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3-联想风云-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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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型号 LX E3/40
处理器 386DX/40
标准硬盘 80/120/210MB
标准内存 2MB/（32MB）
标准软驱 5。25英寸/1。2MB＋3。5英寸/1。44MB
随机软件 电脑小秘书和简化联想汉字系统，MS DOS5。0
孩子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兴奋起来，父母们蠢蠢欲动，但是还在犹豫。为了让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到这条路上，把腰包里的钱掏出来，杨元庆叫刘军再接再厉。刘军说所有的油水都挤得差不多了。杨回答：“不！还有！还有机箱！还有包装箱。还有包装箱里那些泡沫塑料！”
早期联想微机虽然被叫做“国产品牌”，其实只有商标是自己的，其他一切全靠进口，甚至连机箱和包装箱都是产自台湾。现在刘军又要熬夜，把这一切重新设计，同时派出一小队人在国内紧急寻找新的制造商，重新选材料，把包装用的黄色硬纸和白色泡沫塑料降到最低价。新机箱很快就出来了，钢板很薄，工艺粗糙，但是造价只有200元，是进口机箱的八分之一。好在中国人刚刚度过紧缺年代，买东西并不讲究，只要便宜就好。
那时候的电脑工程师也真是满怀激情，什么都干，还要“做很多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情”。刘军设计了电脑，又设计包装箱，还要为包装箱里面的泡沫塑料设计新模具。等到这一切全都弄得合适了，就开始设计纸箱子上印着的那些字。包装箱上的“联想E系列电脑”那几个字，就是他亲手画出来的。他对美术一窍不通，既不请教那些艺术家，也不咨询广告公司，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蔚蓝色，这颜色后来成为“联想微机”的主色调，一直沿用到今天。有个记者想到IBM的蓝色商标，评价道，“看来联想要做中国的‘蓝色巨人’。”其实当初这些联想人可没想这么多，在刘军眼里，“蓝颜色象征着梦想。就是这些。”
然而实现梦想却需要借助于实实在在的购买力。整个春天和夏天，他们忙里忙外，就是怀抱着一个梦想：让自己的微机更便宜，去迎合普通中国人的需求。为了这个目的，杨元庆不惜改变元件的供应链，甚至六亲不认。他对香港联想的供应人员说：“如果你给我的货不能又快又好又便宜，我就找别人。”后来他果然把香港联想的主机板退回不少。
1994年5月10日是“E系列”大批上市的日子，杨元庆在北京举行了他主持微机大局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以新闻发布会的方式来发动一场战役，已经是计算机市场上常见的情形，杨元庆从那以后召开的产品发布会不计其数，但是这一次仍然有其独特的意义。有个名叫董瑞玲的记者用下面这句话开始了自己的新闻：“这是国内市场首家报价在1万元以下的名牌386电脑。”
30天以后，公司的财务报表上两年来第一次显出乐观的数字：微机事业部已销售联想微机5 500套。柳传志也在这一天接到报告：1994财年第一季度微机销售指标，提前15天完成了。
第六章 1994：转折点第52节：柳传志和倪光南分道扬镳
我们仔细检查联想档案，可以发现，柳传志和倪光南分道扬镳的导火索竟是一桩小事。
事情起因于为倪光南开车的司机侯海滨连续发生四起交通事故，柳传志责令车队为倪光南更换司机。有一天车队队长王威在同事中说，倪光南的夫人赵明漪曾抱怨“小侯给倪总开车不安全”。倪光南得知此事后异常愤怒。他认定王威“完全是捏造”，联系到自己和公司其他领导的矛盾，又相信这一事件背后一定大有文章，于是写了一封长信，直接送“李总并总裁室成员”、“呈报董事长”，同时又给柳传志本人传真。信中关键的部分如下：
从事实出发，小侯给我开车中，是专心、认真的，从未发生过任何违章行为；至于在不为我开车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我不了解情况，不做评论。我在任何场合都未说过“小侯给我开车不安全”。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并未表示同意。在一个管理良好的车队，谁给我开车，我都感到是安全的，在管理不好的车队，只好根据事实，我是尊重事实的。我也历来不主张对总裁室成员不加分别地（例如对我）实行专车制度，我从未主动提出要谁给我开车。
如果要捏造我的“意见”，把小侯给我开车认真遵纪的优点说成缺点，以便达到精简他的目的，试问这是想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为什么要把总裁室成员引入车队的矛盾中，甚至不惜用捏造的手法？
我建议，1。 王威应澄清事实，在多大范围内散布的，在多大范围内澄清。2。 王威应说明他这样做的动机。如果车队负责人有某些不正常的企图，我不认为他领导的车队能提供安全的服务。当然，王威这种捏造构成了对我名誉的毁谤，我保留采取其他行动的权利。
平心来看这封信，多少都会感觉到总工程师有些借题发挥，甚至会对一个功勋卓著的大科学家如此容易动怒感到迷惑不解。其实这正应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经典特征：中国人已经习惯于“与人斗争”的逻辑，又经阶级斗争岁月的洗礼，所以特别善于在人事纠葛的细微之处发生无穷的联想，一个人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颦，都有可能包含巨大的意义。这在古代就有“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训诫，在当代也有所谓“征途上处处有阶级斗争”之说。以这样的心情来看待当日倪光南的动怒，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
