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9-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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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发生的国家大事，我当然晓得：年初周恩来病逝；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唐山大地震，听说死了不少人；毛泽东、朱德相继去世……说老实话，若不是后来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这些事件我很可能“下面条”，把它们发生的年头搅混。
虽说跳出“农门”成了“国家干部”，吃上了“商品粮”，可我依然是一个“农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些国家大事跟我有什么相干？我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
对于“文革”，我们农民一直是这种态度。1966年底，姐姐出嫁，父亲让我“下学”挣工分。从上海串连回来我就回乡劳动了。“文革”留给我在生产大队的记忆，是有人贴过公社干部几张大字报；搞了一段时间的“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中共“九大”前后生产大队里搞过一两次游行喊口号；“知识青年”下乡，我们公社来了一伙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会唱情歌，“好吃懒做”的武钢子弟，县里可以拿他们的招工招生换钢材、化肥，有实权的干部可以把子女搭便车招进城……如此而已。1967年听说武汉有两大派系，什么“百万雄师”对“钢工总”和“钢九一三”，打得很凶很热闹。那是他们的事。不上班、武斗，照样有粮票有工资，“吃饱了撑的”。我们农民不干活谁管饭？工分少了“超支”，挨饿活该。
1973年夏季，我报名参加招生考试。即使没有“白卷英雄”张铁生捣乱，我也只能上中专。推荐与考试相结合，先定了我只能进中专组的考场，考得再好也不能上大学。尽管如此，沔师毕业后我已提前达到了大队民办小学一位老教师对我的祝福——暨为我提出的人生奋斗目标：1970年春我到大队小学任教后，他夸奖并勉励我说，“小鄢，好好干，以后有希望转公办教师，到公社教中学。”
直到1977年冬忽闻恢复高考之前，早已成年的我，对自己的人生一点规划都没有，甚至没有想过“人生”之类虚浮的词语；如果讲到“人生观”、“世界观”之类大词，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套话而已。
奇怪，我当时怎么就一点政治抱负也没有？压根儿没有想过当教育局长、县委书记之类领导，甚至连当校长的野心也没有。我真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想本本分分把自己当前在干的那一份活干好，对得起良心、不让人瞧不起。至于前程，不勉强自己，也不指望别人，走一步，看一步，“人往高处走”就是了。
当时的我，说是“多么好的群众”也罢，说是“麻木冷漠素质低”也罢，反正是知足认命、任劳任怨的“沉默的大多数”之一。但这并不表示我们这些“农民”就没有自己的想法。
我是1958年记事并于那年秋季上学的。记得我们一帮小孩特别起劲地传唱一些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童谣。其中一首是这样的：“天上的星颗颗黄，队长要我卖余粮，卖了余粮吃食堂。站着吃，睡着想，没有吃的找队长。 队长把眼睛一眯，——找书记；书记把眼睛一鼓，——找政府；政府把门一关——搞单干！”这样的童谣也不知是哪家的大人编的。若是那时的农民有手机，会用、且舍得花钱发短信，想必也会“段子”满天飞的。上述童谣的流传表明，不待大人物们发明“三自一包”，也不待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人们“发起”包产到户，农民中早就不乏陕西农民杨伟名那样的干部群众，早就希望“搞单干”。只是历史和现实教他们记住了“胳膊拗不过大腿”这条祖训，能忍就忍罢了。
1976年的我，还真以为“公社是棵长青藤”呢。虽然挨了那么多年饿，何尝想像过人民公社制度会一朝土崩瓦解？更不曾想像过改革开放、自主择业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今天的我，痛感自己学养不足，好多必读的书没有读，只恨分身无术，不能一变三，读书不耽误上班和写作。有时候不免自问：年轻时有时间有精力为什么没有用来读书呢？
不能将一切都诿过于“文革”十年。1973年9月上中师之前在乡下且不论；念中师之后，如果自己渴望读书，还是有不少书可读的。至少，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是可以借阅的。杨小凯、金敬迈不就是在监狱里熟读《资本论》的吗？老实说，《鲁迅全集》我是1978年上大学中文系之后才匆匆翻阅一遍的，《资本论》迄今没读过（现在是想读，心静不下来了）。这些书当时若读熟了，今天仍然是一种有用的文化储备呀。
