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_余秋雨-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纔之后，因为只有他们纔能从宏观范围内捕捉民族传统信号，与现代需求的嫁接。

　　　　这些共识，主要是从建筑学家的角度来考虑的，但建筑的事关及全民，因此必须获得法律的帮助，就像欧洲很多国家那样。在那些国家，拆了不该拆的房，盖了不合适的楼，都要受到法律惩处。

　　　　当然，比法律更为普遍需要的是教育。在欧洲，即便是在山乡农村，我们也会惊叹他们的整体审美水平，这便是几百年教育的结果，而这种教育大多不是发生在课堂。一个人不喜欢某种绘画可以不进美术馆，不喜欢某种音乐可以不进音乐厅，而建筑则是一种强制性的审美，一旦出现，谁的眼睛也躲不了，必须年年看、天天看。这对很多市民来说构成一种积极或消极的审美适应，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则构成一种顺向或逆向的审美教育。结果，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水平渐渐水涨船高，或渐渐不可收拾。

　　　　由此可知，建筑的事情确实不能像那位经济学家主张的那样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最容易阻碍人们的审美觉悟，以后觉悟了想弥补又总是为时已晚。奇怪的是我们每次在后悔不迭的同时总在进行着让明天后悔的事，循环往复形成怪圈。

　　　　对我们周围的很多人来说，什么是建筑建筑就是由水泥浇铸的后悔。

　　　　建筑的这个定义也许可以进入《魔鬼辞典》。那就让它在那里呆着吧，我们要抽出手来去阻止那种循环，破解那种怪圈。



　都市逻辑

　　　　在国土上，卢森堡是一个小国，在金融上，它却是一个大国。我们想拍摄一下他们的银行街，却立即受到了阻拦。

　　　　阻拦者不是警察，而是一家银行的职员。他见到我们扛着摄像机正准备作全景式的扫描，便像触电似地箭步朝我们跑来，边跑边举手示意我们停止拍摄。

　　　　这让我们很奇怪，因为我们站立的街口离银行大门还有不少距离，哪有大街上不准摄影的那位职员已经到了眼前，讲的是德语，我们听不懂，他又用英语说，这里不准拍摄。我们问他为什么，他摇头不想回答。这使我们有点生气，说我们刚纔在他们的政府大厦和高等法院门口拍摄，都没有受到阻拦。

　　　　这时，快步走过来一位戴眼镜的先生，自称是总经理，态度非常客气，用法语和我们交谈，我们希望他说英语，但他用生硬的英语所讲的一切过于复杂，我们听不明白。

　　　　于是，由两位伙伴与他们作语言上的厮磨，我和别的伙伴让过一边，猜测他们禁止我们拍摄的理由。

　　　　猜测的第一个理由是，银行有自己的尊严，我们未经他们许可就擅自拍摄，对他们不礼貌；猜测的第二个理由是，现今世界上多的是银行抢劫犯，一批不明身份的人把银行的大门、窗户远远近近地拍摄一遍，谁能担保与今后某些抢劫案无关…………

　　　　正待再想几条理由，突然来了一位我们前天认识的当地朋友，他在几种语言上都娴熟无碍，只与总经理聊了一会儿便笑着转过身来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是为了保护出入银行的顾客，保证他们不被摄入镜头。”

　　　　初一听有点吃惊，但不到几秒锺便立即领悟，领悟了在拒绝背后那张严密的逻辑网络。

　　　　按照西方法律观念，个人财产的提存往来是一个人的重要隐私，但是，人们不乐意在隐私受到侵犯之后再谋求法律保护，而是希望提存往来的一切环节都能拒绝被侵犯的可能。正是这种希望，构成了现代金融业的信誉基座，也成为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平台。小小的卢森堡能在三四十年内快速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金融王国，也与它严密的银行保密法规有关。

　　　　卢森堡银行向各国客户许诺，一切客户的资料不仅对他人保密，而且也对国家机构保密，即便国家财政机关也不能以征税的目的了解客户的情况。除了刑事诉讼，银行拒绝在民事诉讼中出面作证。银行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反而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就明白了，卢森堡银行为什么要如此严密地提防自己的客户进入别人的摄像镜头。

　　　　懊像做得有点过火，而且现在已有很多微型摄影设备可以不被发觉，但他们从职员到总经理这种以双手阻拦摄像机的大幅度动作其实已经超越实际功能，变成一种表述现代金融逻辑的动作性宣言。

　　　　我觉得，这样的小事，触及了欧洲文明的经络系统，蕴藏着人身权、私有财产权等一系列社会大原则，只要一着破损就会全局震动，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来设置种种禁忌。

