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9-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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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享受幸福生活。”　　　　
　　　　这时，我突然明白Q的问题在哪里了。他家里虽然比W条件好，但也为留学的事花去不少积蓄，为学德语折腾了好几年，二十三四岁，才读到德国大学二年级，比国内的同龄人已是落后了不少。照理说，世上没有后悔的药，他既然终于走入了德国正规大学的校门，就应该加倍努力、以较快的速度结束学业。同时，要在生活上尽情享受欧洲的时光，更要在事业上充分发掘留学国的优势，为自己的将来打下基础，毕竟德国等欧陆国家再衰落，也有无数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很多像Q这样的留学生，拼死拼活、砸锅卖铁来到欧美后，却并不愿意深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对留学地国欠缺基本的了解。很多人一个当地朋友不交、一部当地电影不看，除了课本外一本原版书不读，甚至放假也不在留学地领略风情，而是回国继续享用父母的宠爱。他们这种留学，实在太冤了，白白地把钱贡献给了中介组织和外国大学。早知如此，何必出来留学呢？一直在国内享受自己宽裕的家境不就得了。　　　　
　　　　2004年底，我在德国导师的全力帮助下，顺利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据说，我攻读博士学位的速度（两年一个月），创了华人留德史上的记录。据说而已，不敢轻易吹嘘。当时，在我面前有多个选择，有的还颇有诱惑力。不过，我最终还是于2005年春回到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拉德布鲁赫在20世纪初曾经自豪地说：“我们今天可以毫无哀怨地回首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法学者们可以与同时代的诗人共领风骚；同时，这也是一个法律科学仍然参与思想领域最高雅运动的时代。”愿21世纪的中国法学能享有19世纪的德国法学这份独特而崇高的荣誉！我愿做这其中一个小小的构建者。　　　　
　　　　离开法兰克福之前，我得知Q由于向往国内蓬勃发展的经济形势，不想继续在德国受罪，已经决定于2006年春天拿到中期文凭（Zwischendiplom）后，放弃继续求学，到他父亲安排的外企里幸福地工作。　　　　
　　　　果然，Q后来按此计划回国，有老爸给找的好工作和漂亮的女友，还是那样豪爽，看着还幸福，只是羞于提及自己的学历和留学经历，尤其反感于参加当年国内同学的聚会。　　　　
　　　　和W、老邱的留学无目的症类似，Q其实患有另一种心态疾患——回国无目的症。既然到了德国，就该踏踏实实地真学些谋生技能、细心品味当地的一切、争取让留学生涯改变一生的命运，可他不想融入当地的氛围、等于到德国加入了一个中国人的社会。他想毕业后回国发展是没错的，中国这两年执世界经济发展之牛耳，中国人回到故乡也确实有自身的优势。但对有志于干出一番事业的留学生来说，最好的成功途径是先要尽最大努力开掘留学地的资源，学习当地大企业的最新管理经验和理念，并进行一定的经济积累。在这个基础上，回国发展，不管是加盟跨国大企业、还是自己从头创业，都会感觉得心应手、有努力的方向。我们考察那些以欧美留学生的身份而成为国内某一行业翘楚的成功人士，莫不如此。


杨继·留学的迷思杨继　留学的迷思（5）

　　　　相反，Q并未练就出国内毕业生不具备的本领，又没有想过怎么样更好地利用自己来之不易的留学优势，甚至连学位都抛弃不要，而急于回国，其结果就是成为留学肄业生、毫无收获的留学过客。留学目的国的先进和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对他个体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任何意义。由于家境的殷实，Q暂时还感受不到这种回国无目的症的严重后果。但坦率的说，随着时间推移，他将为自己年轻时的急躁与幼稚付出代价。　　　　
　　　　六　　　　
　　　　与很多业内人士不遗余力地鼓励出国、鼓励回国创业的论调不同，经过自身和朋友们留学经历涤荡的本人，概括起自己的留学观，通俗地来讲；就是：别轻易留学，防止留学无目的症；但一旦留学，就别轻易回来，防止回国无目的症。个中含义，相信看过以上三个典型例证的读者，心中自知。　　　　