鄢烈山·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2）
似乎也不能说自己没有求知欲望和对于知识的好奇心。在民办小学教书时，我借来“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两种高中数学课本自学；读中师时从老师和同学手上辗转借来莎士比亚的两个剧本偷偷地读，被 M 同学揭发，相关一串人都受到校方大会批评……
自己为什么就没有珍惜青春，抓住一切机会汲取精神营养呢？想想，还是诸葛亮的《诫子书》说得好：“非学无以广才”，而“非志无以成学”。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最缺的就是“志”：我要学那么多做什么，能做什么？
1974年冬，有武汉知青出身的同学不知从哪里搞来一本唐诗选、一本普希金集子，传到我手上读过。我背诵过那首著名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但这诗当时并未打动我。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悲伤”和“忧郁”，因为我并不觉得谁欺骗了我：谁也没有认真承诺过给我这个农民的儿子什么特别美好的前途呀，我们这些农民的孩子没有傻到将广播里、课本上和作文中写的话当真。所以，我们也不会相信，有什么特别“快乐的日子”在前方等着我们。
现在看起来，我当时的心境不是有什么具体愁苦的“忧郁”，而是阴郁，是那种没有穿透云翳的阳光，没有美丽动人梦想，想像不出值得向往的远景的心灵灰暗。还是普希金说得到位，人的心只有“永远憧憬着未来”，才能振作起来，坚定不移地向前走。诸葛亮所谓“成学”之“ 志”，不论是志向还是意志，都离不开对未来的向往，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与执著。
再深入分析自己今昔心境之不同，当年无成学之志的我，可能属于那种被动的“人格”，不相信自己的言行对社会进程会产生什么值得一提的影响。这不是“甘当革命螺丝钉”的奉献精神，而是一种无奈和放弃。而今我不再这么藐视自己了。我相信推动社会进步靠的是一种合力，是各种社会力量、利益群体在互相博弈、互相妥协的基础达成均势而形成的一种合力；而这当中就极可能凝聚了我的一丝绵薄力量。
有研究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学者说，中国人是奴役与配合奴役，俄罗斯人是奴役与反奴役。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不完全认同这种说法。以当年的农民来讲，说他们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奴役”、“配合”就不仅太重而且不符合事实。他们一方面是忍饥挨饿地“配合”，另一方面又以消极怠工软性反抗人民公社制度，最终不战而胜之。如今的农民工，以所谓“跳楼秀”讨薪，也是一种“反奴役”的表达方式。当然以无可奈何的消极的方式争取“消极自由”，与确信自己的社会主体性，以一个有责任感的现代公民的身份，积极参与变革社会现状的活动，两者所秉持的人格精神是有很大差别的。
毫无疑问，是1977年冬天的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它使我僵冻的心复苏，直觉某种机会将要来临。在写作此文时，我想到用柳条抽芽前的泛绿、春笋破土前的隆起来形容我当时对“形势”的感觉；但推敲这两个比喻并不贴切，因为春天的到来是可以期待的，只是或早或晚而已，而恢复高考前我何尝能期待什么？事实上，那时候我还不能想像推倒“两个凡是”后的中国会怎样；而1977年学校领导不让参加高考，第二年我也是经主管全县招生工作的函授部同事杜佐福绕过校方替我偷偷报的名，以致考分出来后经历了校方不肯为我写政审鉴定的曲折。那一段时间的心情并不轻松，却有了盼头。
前25年的人生经历，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古贤说“哀莫大于心死”。
我是1978年秋季，将近26岁时上的北师大。那年冬天的北京思想特别活跃。有段时间我们吃了晚饭就往西单跑，去看大字报听演讲。我们的《欧洲文学史》教材（杨周翰等人编，1979年版）摘引的、沙俄时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那个名句我至今难忘，日益明晰而坚定地将之奉为座右铭。这句话出自他1856年写作的《诗人与公民》：
你可以不成为诗人，
但必须做一个公民。
“公民”，当然是一种自我意识，是心灵维度的自我定位。涅克拉索夫虽然在沙皇王权的辖制下发表作品，不得不先接受政府的书报审查，但他的心从未臣服，对公民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使他与民主主义的同道们“善于说出真相”，创作了《俄罗斯女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脍炙人口的诗篇，批判专制社会的种种罪恶，讴歌对正义事业的坚定的信念。
这个名句中的“诗人”一词，可以替换成任意一种职业、专业和称号。我不妨将它替换成“作家”、“评论家”、“杂文家”。