　　　　这种禁忌最通俗地表现在交通规则上，在我们中国也已逐渐普及。但是，蕴藏在交通规则背后的逻辑，我们却未必能领会。

　　　　很多人认为遵守交通规则一是为了人身安全，二是为了交通畅达，还会有别的什么逻辑呢有一天我和一位德国学人在斯图加特的一个路口等红灯，顺便说起，在这人口稀疏、交通冷清的城市，极目左右都没有车辆的影子，即便冲着红灯直穿过去也没有任何危险，但人们还是规规矩矩地等着，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究竟出于一种什么制约我说，还是受了一种公共行为规则的制约。这种规则不照顾各种具体的例外，只有无条件服从纔能生效。

　　　　他说，规则后面有一个严密的逻辑，足以把一切例外全部抵消。

　　　　我请他把那种严密的逻辑演绎一下，他就顺势推衍了以下几点———一、据统计，城市的街道穿行者中，受交通事故伤害最大的群落，是孩子；二、孩子们承受着太多来自成人的行为规范教育，但试验证明，最有效的教育来自他们的自身观察；三、据统计，孩子观察世界的一个重要地点，是自家的窗口。因此，当你四顾无人无车，放心穿越红灯的时候，根本无法保证路边排排高楼的无数窗口，没有孩子在观看；四、于是你进入了一个逻辑悖论：当你安全地穿越了红灯，等于给孩子们上了一课，内容是穿越红灯无危险。只有当你遭受伤亡的时候纔能给孩子们正确的教育，但你又不愿意为这样的教育支付如此惨重的代价；五、面对这样的悖论，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放弃穿越，既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安全，也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危险，一见红灯就立即停步，让孩子们看到一种无须别人监督的生命规范。

　　　　这番推衍，虽是从孩子的角度，却是严丝合缝，很难辩驳。

　　　　我想，仅从上述金融规则和交通规则两端，已大致可以说明现代的『都市逻辑”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些小事让人不能不深深感念启蒙运动。康德说，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功效，是让理性渗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国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启蒙运动在内，总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远的概念上，很少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结果，他们所传播的理性原则往往空洞干涩，无益于具体生活，也无法受到生活的检验；同时，他们自己所过的生活又往往失去理性控制，甚至非常不合逻辑。例如目前中国社会中传播谣言最起劲的居然是文化人群落，便很有讽刺意味。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集体行为需要疏通逻辑，有太多的行业性逻辑需要获得整体协调，这本是文化人应该站立的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也不希望别人来做，反而乐于在一些最不合乎逻辑的情绪中异想天开。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上很少有机会让文化人来参与都市逻辑的构建，也许那时的历史不在乎都市，也许那时的都市不在乎逻辑，也许那时的逻辑不在乎文化。这种情景所产生的恶性成果，现在由都市、文化和文化人共同来承担，因为它们都发生了背离自身逻辑的异化。现在一切都在面临大转型，情形是否会好一点在我的幻想中，最好的情形是，在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学人中，居然有几个不去忙着学习“语言暴力”，物色攻击对象，而是静下心来，细细研究国际间和我国历史上的文明行为规范，对照现实社会的反面例证，写出一本本诸如《行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契约》这样的书来。

　　　　当然这只是幻想，更大的可能是很多人一再想进入这个过程又一再被消解，因为消解的力量沈积已深，无处不在，要干扰几个逻辑程序易如反掌。



　与平庸一起栖宿

　　　　布吕赫是中国大陆地图出版社的译名，台湾译成布鲁日。据比利时的朋友说，布吕赫更接近他们的发音。

　　　　在中世纪，它是著名的港口重镇。马蹄石路，运河疏林，最高的是风车，最多的是城门。白石楼房已成黑色，地窖窗口紧贴河岸，记忆着千年前的货物装卸、潮起潮平。据说本来每家的小媳妇最爱坐在门口编织花边，后来旅游者多了，她们便躲进屋去，悄悄美丽又悄悄苍老，留下一街安静。

　　　　全城很少红绿灯，却有心照不宣的交通规则：行人第一，马车第二，脚踏车第三，汽车最后。那你就放心走去吧，笑看马缰缓缓拉住，车辆恭敬让行。躯体是机械的上帝，软弱是强硬的主人，在这里，只有人，纔是万事万物的红灯。

　　　　由此，想到了与城市生态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记得十几年前读西方几位未来学家如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著作，知道人类在新的信息手段面前已不必群体聚集、当面交往，因此城市文明将渐渐流散开来，获得个体化分解。这种预言是以先进科技的普及为前提的，却正恰契合我心底“文人宜散不宜聚”的陈年向往，因此深感欣慰。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信息手段的先进程度和普及程度已远远超出了预言家们的预言，但城市的个体化分解却并没有按照预言变成现实。

　　　　其实早在托夫勒他们预言之前，人们已经在多方抱怨现代化的大型城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空气污染、费用高昂、犯罪频繁，都是抱怨的内容。反映在文化心态中，人们越来越多地诅咒钢铁水泥的森林和工业化的陷阱，畅想小桥流水的村野、隔窗笑语的邻居。赞美城市已成为一种庸俗，散居乡村纔是一种时髦。

