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42-风起红楼-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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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祖茔者，满洲三省也。作者悬知两族逼处，终有决裂之一日。而满洲土著，从龙入关，十室九空矣。其人游惰好闲，又尽堕其宗祖骑射之风，一旦受汉人驱逐，势必不能自存，故作者为画策如此。
关于焦大一段，他认为：“焦大者，骄大也。此必开国大功臣，如吴三桂洪承畴之伦”，焦大那段牢骚话“真为开国诸贰臣逆臣同声一哭”，“既引狼入室矣，乃始憎恶其虎狼之行，而丑诋之，直谏之，其一不识时务之尤者矣，终亦必以马粪喂之而已耳”。
第七十四回探春那段话，他认为“可作一篇明史论读。作者深慨明室之亡，故作此极伤心之语，盖亦针对满清而发也”。
三是在思想蕴涵问题上，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揭露黑暗，批判现实的家庭小说、社会小说和政治小说，并加以具体说明：
《石头记》家庭小说也，社会小说也，而实则一部大政治小说也，故曰政，曰王，曰赦，曰刑，曰史，曰礼。为政而权操于内，故其妇曰王，其侄亦曰王。外赦而内刑，言不相孚也。史之为言已成陈迹也，李之为言礼也、理也。刑足以破家，即足以亡国，作者之意深矣。非礼与理，其孰能善其终哉！
此外，他还指出：
《石头记》专写一极专制之家庭，实则一极专制之国家也。七十一回以后，便纯是一极阴惨的专制国。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从索隐到考证对胡适一段学术历程的考察（2）
《石头记》无一自由之人。
观点和用语有较为明显的时代色彩，反映了胡适当时对《红楼梦》的认识水平。
四是在人物评价问题上，他对尤三姐给予很高评价，并指出其现实意义：
尤三姐者，其才足以自卫其自由，故能儿抚珍、琏，土苴富贵，处流俗而不污，临大节而不夺。呜呼，吾愿普天下女子之爱自由者，勿学黛玉之痴，宝钗之谲，凤姐之恶，迎春之愚，吾愿普天下爱自由之女子瓣香一光明磊落皎然不污之尤三姐，学其光明磊落皎然不污，足矣，足矣。
这倒是一个颇为值得注意的观点。
显然，从上述四点来看，胡适此时的红学研究并无多少个人特色而言，其观点基本上可以在此前或当时人们的论述中找到源头。
关于作者问题，虽然已有人指出是曹雪芹，但否认曹雪芹著作权的也大有人在，可谓众说纷纭，正如程伟元在《红楼梦》序中所说的：
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
有的人如陈镛在《樗散轩丛谈》中说作者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有的说作者是曹一士，有的说是纳兰性德，李慈铭干脆在其《越缦堂日记补》中说是贾宝玉，胡适由张新之批语推演而来的“胡老明公”之说不过是诸说之一。
关于《红楼梦》的内容本事，认为小说隐含重要史实，写满人或降清贰臣的也不乏其人。比如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认为小说是“序金陵张侯家事也”，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陈康祺在《燕下乡脞录》中则认为是写明珠家事，《谭瀛室笔记》一书认为是写和家事，《醒吾丛谈》、孙静庵《栖霞阁野乘》则认为是写“国朝第一大事”，胡适所云“为满洲人而作”、“深慨明室之亡”自然也是参考诸说而来。
关于小说的性质，认为《红楼梦》是家庭小说、社会小说、政治小说更是当时十分流行的看法，几乎是学界的一种共识，比如天生就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一文中称《红楼梦》为“社会小说”、“种族小说”和“哀情小说”，侠人则在《小说丛话》一文中称《红楼梦》为“政治小说”、“伦理小说”、“社会小说”、“哲学小说”、“道德小说”，具体称谓不同，思路则基本一致。至于对尤三姐的评价，不过是依据这一思路的即兴发挥，在当时虽有一些新意，但并无突破、深度可言。
可见，与同时代其他人对《红楼梦》的评述比起来，胡适的红学见解可以说是同大于异，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他不过是把别人的观点融进自己的阅读体会，贯穿在一起而已。不过，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如下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胡适关于《红楼梦》的一些见解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在作者问题上，他一方面认为作者不是曹雪芹，是胡老明公，一方面又指出，“《石头记》之作者即贾宝玉”；同时还说，作者是曹雪芹也可。再比如，他一方面认为该书为满洲人而作，一方面又说作者“深慨明室之亡”，为那些逆臣贰臣写心。
之所以产生这些矛盾，一是与他当时所掌握的材料有限有关，他没有像后来那样广泛搜集材料，据以立论，不过是阅读作品及一些常见材料后发表感想。一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关。在他写作《小说丛话》时，索隐之法颇为风行，小说界革命正发挥着影响，从政治角度解读文学作品成为一种时尚。
在研究方法上，尽管他在提出一个观点后，都要举出一些例证。但这些例证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证明自己的观点，其中有不少牵强附会处，甚至有些地方使用了索隐派常用的类似猜字谜的手法，比如将胡老明公解作“胡儿中之明眼人”，比如将贾母、贾赦、贾政、王夫人、王熙凤、邢夫人、李纨等人的姓氏解作：
为政而权操于内，故其妇曰王，其侄亦曰王。外赦而内刑，言不相孚也。史之为言已成陈迹也，李之为言礼也、理也。刑足以破家，即足以亡国，作者之意深矣。非礼与理，其孰能善其终哉！
这正是他日后所批评的蔡元培式的研究方法。