但是柳传志立刻对倪光南的“含沙射影”反感起来，他认定这封信的锋芒是冲着自己来的，所以决心与自己的这位搭档摊牌。他在一封回信中写道：
看了你给我的传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处理司机的问题，我表示过非常明确的意见，当我知道他4次撞车，还在值班时喝酒，我是坚决要求车队将他挂起来的，而且，我要求他们立即换司机给你开车。当老蔡处理这件事情犹犹豫豫时，我非常生气，认为他太软弱，甚至在总裁室会议上，也为此和他激动过一次。
这就是你在传真中写到的“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但我并未表示同意”。难道我不是像你自己的肉似的关心你的安全吗？难道像侯海滨这种情况不该坚决处理吗？我实在弄不懂，你为什么要给总裁室成员发这么一封含沙射影的传真，我实在弄不懂，你到底要冲着谁来？要干什么？
写到这里，我心里很不平静，我们配合10年了。这10年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多种原因之中，我们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你在到公司来之前就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在所里只是一个无名小辈，你能那样信任我，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工作，这使我永远心存感激。在公司经历的数不清的风浪中，你未必每件事都知道处理的经过，根据你初到公司来的约法三章，我是能不打扰你，就不打扰你。但你总是用你最信任的态度和我坚决站在一起。在我们共同奋斗渡过难关的时候，那种胜利的欣慰，也使我永远不能忘怀。我们有时间在一起谈谈心，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谈对人的看法，谈谈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这些随便的谈话，使我们在尊重之中，又增添了感情色彩。
进一步讲，我们可以作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讲，我们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纯洁，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个君子，但为人很固执，有时也很偏激，当你看谁好的时候，就什么都好，当你看谁不好的时候，又可能觉得这个人处处不好。从我内心讲，我对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当做是一种光荣。我把对你的关心放在了十分的位置之上。当然，也可能有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们10年相处的信任和友谊都一风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于众。我对你的最大意见就是性格太内向，话一定要憋在肚子里，而且，一定要积存够了再讲。有时候，明明是误会，早讲早解决，也一定不讲，而且，一定觉得自己对。
如果有可能，我们当面将话谈透，把心里的话全倒出来，真正做到心心相印，你是个君子，我信得过你。共商大计，奠定基础。今天的联想，无论是香港，还是北京，都处在非常紧要的关头，核心组能同心同德处理问题，尚难保证顺利过关，如果核心部分锣齐鼓不齐，结果很难设想。如果觉得恢复以前的感情有一定的难度，信不过我，不愿意讲透，那我们毕竟是10年的朋友，我们不必将矛盾公开化，我坚决退出核心组。
如果将矛盾公开化，实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气，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结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对我来说，就更可悲了。因为我历来很想将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发展成一种恶性关系，到底是为什么呢？
柳传志后来说自己的这封信“非常诚恳”，又说这是“最后通牒”。应当说，这两种说法全都没有错。他当时刚刚摆脱美尼尔症的侵扰，觉得自己的“思路很不清楚，信手写来很不冷静”。但是他相信自己的一个感觉不会有错，那就是“倪光南开始找茬儿了”，于是在心里决定，这封信将是自己最后一次推心置腹：“如果他回信，我们还有机会好好谈一谈；如果他不理我，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可是倪光南没有回信。他不再相信柳传志的诚意，认定那个人表面上句句感人肺腑，其实都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如若不然，他留着那信的底稿又为了什么？
这样看来， 1994年春天在联想历史上的最令人悲伤之处，就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彼此失去了信任。很多人都会奇怪：柳传志能够那么宽容地对待给他带来极大麻烦的孙宏斌，倪光南在公司里也处处都是一副忠厚长者的形象，可是这两个人竟会为了一些小事如此剑拔弩张。这是因为那些人不能理解，信任乃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纽带，它包含着巨大的情感也包含着坚定的信念，一旦失去，任何一个细小的嫌隙都有可能变成难以逾越的鸿沟。
第六章 1994：转折点第53节：一次战略抉择演变成个人纠纷（1）