　　　　既然背离大城市是那样必要，信息手段又使这种背离成为可能，那么，为什么这股潮流至今还没有构成强势西方讲究实利估算，事实证明，居住在乡村或郊区小镇的费用，要比城市里高。背离城市是以汽车的存在为条件的，正是这个条件，使背离的人们要面对漫长的驱驰。例如，夫妻很难保证在同一个郊区工作，孩子的教育和就业，只有城市纔能提供最好的机会，而退休老人最需要的高水准医院，一般也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刻意住在乡村，会浪费多少驱驰的能源，增加多少空气的污染。

　　　　城市因集中而容易使分散的难题一并解决，并使解决的费用有可能分割得最低。例如对于污染的集中治理，目前世界各国都是城市超过农村，其它设备和能源的人均供应，在城市里也会经济得多。

　　　　这就是说，在人类需要重新调整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城市是迄今利用地球资源最经济的生态；人们如果继续向大自然扩张，对个体和整体都是一种昂贵的耗费。

　　　　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直到今天都没有出现人口由城市向乡村流散的大潮，而且在可以预想的将来，整体趋势仍然是向城市聚集。当年未来学家们指出了新的信息手段为流散提供了可能，而事实证明，这种手段为聚集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因为计算机的发展既然减轻了企业的空间负担，那么，缩小了的空间更没有必要搬到远郊，反而增加了跻身于市中心的便利。

　　　　这中间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向大城市聚集的移民潮。很多证据证明，这股大潮增加了城市的负担，降低了生活的质量，平添了意外的灾难；但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城市的每次大发展都与移民有关，而欧洲很多城市的发展其实还有待于移民，问题是提高移民的质量。一个城市发展程度越高，移民的整体水平也越高，不符合要求的移民只能移向他方。

　　　　然而这只是说着痛快，在实际操作上，这些国界越来越松散的欧洲国家，该如何来选择移民质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这是城市遇到的最大隐懮，至今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从一路上走过的欧洲各国来看，伦敦和巴黎的市民搬离城市的比例稍高一些；几个贫困国家像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则不会出现这种趋向，因为那里的农村还荒漠一片；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家城乡并荣，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既要避免“城市病”又要阻止对农村的扩张，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两个：一是在市郊营造设施齐全的小区；二是在城内扩大自然空间。

　　　　那么，文化韵味和审美意态也只能在这多种生存方式中各别挖掘，而不宜夸张对于村野生态的向往情怀了。

　　　　总之，我们跻身其间的大城市虽然毛病多多，却还没有到可以大声诅咒、大步背离的时候。知道远处有森林绿坡、小镇马蹄，但我们注定要与平庸和喧闹一起栖宿。

　　　　那个巨人

　　　　我终于来到了滑铁卢。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一头雄狮在这里倒下。欧洲的王室松了一口气，重新从这里抬起骄傲的脚步。

　　　　古战场的遗址上堆起一座山丘，山丘顶上铁狮威武。但这头铁狮并非纪念那头雄狮，而是相反，纪念对他的制服。

　　　　山丘的泥土全部取自战场，这小小的两公里拥挤过十几万厮杀的人群，每一寸都浸泡过鲜血。当时刚刚获胜的威灵顿将军长长一叹，说：“胜利，是除了失败之外的最大悲剧”

　　　　山丘由列日市的妇女背土筑成，因为她们支持过拿破仑，这是惩罚性的劳役。

　　　　为什么独独要让妇女们来承担这个劳役说是她们的男人正在接受更大的惩罚。但在我看来，那是出于胜利者们对那个失败者残存的嫉妒。男人间的嫉妒往往与女人有关，因此必然会让支持过他、崇拜过他的她们，来确认他的失败，这可能是对他最大的羞辱。

　　　　女人们用柔软的双手捧起泥土，哪里还分得清什么胜方败方只知道这是男人的血，这是不干的土。加几滴我们的眼泪进去拌一拌吧，至于这座山丘的含义，我们心里清楚。

　　　　滑铁卢战场遗址，自然由当年的胜利者保存和修复，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游人在心中祭拜的，都是那位骑着白马的失败者。那座纪念山丘，两百多级高高的台阶，连小阿也在那里步步攀登。一队比利时的小学生全部爬到了顶部，一问，他们只知道拿破仑，不知道威灵顿。他们是小孩，而且并不是法国的。因此，当年垒筑这座山丘的意图，已经全部落空。

　　　　以往我们习惯于把战争分作正义和非正义两种，说起来很明快，其实事情要比这种划分复杂得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是非分明的战争比较好办，第一次世界大战分起来就有一点麻烦了。如果分不清就说成是『狗咬狗”，那么，多数古战场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人的踪影。

　　　　战争双方，如果没有逾越人类公理的底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留下的只有意志的比照、智谋的竞赛、人格的对垒，成为永久的话由、写作的题材。《三国演义》里的马蹄硝烟，苏东坡如此悠悠缅怀，罗贯中如此娓娓道来，只因为那已是审美意义上的征战。

　　　　滑铁卢的战事之所以与敦刻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