　　　　其实，转念一想，比之于W、老邱和Q，我自己又能高明到哪里去？攻读博士计划之所以细致入微、环环相扣、顺利开始，还不是因为新东方有优厚回报的工作和清华法学院各位老师、前辈的点拨，才能避免一颗浮躁之心、准确地锁定留学目的、制定可行的计划？拿到德国学位后，之所以泰然自若、妥善安排，还不是国内清华法学院以及其他很多地方的众多贵人相助，使我免去踏破铁鞋寻觅工作之苦？而众多的小留学生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假使从一开始，与留学有关的“专家”们就能在英语考试、文书写作、申请程序之类的连篇累牍介绍之外，在鼓动起青年学子痴迷、浮躁甚至狂热的留学欲望的同时，对W、Q这样的孩子加以辅导，帮他们不仅挑选留学的学校和专业，还树立起留学最终的伟大目的，并跳出留学这一手段之上、展望自己一生的发展，欧美的大学里会减少许多听不懂英文、融不进当地环境、自暴自弃、痛苦绝望的小留学生。如果“专家”们能在他们学成之时，多些实在的就业辅导和当地生活咨询，哪怕只需要提供些真实而不虚幻的国内就业状况分析，他们哪里会一错再错、终致难以挽回？！　　　　
　　　　可惜，我当年不是这样的“专家”，如今自觉水平和阅历已经足够，却没有选择以此“专家”为业。那天，路过新东方的新大楼，忽觉留学事业仍然在以排山倒海之势继续发展、不可阻挡，第四次留学大潮恐怕将如中国的蓬勃经济一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持续不退。面对千千万万个新的W、老邱和Q，我没有什么更好的礼物，只好把这篇小文，奉献给大家。


杨继·留学的迷思后　记：生活总在想像之外

　　　　曾有人说，生活总在想像之外。对这句话，尽管只是听了一次，但它留给我的印象，却异常深刻。是的，生活是丰富多彩而又千变万化的，然而，我们的想像力，往往分外贫乏，有时又可以说是苍白。尽管我们拼命想像，绞尽了脑汁，可是千变万化的生活，还是常常会开出一个又一个残酷无比的玩笑。这种玩笑并不是幽默，也不是滑稽，更不可笑，相反，它是血泪斑斑，却又难以外现的。　　　　
　　　　生活如此，历史何尝不是？历史本来就是过往的生活——官方记载的，名曰正史；民间传播的，名曰野史；湮没于风尘之中的，姑且名曰“亡史”吧。所以，生活总在想像之外，而历史更是总在想像之外：真正被记载下来的历史，正史也罢，野史也好，总是过往生活的极少部分。而且，这极少的部分，也同样需要人们的证实或者证伪。在这样的历史记忆包围中，如果谁说自己的想像力，可以抵达真正的历史时空，那无疑是在自欺欺人。　　　　
　　　　然而，我们的生活毕竟需要阳光的沐浴，否则，花难开，草易枯，水变腐；我们的世界需要想像力的拓展，否则，血会倒流，心会悬浮，灵魂会出窍。由此，在今年之初，我就发愿组织出版这样一本书，意图通过众多知名学者的三十年精神历程自述，来展现一个时代的巨大变迁。　　　　
　　　　与此同时，我也积聚起点点滴滴的时间，继续创作一部展现当代农民工子女悲苦生命历程的长篇小说，同时修订另一部教育评论作品集。而今，被誉为“中国首部农民工子女生命备忘录”的长篇小说《草根儿》，已经在8月初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教育评论作品集《千万别教坏孩子》，也在8月初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正式出版。而由于出版上的一波三折，《精神历程》的后记却不得不进行再一次的修订。　　　　
　　　　有些巧合的是，除了上海大学文院教授朱学勤先生的序文《车薪杯水》，拙著《草根儿》受到了林达、朱大可、梁治平等海内外36位知名作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并且郑重签名向读者推荐；而这本《精神历程》的作者，也正好是36位知名学者。　　　　
　　　　在这里，我必须向读者诸君交待这样一个细节：3月14日，应约写作本书的一位著名学者给我发短信说，在3月13日晚上，他写到文章的大半时，失眠了……无奈，希望能够延迟至3月15日晚上交稿。此前，他还在杭州的讲学途中。后来我才知道，在旅途中，他就开始为本书赶稿；3月13日早上，刚进家门，还没来得及除去旅途的风尘，又继续伏案写作，直至失眠……　　　　
　　　　其实，这只是应约参与或曾准备参与写作本书的作者们的一个缩影：在回忆自己的精神历程时，他们有着太多的感慨，常常因此陷入难于落笔的痛苦之中。赵汀阳先生写作了一半，苦于再难落笔，最终无奈放弃；周国平先生构思已成，却因为疲劳过度，难以拾笔；汪晖、周振鹤、茅于轼、葛兆光、朱学勤、廖晓义等先生（女士），从应约撰稿时起，就苦思冥想，试图找到最合时宜的落笔点，但最终还是因为落笔的过于沉重，而掷笔叹息。　　　　
　　　　的确，这不是一本类似于“人生随笔集”的“私人小书”，而是集中反映各位学者三十年精神历程的“历史大书”。从这些学者的精神历程中，读者自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在艰难中奋然前进，而又不无坎坷的侧影。　　　　
　　　　所以，我不但要向最终出现在本书中的36位作者表示最真诚的感谢，也要向所有应约撰稿，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本书中与读者见面的学者们，献上我最真诚的敬意，他们一样为本书的最终面世，付出了自己的珍贵劳动。事实上，即便是现在的36位作者，在将文章寄给我之后，也经常主动提出修改意见，不管是一件事，还是一句话、一个词甚至一个标点，都要精益求精地再加工。　　　　
