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42-风起红楼-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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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从杜威身上，胡适得到了一套完整有效的学术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对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具有普遍适应性，但这只是一种理论层面的东西，属于纸上谈兵，要将其应用到具体研究对象上，为国内学人所接受，还需要一个转化、变通的过程。为此，胡适从本土找到了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想资源，那就是乾嘉考据之学。他发现了两者的契合之处，并将其巧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针对中国文史的研究方法，他本人也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不无自得的说：
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
可以说，胡适借助实用主义哲学做了一种将乾嘉考据之学升华为学术研究方法的工作，这套方法既不是杜威实用主义的原样翻版，也不是乾嘉考据学的简单复制，它是属于胡适的。以往研究者在谈到胡适的学术研究时，往往过分强调杜威的影响，而忽视了其受本土学术文化影响的一面。正如周质平在《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一书中所言：
无论胡适在小说考证中，用了多少“实验主义”，反映了多少“科学精神”，他的考据依旧只是一门“国学”，而非“西学”；是乾嘉之学在20世纪的变相复兴。
对这一方法的价值、意义及其日后被国内学界广泛接受的原因，杨国荣在《胡适与实用主义》一文中有较为贴切深入的分析：
首先，通过融入朴学严于求是、注重明理等治学原则，实用主义的偏向受到了某种限制，它使胡适的方法论思想呈现出有别于西方实证主义的特征。其次，……近代西方的“科学实验态度”（胡适语）一旦与朴学方法相沟通，便开始获得了某种传统的根据，从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异己之物。……最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与传统治学方法的会通，同时也使后者受到近代的洗礼，从而推进了方法论的近代化。
在学习、掌握了这套研究方法后，胡适首先将其应用于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小说研究。这一研究对象可以说是精心挑选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一者，它给予通俗文学以主流的学术地位，可以体现一种全新的学术文化观；二者，它可以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形象具体的范例。
就红学史而言，对在国民中流传极为广泛的《红楼梦》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不仅是胡适这一研究方法、观念的最佳体现，而且也可以借助《红楼梦》的群众基础来扩大影响。可以说，胡适得出什么结论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将其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课题来对待以及这种研究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态度和方法。
《风起红楼》 第一部分全新的学术道路
1917年，胡适学成回国，任教北京大学。此时，蔡元培主政北大，与陈独秀等人锐意改革，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明确提出：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一种全新的现代学术制度在逐渐建立和完善中，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昌明新知，切磋学术，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所有这些为胡适在学术上的创新提供了基本保障和用武之地。其后，以提倡白话为口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为他研究白话小说提供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否则，个人超前的观念得不到制度的保证和社会的认可，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从红学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造英雄的时世已经具备，胡适已经到完成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从索隐到考证的学术转变的时候了。
这里以蔡元培为参照，分析比较其与胡适在红学研究上的差异，以见胡适《红楼梦》考证的价值与意义之一斑。长期以来，蔡元培在红学史中一直被视作索隐派的代表人物，以近乎“反派”的角色出现，但这种简单化、脸谱化的方法并不可取，因为它不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毕竟在学术道路的选择中有很多复杂的时代和个人因素。因此，在那个动荡、多元、正处于文化转型期的年代里，无论是哪种选择都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也都是有着种种充分理由的文化选择。在研究《红楼梦》这一问题上，蔡、胡二人曾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几年过后，他们却成为论辩对手，何以如此，这才是笔者所特别关注的。
可以说，蔡元培进行红学研究的态度十分认真，尽管《石头记索隐》一书只有四万来字，但从光绪二十年（1894）的最早酝酿到1916年在《小说月报》连载、1917年出版单行本，前前后后总共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该书正如蔡氏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所言：
余之为此索隐也，实为《郎潜二笔》中徐柳泉之说所引起。