杨元庆在北京发布“E系列”的那一天，倪光南来到上海，加紧追求他的新理想。
他的上海之行让公司的很多人兴奋不已。至少香港联想的吕谭平、吴礼益，还有副总裁张祖祥是这样的。他们与倪光南一起在上海待了三天，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资建立“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的意向。
“设计中心”的目标是“集成电路”，也就是开发制造计算机的专用芯片。毫无疑问，它在计算机产业的“微笑曲线”上属于高端产品，所以倪光南一说起来就会两眼放光。好几个月来，他一直在这件事上倾注着自己的热情，想到仅仅依靠北京和香港的技术人员还不足以担此重任，所以指示香港联想至少再招聘15个研究人员，还试图在美国寻找芯片设计专家。这两件事情经数月努力进展不利，于是他便来到上海开辟新的舞台，果然三方一拍即合。
有证据表明，倪光南曾在4月23日的总裁室会议上将“上海计划”向柳传志和曾茂朝报告，当日的会议记录写有“柳传志等同志表示赞同”一句。但是也有证据表明，柳传志当时仍在权衡此事利弊，所以总裁室的会议并未形成决议。
从倪光南的立场上说，他急于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投入“集成电路”，是有理由的。当日“联想汉卡”的颓势已无可挽回，而微机事业部的诞生以及杨元庆的大权独揽，又决定了倪光南不能像在昔日主导“联想汉卡”那样来主导“联想微机”的未来。在公司最重要的产品中不能拥有一席之地，这和一个总工程师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相符。假如一个技术领袖不能在公司的技术方向上发挥主导作用，那么他的威望乃至在公司的地位都会发生动摇。但是我们更愿意以广大而积极的眼光来看待倪光南的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举拆除贸易壁垒，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呼声响彻四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放的进程反而刺激了国内“民族主义”的潮流。外国公司大举进入，让潜伏着的社会分歧涌到表面，成为1994年国内舆论的一个焦点。有三个人，杨桃源、垄和安、何君臣，联合起来在《国际电子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中国计算机产业何去何从》，里面开列两种意见，都有代表性：
—我们缺少强有力的集成电路和工业基础，又不掌握技术制高点。现实的选择是“一退到底”，去选择那些外国人不愿意做、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品。
—不能再退了，搞一个丢一个，我们还能退到什么地方去？政府不能再作壁上观，应当加强扶持力度，保住“民族的”这一块。
我们只要稍微一想就能明白，联想公司杨元庆和倪光南主张的两种技术方向，正是中国社会潮流的反照。用纯粹技术的眼光来看，1994年联想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杨元庆发布“E系列”和倪光南渴望“中国芯”，都是在试图发起对于外国微机的阻击战。不过，战斗却是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杨元庆走向低端，而倪光南则是向高端前进。假如振兴民族计算机产业真的可以被当做一场战争，那么杨元庆是在采用避其锋芒攻其不备的战术，这有点像毛泽东当年的游击战，而倪光南则是在敌人最强大的地方展开攻坚战。
主张抢占“技术制高点”的舆论显然占有道义上的优势，其中又以研制“中国芯”的呼声特别时髦。“芯片”本是集成电路的俗称，只具有纯粹技术和经济的含义，但是“中国芯”偶然地与“中国心”谐音，于是立即就被赋予强烈的民族情感。这一年3月比尔·盖茨来到中国，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布产品信息，会晤政府高官，在千人大会上演讲，还成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座上客。本来这些活动并无恶意，可却刺激了中国社会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有个媒体的记者请王选发表评论。这位北大方正集团的开创者、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最重要的奠基人，现在利用中国文字中的一对同音字阐述自己的看法：“计算机领域的国际竞争，是斗智。决定成败的因素固然涉及方方面面，但我认为，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斗志，那就是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竞争。”用这话来对照当日的联想，那么很显然，杨元庆是在“斗智”，而倪光南是在“斗志”。
第六章 1994：转折点第54节：一次战略抉择演变成个人纠纷（2）
随着气温的升高，中国人对“中国芯”的热情日益高涨，在夏天达到顶点。人们只要一想起英特尔垄断着80％的中央处理器，就不能容忍，似乎不把这个制高点拿下来，中华民族就要满盘皆输。中央政府特别热衷推动此事。他们鼓励那些最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奋起研究，甚至制定了政府投资计划，就连胡启立部长和周光召院长也对柳传志表达了对“中国芯”的期待之情，希望联想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
看来倪光南的“上海计划”迎合了时代潮流。但也正是在这时，柳传志的头脑冷静下来。就像我们在前面反复叙述过的，柳传志是个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