　　　　祖述宪先生先后六次提出修改意见，陈家琪先生一次次寄来修改稿、又修改稿、再修改稿，徐友渔先生、倪乐雄先生、袁岳先生、梁小民先生、丁东先生、邵建先生……他们对文章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深受感动：有的对前稿不满意，于是撤去，埋头再写；有的把全文一笔一划工整地写在纸上，仿佛每一个字都有着沉甸甸的份量；有的深夜时分打来电话，与我探讨怎样才能把文章修改得好一些、好一些、再好一些……　　　　
　　　　在这篇后记里，我尤其要提到两个人，并且郑重地向他们献上我的感激：一位是丁东先生，一位是华新民女士——虽然她的《为了最美的故乡》一文最终未能与读者见面。　　　　
　　　　接到我的约稿后，丁东先生在第二天便发来了“稿件”，这是所有作者中速度最快的。只不过，这是一份特别的“稿件”——丁先生刚刚写作完成的、他的自传。丁先生在信中说：“发去我的自述，请你一阅，你看哪些段落适合你的需要，我可按你的要求加工。但请不要将这个电子文本传给别人。”　　　　
　　　　自然，我没有辜负丁先生对我的极大信任。在挑选完符合本书要求的那部分内容、交由丁先生“加工”之后，我将它从我的电脑中永久删除了。因此，除了丁先生自己，我应该是他这本自传的第二个读者了。自己的作品还没有面世，就先把部分内容交由我来安排出版，这种信任我将永远珍惜。　　　　
　　　　华新民女士是我原初约稿的作者中，身份最为特殊的一位，因为如果从狭隘的国籍意义上讲，她不是一名“中国学者、作家”——而是有着中法血统、出生并且自小成长在北京、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离开中国的“法国学者、作家”。她的祖父华南圭先生（1875…1961）1903年官派到法国公益工程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是该校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1910年回国后几度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是近代中国著名土木工程专家；她的父亲华揽洪（1912——）是法籍华侨，中波混血儿，著名建筑学家，1954年起曾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后移居法国巴黎；2002年，获法国文化部长授予的文化荣誉勋位最高级勋章。　　　　
　　　　事实上，我是在约稿即将完成时，才知道华新民是法籍华人学者、作家的。此前，我曾多次与她通电话，她的北京话之地道，完全可以和老北京媲美。当我和她谈及此事时，她开朗地大笑，说：“我的外表是外国人，我的内心是中国人，是老北京人。”　　　　
　　　　而为了写作好自己的“精神历程”，华新民不但认认真真梳理了这些年来的痛苦经历，而且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家庭老照片；为了让读者对文章中的故事，有着更深刻、更直观的认识，她又拍摄了大量照片。仅只这一点，我就特别感动，相信读者也一样。　　　　
　　　　当然，我更要向本书的作者之一，也是序文的作者何怀宏教授，表示我的敬重与感谢。1月5日晚上，我到何先生家做客，在享受何先生的夫人、《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滨鸿女士美味可口的晚餐的同时，还享受了与何先生快意畅谈的精神大餐——出版本书构想的最终实现，正是它结出的果实之一。　　　　
　　　　此后，我一直与何先生保持密切联系，从本书作者的选择，到内容的把握、目录的编排、序文的写作与修改等，事无巨细，我们都详加讨论。可以说，如果没有1月5日晚上的那顿“大餐”，读者很可能就见不到这本书，了解不到36位学者的精神历程，更难以具体而微地感悟到中国艰难前行的历程了。　　　　
　　　　在本书行将出版之际，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明史论丛》主编王春瑜先生，欣然应约为本书题写书名。他的题字，为本书增添了一份别致的历史厚重感。在此，我也要表示自己深深的感谢。当然，我还要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的乔平编审、本书的责任编辑徐宪江先生以及我的朋友杨继先生、靳军女士、吴金岭先生，在他们的鼎力支持下，本书最终得以面世。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原初的设想与安排，本书是由某传媒机构负责安排出版的，但是，“生活总在想像之外”，由于种种颇为复杂的原因，这个计划最终流产。为了保证本书的顺利面世，我便独立承担起了主编的任务。好在有众多学者的宽容、支持与理解，于是，本书就摆在了读者的面前。　　　　
　　　　由于出版的紧张，本书可能会存在着一些瑕疵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如果阅读本书之后，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请发信至cbyxw@163与我联系，一定每信必复。　　　　
　　　　曹保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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