当胡适写作《小说丛话》时，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已经完成了一部分。将两者比较可知，虽然它们内容详略不同，关注点有异，但见解、水准大体相似。
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石头记索隐》中的这一说法与“可作一篇明史论读。作者深慨明室之亡，故作此极伤心之语，盖亦针对满清而发也”何其相似，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此后，两人随着生活阅历的改变，在红学研究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据蔡元培本人在其1898年9月12日日记中的介绍，他写作《石头记索隐》的缘起和动机是：
余喜观小说，以其多关人心风俗，足补正史之隙，其佳者往往意内言外，寄托遥深，读诗逆志，寻味无穷。
他也曾在1935年8月3日《追悼曾孟朴先生》中说过：
我是最喜欢索隐的人。
从研究思路看，蔡元培这种“读诗逆志，寻味无穷”的索隐式研究法也并非纯粹捕风捉影之谈，而是有其深厚文化渊源的，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适应性，特别是在诗文的研究中。这类作品的创作讲究“意内言外，寄托遥深”，因此以逆志之法探究自有其依据。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其局限性，用在小说、戏曲这类叙事文学作品中，除少数一些作品如《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其抵牾之处便显露无疑，蔡元培未能加以灵活变通，直接应用于《红楼梦》，便不可避免地走向牵强附会。
更为重要的还是研究方法和思路的问题。蔡元培虽然受旧学影响很深，但他与那些没有出过国门、抱残守缺的守旧派人士不同，属于得风气之先者。他曾多次到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访学，通晓日文、英文、德文、法文，曾在莱比锡大学旁听哲学、心理学、文学、美术等课程。这种经历对其思想自会产生影响，其提倡美育代替宗教等观点皆可由此找到渊源。但是，蔡元培兴趣更多的在哲学、美学方面，在文史领域没有下更多的功夫。
再者，日常事务繁忙，即使是他十分看重的《石头记索隐》，也是断断续续写成的。因此，他未能在学术研究方法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这样，虽然他思想开明，支持新学，但在治学上基本上还是延续旧学的路子，重点挖掘作品中的微言大义。其思路属于“主题先行”，先是受《郎潜二笔》徐柳泉之说启发，觉得有道理，然后就像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所说的：
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
其结论在自己看来有理有据，在别人眼里，则十分牵强。这与胡适的研究思路正好相反。胡适的思路则是《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所说的：
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
这样虽然从表面看来，都是探讨作品的意旨，都是“猜谜”，一个是猜曹家的谜，一个是猜别人的谜，但由于研究思路和采用方法的不同，可信度自然各异。
胡适对此很是自信，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中明确说道：
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但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董小宛考》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
在经过一番论辩之后，胡适明显占据上风，这种胜利是通过读者抉择的方式取得的，尽管蔡元培并没有认输。但是大家经过比较甄别，大多站在了胡适这边。胡适创建新红学的意义因研究者论述较多，谈得比较深入，不再赘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的红学研究也并非毫无意义，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在红学成为一门专学的初始阶段，他将读经解诗的传统治学方式应用于小说研究，这是一种十分可贵而且值得尊敬的尝试，毕竟各种方法尝试之后才知道哪种更为适用、有效。在证明索隐式研究已经行不通的今天，还有人利用胡适考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延续这种思路，这倒是需要认真反思的。
通过与蔡元培的论战，胡适一派获得了红学研究的主流地位，胡适也因此成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他的研究也正契合了红学研究这一专学的内在发展需要。作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专学，其形成需要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胡适的考证之学虽然在他本人是一种学术方法的演练和示范，但实际上起到了正本清源、奠定文献基础、创建专学的开创作用，后人所看重的也正是此点。
正是胡适的提倡和示范，培育形成了一种重视红学文献的学术风气，其后大量红学文献被挖掘出来，并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他本人也搜得了甲戌本《红楼梦》、稿本《四松堂集》等重要红学文献。从这一角度来看，新红学的开创可以说是有意识的，如果没有胡适，这一过程将会延缓很多。
从索隐到考证，胡适完成了从一般文学爱好者到专业研究者的根本转变。他的这段学术历程，可以看作近现代学术史的一个缩影，由此也可更为清晰地了解现代学术转型的复杂渐变过程。而胡适能成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成为新红学的开山第一人，绝非偶然和运气，这是他个人不断努力的结果，个人的自觉努力与历史的内在需要、演进达到契合，相互作用，成就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也成就了一位优秀的学人。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也开风气也为先胡适的新红学之路
