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9-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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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相互关系及世界发展变化的一门学科。这是我多年研究的感悟。我更强调后者，我认为国际关系主要不是研究国家之间相互关系，而是研究世界发展的变化，研究全球化，研究国际体系，研究世界战争和平问题，远远超越了国家之间关系的范畴，它是在探讨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方向。这是个世界观问题。所以，我把国际关系理解为如何看世界。国际关系是一种哲学。认识世界的问题，基本上只有两个学科在做研究，一个是哲学本身，一个是国际关系。
人到一定程度会变化，因为世界在变化，国家在变化。很多中国的学者有这样的转变。我的这个转变与中国的转变有关，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自己的国家。中国过去不承认，也不介入这套国际体制，我们作为中国人也不会接受；中国这十年来开始逐渐地参与、融入国际体系，我作为中国的学者、中国的公民，也就逐步接受了。在国内政策问题上也是如此，我现在无论对美国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都可以概括为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保守主义者。
7年前，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保守主义者，无论是对美国问题，还是中国问题，当时就是坚持旧的观念、传统的观念。在社会经济问题上，重责任、重法律，而不太重平等。现在变成自由主义者，觉得社会还是要讲求平等、公正，援助弱势群体。在国际上也是坚信这样的东西，相信国际组织的作用，相信富国要帮助穷国；穷国本身受穷不是因为懒惰，而是缺乏条件；国际社会、各国政府都有义务创造或改善这些条件。对我来说，整个思想体系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这可能与年龄增长和对世界的认识增加有关，与世界发展的趋势有关。
另外，这也跟人的性格有关，跟人的阅历有关。接触越多，思路就会越宽。性格、经历这些东西不影响学者的成功，但影响学者做学问的方式方法。我是比较直接的一个人，不拐弯抹角，不掩饰。所以我的文章、书、我的话总是单刀直入，比较好懂。我追求的是深入浅出，我相信简单是美，是本事。这样效率高，能减少浪费。这与我性格有关。做人和做学问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致的。
假如我的研究一直局限在美国外交、美国对华战略、亚太战略、中美关系，而不涉及别的，那么，我恐怕就一直还是现实主义。老在这一个领域内就跳不出这个思维上的框架。这些转变对我从事美国问题研究、战略研究影响非常大。这里就涉及怎么看待美国，怎么看待战略，怎么看待现实。理论都是解释现实的，掌握的合理理论越广大，思维的层面越宽，也就越可以把现实的具体问题看得准，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这有助于我们在全局中更好地把握局部。
杨继·留学的迷思杨继 留学的迷思（1）
杨继，1973年生，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清华大学法学硕士、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Dr。 iur。）。1997年至2001年在北京新东方学校讲授留学英语，并创办新东方德、法、日语培训，培训学员数十万人。2001年7月至2004年1月任新东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并从事留学咨询业务。2002年赴德攻读博士学位，并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全额奖学金，2004年11月获得德国法学博士学位，其后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由于其独特经历，著述也分为法学研究、外语教学、留学与海外生活三大类，如《股份公司代表人制度研究》（德文，在德国出版）、《德国商法》（译著）、《GMAT阅读精解》、《GRE阅读剖析和全真题解读》、《踏上滑板去留学系列》（分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六分册）、《在思想的国度遨游——德国留学全攻略》等等，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不经意间，我们这些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人，似乎也有了平静地检视自己思想的习惯，姑且可以看作是对已逝去的躁动青春时代的一个逆反吧。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说：“普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的思想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来源”。我们这些不定型的思考，正好可以作为历史的真实记录，成为将来批判与反思的对象，为我们这些普通百姓的思维——其学术名称叫“民间思想”——立一存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代相当多的读书人极为重要的一段人生历程——留学，从这场大潮的萌动到狂热、再到退潮与冷静，不管是梦断留学路的、浅尝辄止的、十年寒窗的、还是步入辉煌的，由于本人的特殊履历，实在是见得太多，而由于尚未麻木的青年人的情绪，我又无法将这些经历都平淡对待、泰然处之，只好借曹保印先生主编的这部鸿篇巨制的一席之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吧。