自然，依据胡适当时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治学方法，他对《红楼梦》的认识也只能达到这种程度，可以说，只要对《红楼梦》多下些功夫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显然，此时胡适和蔡元培在《红楼梦》的研究上基本是站在同一起点的，他此时的观点与《石头记索隐》可以说是大同小异。
从索隐到考证，显然还有一段必走的治学道路，还有几道必经的学术门槛，其中数年的留学生涯对胡适学术思想的转变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时也正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变、酝酿期。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从索隐到考证对胡适一段学术历程的考察（3）
幼时酷嗜小说
从胡适有关著作、日记、书信等材料来看，阅读小说是其平生一大爱好，而且这种阅读经历和体验对其思想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在1916年3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余幼时酷嗜小说，家人禁抑甚力，然所读小说尚不少。后来之文学观念，未必非小说之功。
据胡适在《四十自述》一文中回忆，他从9岁时起即开始读古代小说，在其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之前，包括弹词、传奇及笔记小说在内，已经读过三十多部小说，从“最无意义的小说”到“第一流作品”统统都看，不过此时由于年龄、阅历、见识之故，他“还不能了解《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好处”。
在1916年3月6日的日记里，他则说：
余以一童子处于穷乡，乃能得读四五十种小说。
前后所说阅读的小说数量虽不一致，但胡适在离开家乡前读了不少小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在上海求学期间，胡适深受社会文化风气的影响，除古代小说之外，还阅读了一些外国小说，如《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耐儿传》、《冰雪因缘》、《贼史》等。在编辑《竞业旬报》时，他还进行小说创作，写有章回小说《真如岛》，原准备写四十回，结果因《竞业旬报》的停刊，只写到第十一回。在《无鬼丛话》等札记中，他还对《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进行评述，不过多为社会批判角度的即兴之言，缺少学术意味，其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此时，胡适对中国小说虽有一些独到见解，但基本还是出于个人兴趣。《小说丛话》可以说是代表了他在这一时期思考的最高水准。尽管此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已经公开刊布，不少人开始对小说进行比较有系统的论述，但将小说作为学术研究课题的风气还没有形成，这要等到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之后，等到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之后。
脱胎换骨的留学生涯
留学美国是胡适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几年的异域生活使他的思想观念、个人兴趣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可以用脱胎换骨一词来描述他的这一改变。西方思想的影响、严格的学术训练，使他能够在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开辟学术研究的新天地，能成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胡适的成功并非偶然。
留美学习期间，胡适于英文之外，又学习了德文和法文，并选修了相关的文学课程，这使他得以系统、深入的阅读西方小说，其间他阅读了《双城记》、《侠隐记》、《续侠隐记》、《小人》、《辟邪符》、《十字军英雄记》等作品。阅读之外，他还进行小说的翻译，曾翻译《柏林之围》、《最后一课》等作品。
显然，胡适此时对西方文学的了解已经与一般爱好者不同，达到了研究的层次。这一文学素养对他日后的文学研究无疑有着很大的帮助，正如他本人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所说：
对英、法、德三国文学兴趣的成长，也就引起我对中国文学兴趣之复振。
在此知识背景下再来观照中国小说，自然会有新的解读视角。
由于身处异域，胡适此时阅读的中国小说作品倒是不多，也正是为此，阅读时生出一种亲切感，如他在1911年6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看《水浒》。久不看此书，偶一翻阅，如对故人。此书真是佳文。余意《石头记》虽与此异曲同工，然无《水浒》则必不有《红楼》，此可断言者也。
这种从小说传承角度着眼的解读显然比先前要深入一步。
同时，在研读西方文学作品时，胡适还不时地以中国本土小说为参照，据其1911年4月20日的日记记载，他在读到《警察总监》剧本时，将其与《官场现形记》进行比较，认为前者“写俄国官吏现状”，较之后者“尤为穷形尽相”。
据1911年8月17日的日记，他在读到《五尺丛书》的“Tales”时，觉得“如吾国之《搜神述异》，古代小说之遗也”。
在1912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他认为《天路历程》“如《西游记》，为寓言之书”。
值得注意的是，在1915年7月10日的日记中，他还把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与《红楼梦》进行对比：
