其中一些水平相当高，观看、朗读和抄录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歌颂周的内容和对江青等的批判、影射往往结合在一起。后来，干脆出现了公开点名批判张春桥的大字报，作者是某工厂的技术员白智清。在大字报之前发生了争执，最后大打出手，一边是市民群众，一边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因为立场和观点的对立而口角，并且发展到拳脚相向，结局是造反派被打伤住进医院，四川省委的领导在中央的压力下到医院看望和慰问。我清楚地记得，从1967年5月起，成都市民就是造反派的“铁杆后盾”，造反派和其他派别发生争斗时，一声号令就倾城出动，而现在全城百姓对造反派则是非常反感。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这才短短的不到10年！　　　　
　　　　4月7日晚，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传来中央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报道，我听得目瞪口呆，我绝对想不到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动”，想像不出成千上万的人在北京举行抗议，想像不出在一个历来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的首都发生一场血腥镇压。报道中引证了“反动宣传”中的这种言论：“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这话的震撼力、冲击力是难于形容的，它道出了我蕴藏在内心最危险、绝对不敢说出来的思想。　　　　　
　　　　天安门事件的清理运动波及全国，几乎每个单位总有人出差北京，或者有职工的子女在北京上大学，“说清楚”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一时谣言流传，人人自危。这一年天怒人怨的迹象一再出现，7月底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伤极其惨重，紧接着8月中下旬在四川北部的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在成都有明显震感。大部分人家搬到户外居住，广场上、公园里床铺鳞次栉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