一
留学之制，虽古已有之，但我中华自古上方大国，有何必要向蛮夷番邦虚心求教？因此，三千多年来，但闻四周各色国家和部族的留学生到中土学习，其中还产生了不少古代的国际友谊佳话，而中原人向外求学，除了中世纪虔诚的佛教徒矢志西行外，还真是罕有记载。国人大规模地留学东西洋各国，最早起自19世纪中后期，于20世纪初达到一个高潮。这批留学人员大多在国内有着殷实的家境和背景，毕业回国后，多成为我国各学科领域的奠基人和引路人。有趣的是，这些留洋回来的人，尽管在生活习惯、衣装举止上难免西化，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中国传统道德操守的坚持，却丝毫未见减弱，甚至比未曾留洋的土产精英尤甚。
20世纪50年代，我国又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派出了大批留学生，从中也培养了不少国之栋梁。但当时主要是派遣理工科学生，功利性较强，更由于这些留学目的国本身的局限，这批留学人员对国民思想与民族精神的贡献不大，他们自身的命运轨迹也较少通过留学而得以改变。
待到我初记事的80年代初期，中国大学毕业生里又兴起了第三次留学的高潮。这次留学大潮持续了近十年，到80年代末才有所回落。当年大学里的“托派”无论是抱着“礼失，求诸野”的雄心，还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坚定，都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遥远而陌生的异域。他们的留学环境比之一二十年后的我们，要艰难很多，大部分人都没有全额奖学金，而中国居民的收入在那时又少得可怜。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欧美人很少把我们当回事，那时国内的普通人，无论在资讯上还是生活方式上，也与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相当多的老留学生们都在走出国门的头几个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甚至血泪感觉到了祖国的真实形象和地位。我后来在新东方认识的几位元老，大多在80年代中后期加入留学大军，他们的留学记忆中绝没有我们后来常抱怨的外国食品味同嚼蜡、难以下咽，因为中国虽是烹饪王国，但当年的中国人却很少有口福享用珍馐美味；也没有无法观看中国娱乐节目、跟不上国内流行潮流的苦恼，因为那时的中国在这方面是如此之贫乏，也因为每日的留学生活被繁重的学习和打工二重奏所占领，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考虑娱乐。当年许多中国学生甚至把苦行僧或清教徒的生活视作理所当然。
然而，这一代留学生的目的是简单而纯粹的。那就是：不管要从事什么行业，教学、科研、还是从商，甚或只是过普通的生活，都可以在发达国家寻求更好的条件、收获更多的回报！多年以后，我们现在回视，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留学绝对是正确的抉择。那批留学生中矢志不渝从事学术研究者，由于接触了更为先进的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普遍比他们留在国内的同行更有成就。90年代之后，国内的学术界更为开放，建设新型高校和研究部门的力度加深，他们中的一些人受聘于国内相关机构，或彻底回归、或兼职“两边飞”，这就带动了国内各学科研究从理论模式、研究方法，到评价体系的转变。他们本人也大多在国内的聘任单位中受到尊敬与重视，其待遇远在未曾出国镀金的同事之上，叫人好不羡慕。
也有很多80年代的留学生，在欧美国家很快就抛弃了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企图，而在半工半读中转向经济管理、信息技术、法律等实用专业，并在毕业后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以当地人标准来看，这些工作是平凡而劳累的，但这些中国年轻人却借此成为同龄人中最先接触国外最新实用技术、经营理念、管理模式以及资本运作模式的人。90年代中期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带着这些收获回到祖国，掀起了神州大地气势磅礴的新创业热潮。随着他们的成功故事在青年人中传播、发酵，中国青年的理想奋斗模式发生了质的革命。最被大学生们崇拜的不再是凭借权谋而苦苦挣扎于升迁梦想中的“公家人”，而是凭着智慧和锐气年纪轻轻就跻身于财富排行榜中的创业者们。随着财富的积累更多地依赖知识、智慧以至先进的理念，温文尔雅、不懂喝酒、不会贿赂、甚至还有些迂腐的知识富翁频频出现，80年代以来曾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不战自退、销声匿迹于百姓的思想之中。笔者以为，这是世纪之交中国民间价值体系的一次极其重大的转型。而80年代和90年代初走出国门、9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返回的那一代留学生们，是推动这一重大转型的不可或缺的伟大力量。现如今成为青年偶像的众多知识富豪们，大多数都有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北美留学的经历。到后来，即使是出国留学本身及其副产品，也成为取之不尽的创造财富的源泉。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先生，始终没有实现自己的留学梦想，但他创造性地将留学外语培训和相关产品当作一门伟大的产业认真来做，却鬼使神差般地成功了。在我的新东方岁月里给本人很多启迪和帮助的徐小平先生，是中国最早发现留学本身就是一个既充满商机、又值得认真研究的学科，并投入其很大精力者之一。坦率地说，徐先生本不善理财经商，属于忠厚而又狡黠、热心而又颇有些脾气的江南传统才子，但因为引入在中国本土很新鲜的成功学、人才学理念，而被众多善男信女们尊为大师，还上了2003年的文化人财富排行榜。
