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9-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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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年我离开大学校门第二个年头，刚好23岁。涉世不深，差点给人捅了漏子，还差点影响了自己做毕业论文。当时我隐约感觉到，生态学家讲真话是很难的。才明白为什么韩高工听了我的建议后，先是长叹一声了。
蒋高明·向权力诉说真理首倡自然力恢复自然
进入到新世纪后的冬春季节，北京居民多次受到了来自天上的“不速之客”的骚扰，这就是沙尘暴。我初接触沙尘暴的时候，也不知是何物。就见自行车上落下了厚厚的黄土，天空充满着呛人的气味，空气能见度低得汽车白天都要开大灯。
怎样治理沙尘暴呢？当时电视上的标准画面就是，内蒙古、甘肃一带的群众顶着狂风，刨开树坑，种植手指肚般的杨树苗。记者采访牧民，牧民们都希望树木快快长大，挡住沙尘暴；在街头采访北京市民，异口同声的回答也是，“种树啊，种树挡住这讨厌的沙尘暴”。2000年前后，人们脑子里的模式依然是“人定胜天”，相信人力能够战胜沙尘暴。
为了治理沙尘暴，迎接2008年奥运会，中央紧急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再加上“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人们开始把大量的财力、人力用于草原和荒漠地区造林。
造林能够奏效吗？带着这样的问题，2000年冬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在这里，我们要设计一个5年的试验，试图寻找一条造林以外的路子。这个路子的出发点就是，按照生态学的规律，草原上的优势植被应当是草，而不是森林，林阻挡沙尘暴的效果，远不如草捂盖沙尘暴的效果好。
2001年，试验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沙地上减少了人为压力后，密密麻麻覆盖了40公分的草。当年参加北京高科技周召开的“西部大开发与生态建设国际研讨会”，我在大会上宣布了这一初步成果。当时的发言题目“以自然力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那次会上，我还邀请了当年我在英国的合作导师、英国皇家会员布莱德什先生参加会议，刘淇市长发的邀请信。布莱德什很赞成我的提法，认为很有意义。他是当今国际上公认的恢复生态学权威，他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2002年7月14日，在牧民家里，我正和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村）乌书记的小儿子呼合图格一起吃早饭，他用半蒙古语半汉语告诉了我他的一个发现，大概是实验地里的草长到了半人高。我当时非常兴奋，脑子里一闪，认为这就是我们期待的结果。激动之余，早饭也不吃了，拿上照相机、摄像机，开上车随他到了实验地。那是我们所做的4万亩试验中的一块区域。
眼前的景色谁都会被陶醉的：绿草已经齐腰那么深了，各色花朵装点其中，微风过处，风吹草低，这才是草原的风光！当年15岁的呼合，估计也没见过这样的景色，所以才会高兴地告诉大人他的发现。实际上，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退化严重的碱滩。
我更加坚定了自然力恢复退化生态系统的理念。从此以后，我用了大量的时间写文章、上电视，宣传这个简单易行的做法，反对在草原上造林这个投资大、见效小的流行做法。一个蒙族中学生的发现改变了中国治理荒漠化的思路。
打那以来，我参加了各种科普与社会活动，进行各种学术演讲与科普宣传。我所提出的沙地草地生态恢复的“以地养地”模式和“借助自然力”恢复在国内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一些做法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认可。
蒋高明·向权力诉说真理再次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2005年7月2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刘鉴强、曹筱凡的访谈文章“自然比科学家的力量更大——专访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博士”。
在这次访谈中，我指出：如果我们花那么多钱还做不过大自然，那就应采取科学的态度，老老实实退出。科学需要发现，我们在这里的实验，最终有了这个发现，中科院在其他4个地方的实验，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封起来不动的地方，生态恢复要比花钱治理的地方好，太值了！如承认这个结果，那么“三北防护林”工程就可以停了。
我说，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前苏联“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阿尔及利亚“绿色坝项目”、美国“罗斯福工程”号称人类有史以来的世界级造林工程，其中“三北防护林”又为四大之首。然而，除了“罗斯福工程”后来调整策略（护土、还草、人退、放弃造林）取得成功，其余工程收效是不大的，甚至加速了生态退化。
“三北”中的很多地区以干旱半干旱区为主，不适宜大面积森林分布。树木消耗的水分远大于草本植物和耐旱的灌木，黄秉维院士当年就形象地称之为“抽水机”。试图通过人的努力将森林覆盖率由不到5％提高到15％，代价巨大，水分、温度和风速等注定了这是个“童话”。我们承认大西北经过人的努力，长出了不少树木，但这个代价是动用了后代的水资源。