回首30年来的精神历程（若从1984年我开始评论与杂文写作算起，是22年），支持我从事“公民写作”的大略有三个心理动因。
一是心底不服气。不承认任何人、任何势力比我高贵，不承认谁有正当权力控制我的思想和写作、强制我必须说什么。
鄢烈山·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3）
这其实是一个人最朴素、最朴实也最真实的情感和认知。用否定句式说，没有人是天生的奴才；用肯定句式就是那句几百年来最动人的话语：人人生而平等。这股发自内心深处的不服气，我曾庄重地表述在林贤治与邵燕祥主编的《散文与人》第一辑的《卫人新妇与杂文家》一文里（收入1997年出版的自选集《中国的个案》，作为自序）：以刚下轿的新娘子即以当家主事人的口吻重新安排家什、改变挡道碍事的陈规陋习为喻，结论是“咱们的杂文家本来就是中国公民，以她那样的心态和口吻讲话，不是完全应该当仁不让吗？”这股气后来一触即发，在应邀为人作序时写下了《杂文新概念：公民写作》这篇文字。我也曾引用苏轼慰勉其弟的诗句“头虽长低气不屈”（《戏子由》），来抒发这股不平之意；更将在海外出版的杂文自选集命名为《放气集》（出版者改为《钢丝上的中国》，附注说明）。而我心里常常哼起沙奶奶痛斥胡传魁刁德一的唱词：“你有理当着众百姓讲，纵然把我千刀万剐也无妨”。（我们这代人所受的教育似抹不掉的金印，各种场景似乎都可以找到一句对应的样板戏或革命歌曲里的词来表达。就像姜文主演的那个《北京人在纽约》，他开车去赌城的路上，一兴奋就唱起了“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2006年1月14日的《南方日报》上有篇陈丹青的访谈，大标题是《说话比画画更重要》，最后一个小标题是《我最在乎自己能不能说话》。他说的正是我的心里话。
我明白说这种话，对于当下中国那些仍在为温饱苦苦挣扎的人是相当奢侈的。这个除夕，我在给内蒙古的著名学者曾宪东先生电话拜年前，偶然想到上网“百度”一下他，结果看到第二条是2005年12月19日的《内蒙古晨报》所载的报道，曾宪东到医院看望当代“白毛女”黄培淑。报道说，五年前曾宪东一行发现她时，她住在山洞里，下身无衣服遮体……这个在山洞里蜷缩了23年的女人比歌剧中有奶奶庙住、有供果吃的“白毛女”喜儿悲惨得多。但是，我们这些有一定表达能力和机会的人，说话固然是自我一种根于本能的需要，我们“以笔为旗”追求社会正义，不也有利于这些仍在为生存权而苦熬的人们改善处境吗？
如果“白说也要说”是基于不平则鸣的天理和不服气的本能，那么，我同时也相信“说了不白说”。不妄自菲薄，相信自己的言说（社会行为之一种）可以参与并影响社会的进程，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变化，是水滴石穿中的一滴水，乃是我从事“公民写作”的第二个心理动因。
正月初四（2月1日）有几位朋友电话问我：你写了“批”仇和的文章吗？有说是在“博客中国”我的“专栏”上看到的，有说是在人民网上看到的……我没有写呀。上网一看，原来是“博客中国”将我两年前发表的旧文《把仇和式的强人留给历史》于1月30日重新搬上了网（该网站上我的“专栏”文章全是编辑选贴的已发表作品）。选在仇和官升副省长的时刻重贴，我不反对。它表明我的这篇文章还有针对性。若用此文来证明“说了白说”我是不同意的。我根本没有指望人家看了我这篇文章及相关“舆论”后就不提拔仇和。我相信，持我类似观点的人一多，中国的政治文化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假如哪天有了一票顶一票的选举权，不认同仇和执政模式的人就不会投票给他这类官员。
类似的，网上反美仇日的“愤青”很多，但这些年也总有人不断翻出我的旧作《孩子，你怎么会这样想》（驳视萨达姆反美为英雄的）、《“爱国贼”》、《民主的力量》等篇什重贴在网上。作用大小不论，至少它们的存在是文化生态多元化的表现。
相信“说了不白说”，除了不妄自菲薄的自信，还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步的体认。这是自我激励的第三个动因。
如果仅从一己际遇来看，正当盛年时，不明不白被贬抑且将终老于每周听从一审二审裁决发落的最底层编辑的我，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心怀怨尤，却没有任何缘由和必要对谁歌功颂德（偶然得个文学界的大奖，无改于我在新闻单位的处境；对于支持、勉励我的读者和师友，爱护、关照我的同事和某些领导个人，感铭于心另当别论）。但是，我们对于社会现状的评估，需要冷静客观。如果不是天真幼稚太乐观以致期望值定高了，如果不是囿于个人遭逢的不公不幸，我们就应该承认这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认为中国社会进步、时代进步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世界巨变和开放政策带来的国际互动，世界潮流的不可阻挡给我这样的人巨大的精神激励。
二是社会各阶层、各种势力的互动，在“交锋”、“较量”和博弈中达成暂时的平衡，其中有双方的妥协与让步。我当然愿意相信自己是站在积极力量的一面，却也时常警醒自己不要陷入“惟我独尊”的专制思维中。
三是科学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