杨继·留学的迷思杨继 留学的迷思（2）
不过，上帝不会把同样的机会原封不动地赠送给你两次。90年代后期，就在当年那些老留学生纷纷回国、尽显其“海归”优势、诱惑着众多有志青年继续浩浩荡荡加入这一大军的同时，留学这一事业本身也在起着质变。笔者不才，侥幸成为这一嬗变的亲历者之一。
二
本人于1996年夏在北大本科毕业，当时心里绝对没有做好走入纷繁杂乱的社会的准备。记得那年7月2日，我在现已拆除的大礼堂听吴校长对毕业生的讲话，联想到四年前在同一位置听过他的新生动员讲话，遂对旁边的同学套用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话说：“一个校长的任期是这么长，而我的大学生涯却那么短！”说着，竟无语凝噎，引得四下人耻笑。
在一个德国企业做了几个月，我越发觉得自己阅历不够、积累太少，不能随便就这么打发了自己。本人也是堂堂的北大外语专业毕业生，可本科毕业，除了外教老太太和几个跑来学汉学的怪异中年人，还没有什么和欧美人交往的经历；国内教学条件的限制使我虽知道二十几种德国啤酒和八十多种德国香肠的拼法，但从没有机会尝一下它们是什么味道；虽也能偶尔显耀几下英、德、法语，以看懂原版影片自居，但堂堂五尺三寸男儿，连个自己从事的专业都没有，这样下去的前途除了翻译、就是外事接待，而且是出一次国排八年队、除了外语什么都不会的翻译和外事接待。思前想后：不行！我要像给我指明了出路的那些师兄师姐一样，找一个自己理想的专业，投入欧美名校的怀抱，把只会外语的虚弱变成外语专业双丰收的优势！专业我早想好了，自己多年辅修法律，又有着浓厚的兴趣。出国的途径和程序嘛，在1996年秋天那个时候，对一个北大毕业生来说，也早已系统成型。于是，我和周围所有想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一样，拿起托福、GRE、LSAT的课本，走进新东方的课堂，查阅各种美国大学的资料，并虔诚地聆听有关留学咨询的各种讲座。
我以颇能安慰自己身心惧疲的一年努力的成绩通过了所有英语考试、填过了各种报名表、并已经拿到了好几家美国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谁料美国的法学院可不同于那些PH。D的项目，外国学生是绝没有什么全额奖学金的。像我这样出身于城市平民家庭、虽久居首都收入实与乡间无异的青年人，自然是无法承担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就在内心充满了伤心、痛苦和绝望之时，霹雳一声震天响，新东方来到了我的面前！早在新东方苦读GRE课程期间，我就隐隐以无知者无畏的勇气感觉：讲台上手舞足蹈、声嘶力竭的角色，自己应该也能胜任。这回囊中羞涩、留学无望，自然硬着头皮前去应聘。谁料录音筛选、面试、试讲，竟然一路顺利，稀里糊涂地就走上了新东方的讲台。在最初的一年中，我的意识里仍坚持着这一工作不过是出国前挣点生活费，没太认真。哪知一旦开始就不可收拾，1998年初，自己的授课已颇受欢迎，到了夏天，更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各种主客观因素，小小火爆了一把。欲罢不能，只好把去美国法学院的计划推后一年，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东方的英语教学当中。后来，随着本人又在新东方担任一定的管理工作，这个计划也就一推再推，终于不复谈起。但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那一阵的工作虽然辛苦之极，晨昏颠倒，可现在回想起来，世纪之交的三四年，自己是相当的充实，笑口常开、心宽体胖。
我在新东方教授出国考试英语、从事留学咨询的时期，正是中华大地上掀起第四次留学热潮、留学人数爆炸式迅猛增长之时。这次热潮和之前几次相比，有很多独特之处。一是留学目的国呈现多元化趋势，除了传统的美国之外，其他英语国家，如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成了留学热门之地，非英语国家的德国因为免收学费、学习年限要求宽松也吸引了不少中国人。“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签证政策逐渐缩紧，这一特征更为明显。二是留学人员的年龄和财产状况分化明显。前几次留学大潮的主力军多以国内名牌大学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为主，这次大潮中，除了这些人之外，众多国内在读本科生、高中毕业生甚至在读中学生都踏上了求学之旅。这些小留学生中，相当多的人早已不是高度近视、终日苦读、啃方便面、捡丢弃电器的传统中国留学生形象了，他们家庭富裕、出手不凡，在西方城市也租下豪华公寓、开上跑车、周末泡吧，追求奢华的消费生活。三是留学归国人员的比例增加、但层次下降。和那些80年代的老留学生相比，新一代留学生的归国比例非常高，他们像当初迫切走出国门一样迫切地返回祖国，但由于国内重要领域的空缺位置已经不多，再加上上述小留学生自身条件的局限，其回国后的就业前景愈益恶化。
以上三点，由于留学和归国的时间差，是逐次显现出来的。在新东方如火如荼地发展的那几年，人们一般只关注到了前两点，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