而对我国仍然在大力提倡造林防沙的做法，我坦率地表示：这主要是认识的“误区”，“绿化祖国”常被等同于“树化祖国”。中国的草原覆盖率为40％，森林不到16％，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树，在降水量不足300毫米的地方，天然分布的就是草原，硬要改变它，只能付出惨重代价。
20多年来，我们用了几百亿资金来“筑城”，尽管局部收效不小，但北京每年仍有沙尘暴。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由于普遍种纯林，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
至于造防护林这样徒劳无益的事为什么还在继续，我觉得是利益驱动。“群众明知道树木不能活，为什么还要种？一是上面要他们种，二是种了有好处。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当然会选种树了。一些地方领导最热衷造林工程。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1。5米的獐子松报价300元！这些树木后来大部分死了，找谁算账去？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不言而喻。”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张力军读了该文后，对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万本太做出批示，请几位著名的院士考察一下，给国务院领导写个建议，对工作可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2005年8月20日至22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自然生态保护司，组织“内蒙古院士专家生态考察团”对我负责的浑善达克巴音胡舒嘎查连续5年的生态恢复实验进行现场考察。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元春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郑度等现场考察了试验效果，他们建议有关部门应充分重视植物研究所的这一成果，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他们的生态治理模式。
但是，《南方周末》文章发表后也得到了另外的反响。有关领导看到刘鉴强、曹筱凡的文章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将该文转发给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自治区林业厅又将该文加上了领导的批示转发给旗县的林业局，对文章提到的试验进行调查，对人工造林的效果进行“核查”。并暗示各旗县林业局要“防”着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因为2003年夏天，我们曾批评了该盟主要领导的言论“我们草原上的羊不是吃馒头长大的”，该言论《人民日报》记者予以曝光，激怒了该领导。好一段时间，植物研究所与该盟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蒋高明是个什么人，你认识他吗？”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某领导问某县副县长。该县长与我是好朋友，他还以为领导要他打听一个“名人”哩，忙不叠地说：“我们是好朋友啊。”
“混蛋！” 该领导一拍桌子；“下次再到你们县，把他撵出去！”
丹麦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大臣们谁都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他们怕人家笑话自己没有见识，丢了脸面。只有一个小孩子讲了实话，“皇帝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啊”。因为那是个孩子，没有人恨他。我在这里说了“中学生”的话，得罪了某些既得利益者，再次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蒋高明·向权力诉说真理关注怒江水电被人砸“砖头”
2006年3月4日；《新经济导刊》评出2005年度“十大环保风云人物”，我和刘建国出现在所谓“风云人物”名单中。这是因为刘教授“在世界最顶级的学术期刊《Nature》上发表了对中国环境的整体评价，我深度参与到评论水电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中。对我们的参与，他们可以总结为：外来的外行刘建国和隔行的外行蒋高明。
有人这样写道：“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研究员，参与到怒江水电开发中的环境影响争论中，与刘建国的情况还不太一样——他们的错误是相似的，他们的动机是不同的。刘建国介入中国宏观环境研究领域，动机是显然的——这一领域很热，借此扬名后会拿到更多项目；而蒋高明进入非专业领域，我想还是他的公益心，因为他无利可图。但他们的错误的确也是类似的——蒋高明没有起码的水电技术常识，甚至像汪永晨一样分不清基本的电力计量单位。所以，尽管他以学者身份严谨介入争论，但屡屡让方舟子阵营的若干人士当众揭穿其外行身份。”
这话说来很长。参与怒江水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是2004年9月的事情，我参加了由北京水电科学院委托的项目“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陆地生态影响评价”；项目主持单位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持人为中心副主任欧阳志云博士，我负责陆地植物部分。我承担的项目费用是8万元，是属于“使了人家的钱”的那类专家，业主也希望我们为他们多“美言”。我带领相关单位的20多名专家，沿怒江峡谷进行了为期2周的地面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我提出了怒江开发将会“造成200平方公里陡坡上的土壤连同上面的生态系统出现不可挽回的损失”的核心观点。