连日读托尔斯泰（Lyof N。Tolstoi）所著小说《安娜传》（Anna Karenina）。此书为托氏名著。其书结构颇似《石头记》，布局命意都有相似处，惟《石头记》稍不如此书之逼真耳。
阅读、翻译、评述、创作……丰富的艺术实践使胡适对中西小说的特点有着十分真切的了解，这种了解比起当初梁启超等人那种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似的印象要深刻得多。同一种艺术形式在不同地域间文化地位的显著差别不能不对他的小说观念产生影响，他的日后选择古代小说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将古代小说纳入学术殿堂，并非大胆、勇气之类所能概括。因为他明白文化潮流、趋势之所在，他的大胆、出格之举在西方不过是常态。
由于对异域文学景观的真正了解，他也不再不切实际地把小说作为救国利器、改造国民的工具，而是从语言这一最为根本的地方着手。胡适在翻译小说的过程中，也必定对中西小说在语言使用上的巨大差别有着深切感受，这对其日后提倡白话文学、活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有了异域文学的参照，语言使用这一问题便显得更为突出。
显然，几年留学生活对胡适的学术生涯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使其小说观念发生根本改变，其日后提倡白话文学，将小说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等种种做法皆是萌芽于此。这段留学生涯所得到的严格学术训练和丰富见闻使他能够超越维新变法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的国内学人，在文学观念、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他回国后与其他学人展开的新文化运动及整理国故运动注定要揭开中国学术文化史的新一页。毕竟时代在发展，文明在进步，中国也不能例外。
由此可见，胡适开风气之先、成为新红学的开山宗师并非偶然和运气所致，自有其内在因素。否则，就难以理解，胡适在留美学习的数年间，国内比胡适学术功力深厚的学者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时世造英雄，此话固然不错，但在时世俱备的情况下，不是谁都可以成为文化英雄的，这正如胡适本人在《庐山游记》一文中所说的：
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贤经传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
这话不是谁都可以说得出来的。明乎此，才能更确切地体认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中的贡献和意义。
文学观念的转变仅仅是一个前提，其作用在确认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价值。但是要使这种研究纳入现代学术谱系中，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则必须有足够的研究实绩。对胡适来说，这些条件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他都具备了。尽管这一说法有事后诸葛之嫌，但这种追述是有意义的，它可以使我们在近一个世纪后更为真切的把握学术文化演进的脉络，而不是简单地将文化现象解释为必然或偶然。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杜威教授的决定性影响
留美期间，在丰富的文学艺术实践之外，胡适还在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这两所著名的学府里受到了正规而严格的学术训练。哲学、英国文学、经济、政治理论，这些主修、副修课程也许与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关系并不密切，但这种文化素养和学术训练对一位正在成长中的年轻学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学术研究方法上的启发和影响。
在两所大学的诸多教授中，对胡适影响最大的是著名哲学家杜威，用他本人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的话说，杜威“当然更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对自己其后一生的文化生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为了能向杜威请益，胡适从康乃尔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对其终身治学都有着深远影响，胡适本人日后也曾一再强调这一点。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胡适对杜威的哲学并非照单接受，而是根据个人的需要和体会有所选择。具体到学术研究层面来讲，实用主义哲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对胡适日后的学术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是其怀疑精神。没有经过材料和事实检验的结论和成说都是值得质疑的，其治学八字口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十分形象的说明。
一是实证思路。对文学研究来说，艺术层面的分析有很多主观性和不确定因素，最能检验真伪是非的莫过于作品的传记式研究。可见胡适后来研究古代小说，着力关注作者家世生平、版本等，并非无因。这不过是一种适合个人价值判断和治学兴趣的学术选择，倘若以此断言胡适没有审美鉴赏力、缺少学识之类，只能是不明知人论世道理的误解和歪曲，事实上一直有人在这么评价胡适，以此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