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胡适是一位不可替代的重量级和领袖级人物，他整整影响了几代学人，其人其事有太多的可说之处。以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建树和影响，以其极为广泛的交游，以其丰富广博的著述，以及相关资料的丰厚和近年来研究者的重视，对胡适的研究已逐渐成为一门颇受社会关注的专学，这门专学将来不管是叫胡学还是胡适学，都不会让人感到惊奇。
不管是否喜欢胡适其人，不管对其学术成就究竟如何评价，但谁都无法否认他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直到现在还依然能感受到。对在诸多学术领域有着不俗建树的胡适来说，《红楼梦》研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点。仅仅是这一点上，胡适仍有许多可说的地方。
时势造英雄
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这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基本没有什么人明确反对。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当时的学界，功力深厚、能啃硬骨头的高手并不少，何以创建新红学的重任和荣誉会落到这位年轻人的肩上？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其中有多少运气的成分？相信这是一个许多人感兴趣的话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太容易，因为既要充分考虑胡适的个人因素，更要审视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且会有事后诸葛之嫌。前文已经谈到，胡适在出国之前，其红学观点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没有多少高明之处，他甚至还是一位索隐派。但是几年留学美国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他，他不仅受到正规严格的学术训练，更受到西方文人思潮的熏陶。无论从学养还是从学术功力方面来看，他都已具备了一名优秀学者的素质。而在当时的国内学界，具备如此个人素质者并不多见，这就使他与蔡元培走上了不同的红学研究之路。
但是仅具备个人素质是远远不够的，新红学的开创还需要时代为胡适提供适合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条件。可以想象，如果《红楼梦》还是被官府查办的禁书，被斥为淫词邪说，如果整个社会还在把小说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新红学是无法创建的，一门不被学界和社会承认、接纳的学问注定是无法生存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势造英雄，胡适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文化英雄。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新红学何以在胡适手上诞生。
总的来看，由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等人创建的新红学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红学研究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尽管其中还存在着种种不足和遗憾。同时，它又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体现着现代学术的实绩与特色，与其他学科的转型、创建进程同步展开。
新红学既是一百多年来红学研究自身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又是特定时代各种文化因素催生的产物，它的产生由晚清时期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启其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随后进行的整理国故之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可以看作是这些文化运动的深化与收获。因此，探讨新红学、了解胡适的心路历程，必须在这个大的时代文化语境中来进行，不少问题也只有在这个语境中才能得到更为合理、准确的解释。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新红学产生的时代摇篮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采用白话形式的中国通俗小说继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之后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两次运动的目的、宗旨及策略有所不同，对待通俗小说的态度和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者多属政治人物，他们虽然将小说提到空前之高的地位，但其着眼点并不在文学本身，而在政治变革与重铸民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得很明确：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梁启超的这段话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文化阶层对小说的立场和期许。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征候式标志，从这个角度来讲，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他们将小说提得过高，反而容易沦为空谈，无法落到实处，尽管其后小说创作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涌现出一大批与传统小说迥异的新小说，但其创作实绩及达到的社会效果离当初首倡者的预期显然还有很大的距离。况且当时梁启超等人的着眼点在小说创作上，还未涉及相关的学术研究问题。不过，其首倡之功是十分重要的，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它提高了小说在文学家族的地位，重构了文学格局，解决了学术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对象价值问题，为中国小说进入学术殿堂、为新红学的产生作了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