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3-联想风云-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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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肩搭背骂骂咧咧。在计算所工作的日子里，他表现杰出，颇得曾茂朝的赏识。有一段时间曾茂朝想将他提拔为第六室主任，他执意不肯接受，反而申请离开计算所，另谋出路。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也像柳传志一样对计算所的事业感到失望。“搞一个机器要8年，”他这样说，“浪费时间。”他还认定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因为我喜欢实话实说，而当了官就不能随便说话了。”尽管如此，曾茂朝还是认定此人具有领导才干，坚决不同意他的请辞。没有所长的批准，李勤哪里也去不了。这一纠葛又牵涉了当日我们国家人事制度的关键环节：下级能够以消极态度甚至怠工方式来对抗上级的管制，但是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工作；上级没有权力辞退下级，但却有足够的力量阻止下级离去。
柳传志和张祖祥知道李、曾二人相持不下，大喜过望。这两人先是说服李勤到公司来，又在一番商量之后，设“计”说服曾茂朝。这一计划分为两个步骤：先由李勤向曾表示去意已决，再由柳传志找到曾茂朝软磨硬缠：与其让这样一个人才离开计算所，倒不如让他到公司来！曾茂朝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第二章 忍辱负重第11节：被损害与被欺骗的痛苦经历（1）
柳传志从来没有试图在公司和政府之间建立起利益的纽带，但是也的确有证据表明，公司在早期阶段与政府有着特殊的关系。他并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完美道德的化身，像请客送礼，溜须拍马这样的事情，他承认自己都干过。比如公司在1987年花了25 570元购买10台彩电、2台冰箱和10瓶茅台酒，作为礼物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里有不少正是政府机关。他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上小心耕耘，同时将自己的行为如实禀报上级，表明自己完全是为了公司的发展，而非营私。所以当公司遭到审查的时候，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当即表明自己事先知情。“他们的物品领送手续齐全，”所长在一份证言中写道，“个人不存在问题。”而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则更直截了当地为他辩护：“他这样做是被逼出来的。”
联想汉卡的初战告捷，标志着商人和商业的价值观进入了原先被工程技术精英独霸的领地。柳传志现在的角色正是一个商人，而不是工程师。他一直对代理IBM微机的生意寄予厚望，汉卡的成功让公司与越来越多的客户建立起联系，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国外的微机卖出去，由此大捞一笔，但是公司却没有“进口许可证”。
“进口许可证制度”是柳传志最痛恨的事情之一。那时候就算你有足够的钱并且照章缴纳关税，也不能随意进口微机，因为你必须事先获得政府“许可”。这一“许可证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覆盖的商品超过百种，大到汽车钢材，小至手表首饰，以后逐年递减，至今不能彻底根除。政府实行这一制度，本意是让它与关税一起构成贸易屏障，保护国家工业。但在实际的进程中，“许可证”渐渐成为进口体系中的一个怪胎。权力由政府中的少数人控制，真正的进口商常常无从获得批准，而得到“许可证”的人又常常不是进口商，以致倒卖“许可证”成为那时候最赚钱的行当，还酿成无数行贿受贿、舞弊营私的事件。
柳传志决心代理国外微机，却苦于没有“许可证”，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寻觅手上有“许可证”的人。结果还真被他找到了。香港中银集团有个电脑部，本是IBM微机的用户，又借机获得代理权。柳传志找上门去，宣称自己在大陆拥有大批客户，有把握拿到订单，还有足够的技术力量建立一个维修中心。
双方达成默契。可是柳的公司既无足够名望，也没有分销渠道。为了不让他的第一个合作者失望，也让自己在计算机市场上建立起最初的信誉，惟一的办法就是动员公司上下全力以赴。多年以后他坦率地承认，“每做一笔生意，那个辛苦就大了。”那些日子他遇到不少令人伤感和不平的事，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其中之一。这故事与经济学的规律没有什么关系，与振兴国产品牌也搭不上，它更多地与我们国家传统和制度中的某些东西有关。