这个观点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首先对此做出反应的是清华大学的赵南元先生，次日一大早他就发表文章反驳。文章据赵自己称是“赶紧辟谣”，是在网络上发表的。赵使用的题目是《“高明”的糊涂》，火药味很浓，大有先生训小学生之意。赵抓住我的一个主要破绽就是我不懂水电上的千瓦时。
后来，一个叫水博的变本加厉，以“学术腐败”和怀疑中国科学院有没有“首席研究员”等为由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再后来，著名人士方舟子也参与了怒江争论，他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说，“该环评报告无法公示纯属法律原因。那些公开信签名者应该知道这个法律问题，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例如蒋高明研究员）参与了环评，手中应该有该环评报告”。文章捎带上了我，意思我泄漏了“国家机密”。如果罪状成立，我够坐牢的份了。
对赵、水、方对我的指责，我从来没有争辩过，因为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亏心事。今天，本书主编曹保印先生约我写稿，我才有机会澄清一些事实。第一，我是植物生态学工作者，还不敢称植物学家；第二，我可能对水电的单位搞错，因我毕竟不是水电专家，但在我的文章里，谈的是生态问题、世界遗产问题、地质灾害问题、移民问题等，这几点在水利部在云南召开的论坛上我都是这么说的。之所以用水电的数据，是写文章的引子，不应当就此评判我是“高明的糊涂”、“隔行的外行”（《新语丝》上类似的话还有不少）。第三，方舟子错了，我没有看到过最后的报告，无密可泄。我在研究报告提出的反对意见，有没有被采纳我一概不知道。因为业主后来就不找我们了，他们只要我们的名字。
关于那个水电单位不分，原因是这样的：我是从中国科学院环境评价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提供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陆地生态影响评价报告书》直接抄的数据，现在该电子版文献还在。
围绕怒江水电工程引起的土壤损失问题。一派意见认为，六库以上，土地淹没比较小，地质条件比较好，生态破坏比较严重，建议考虑生态移民，将坝修得高一些，水能资源多利用一些；六库以下，耕地较多，尽量减少一些。这些“高一些、少一些”的背后数字没有明确指出。实际上，如果是十三级都上（就怕开了口子控制不住），怒江流域将有200多平方公里（中国科学院遥感卫星图片实测的保守数据！）的土壤损失，这些土壤不可能再回到山坡，生态恢复的机会基本没有了。因此水电与生态的权衡就是200平方公里表土要不要的问题，值不值得的问题。我们建议一定要控制坝的高度，将土壤的损失控制在几十平方公里以内。宁肯牺牲一些“水电”利益，也要为后代保留一些自然生态系统。
怒江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水电脱贫、世界遗产、珍惜濒危物种、山体滑坡、地震、泥石流、输电线路和公路等，对上述问题的意见专家们的意见是“针锋相对”的，可见怒江水电开发决策的难度之大。日前，有关单位已决定要上怒江大坝。这里我要坚持的是，只要不回避事实，反应不同的声音才会对国家有利，对人民负责，为后代着想。
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没有人封我个“谏官”，我只想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实践，当个“建议”学者而已。听也罢，不听也罢。乐在其中，苦也在其中。吾将上下而求索。
鄢烈山·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1）
鄢烈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曾任《南方周末》编委。著有《假辫子·真辫子》、《冷门话题》、《中国的个案》、《此情只可成追忆》、《没有年代的故事》、《痴人说梦》、《半梦半醒》、《追问的权利》、《中国的羞愧》、《一个人的经典》、《丢脸》、《年龄的魔力》、《毁誉之辨》等17种著作，其中《一个人的经典》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我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庸常之人，没有前辈戴煌、同龄人朱学勤、年轻人慕容雪村他们那种传奇般的经历。
今天回想1976，甚至说不清那一年我在干什么。只记得，1975年夏季我从沔阳师范学校毕业，似乎铁板钉钉的要留校任教（我的“实习”是教本校一年级语文，教了一学期，各方评价不错），不知缘何出现变故，被留县教育局待分配；一起待分配的另外3人后来成了教育局干部，我被分到沔阳师范学校函授部，这个受县局和沔师“双重领导”、双方视为“拖油瓶”的单位，专搞一项“重要”且无聊的“教育改革”试验，在全县选择几所小学推广“三算结合”（从高位算起的珠算、口算、笔算相结合）。只记得，1977年冬季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襄阳师专读华中师院为师范学校教师在那里办的一个高等数学进修班。那么，推算起来，1976年，我应该在几个试点小学之间奔走，并有大半年住在荆州地区的沙洋师范学校，参加湖北省教育局教研室在那里组织的小学一年级数学教材编撰——那时都是各省自编教材的。
那一年发生的国家大事，我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