公司代理业务的第一个机会来自一个名叫王柯的小伙子。此人原来是个游泳运动员，退役之后就在国家体委信息部工作。在一次展览会上，王与柳一见如故。他说体委想买12台IBM微机，还答应与柳传志签约。这对柳传志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可是当他来到国家体委的时候，才发现虽然王柯是计算机的真正用户，但购买计算机却不是他说了算，而须有体委财务处的处长批准。柳传志再接再厉打通这第二道关，又发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原来国家体委用来购买微机的钱，都放在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后者手上握着“进口许可证”。“我兴奋了半天，才发现前面说了那么多话都是白说，”柳传志说，“到底要买哪一家的电脑还要过‘中仪’这一关。”
于是柳传志和王柯一同来到“中仪”。这两人一个想卖电脑，一个想买电脑，而且是用自己的钱，现在却要低声下气地请求第三者批准。
“我们想从他那里买电脑，”王指指柳传志，对“中仪”的业务员说。
业务员是个小伙子，满脸不屑，一口京腔，瞪着垂手而立的柳传志说：“我们的事碍你什么啊？”
柳赶紧趋前解释。话没说完，就被小伙子喝住：“你到底是外商还是中国人？要不你就是代理吧？”
“对啊，我就是代理。”柳陪笑道。
“代理就是外商。出去！我这个楼不能让外商进来，你给我出去！”
众目睽睽之下，柳传志灰溜溜地退出门外，站在屋檐下大口喘气。
“我实在受不了，”他在很多年以后还对那个场面记忆犹新，“这对我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件事。当时我也四十几岁了，当着那么多人……在科学院时哪里受过这个？”
是啊，那时候知识分子虽然穷，但至少还保留着一份自尊，而现在，他觉得自己的自尊也在被人践踏。
绝望中的柳传志立誓：“这买卖我非做成不可。”他放下公司的所有工作，去打听那小伙子是什么来路，结果竟找到他的同学来穿针引线。柳把一口恶气咽进肚里，想方设法去叫他开心，陪他闲聊，请他吃饭，在席间大献殷勤，让他相信这样的交往不会给自己带来危害。那小伙子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在不经意中提到自己要去香港，需要换外汇。柳赶紧说：“您换多少钱？我们那边有人，我们给你弄。”
第二章 忍辱负重第12节：被损害与被欺骗的痛苦经历（2）
西方人总是不明白中国人何以要把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花在吃喝上，那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我们的一个“中国特色”。山珍海味、杯光槲影，通常都是中国这部经济机器里的润滑油，失去这润滑油，这部巨大的机器将运转不灵。等到柳传志与那小伙子握手道别的时候，后者终于说：“你们的生意还是可以考虑的。”
“这单生意楞叫我给做成了。”那些天柳传志逢人就说，特别得意，对自己的意志和品格也有了更多的信心。尽管公司的记录中并没有留下这一页，但我们仍然可以认定，那一天的饭局是这家公司代理业务的起点，王柯买去的那12台IBM微机也是公司第一单代理生意。联想从这里开始，几年之后便成了中国计算机行业中最大的代理商。
经历了一番困苦、辛酸和屈辱之后，柳传志在心里默默计算这笔生意能够赚来多少利润，还是相当满意，不料到了收取利润的时候横生枝节：少了2万美元！原来柳传志当初与“香港中银”虽有利润分配的协定，却都是口头之约，没有白纸黑字。现在这笔生意的所有利润都在“中银”账上，利润的分配也只能听凭对方。
“一定是搞错了，”柳传志说。
“一点不错，”人家对他说。“就是这么多了。”
这对公司来说可是一大笔钱啊！柳传志那一年的工资只有1 380元人民币，这样算来，2万美元就足够支付公司全体员工一年的工资了。再想想这几个月里的情形，“每一分钱都是把汗水在地下摔了八瓣才挣来的。”
气急败坏的柳传志直奔香港。他无法通过海关，只好在深圳停下来，又想要债又想省钱，不敢去住大宾馆，沿街寻找小客栈，终于在红岭北路的拐角上找到了，那是广东省科学院的招待所，一晚只要8块钱。他爬上三楼，和几个陌生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当晚睡不着，爬起来伏在床头，给“香港中银”的合作者写了一封信。写了自己如何被人家轰出门去；写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如何给一个小伙子拍马屁；写了公司的一位女同志，为了拿到生意上门恳求人家，敲门的时候手都要哆嗦半天，还要在心里想着怎么在脸上做出笑容来；写了甘鸿，他也是40多岁的人了，那天为了拿到一单“进口许可证”，发烧39度还跑出去，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在北京城的东西两个对角跑了两个来回，等到终于拿到“许可证”的时候，腿一软从五楼滚到四楼，摔得遍体鳞伤；又写了一个下雨天的故事，还是这个甘鸿，为了到机场迎接香港来的贵客，冒雨赶出门，舍不得花钱坐出租车，就在水里趟着走向公共汽车站，一失足掉进窨井里，水没头顶，差点淹死了……
那天夜里，他就这样把公司的事情一件一件写过来。“大家这样节衣缩食，拼死拼活，连尊严都不要了，还不是为了公司的这点利润吗？”写着写着，已是泪流满面。满屋子蟑螂乱跑，他也看不见。妻子远在北京，得了“甲亢”，躺在友谊医院里做手术，他也顾不上，更不知道家里人正在同声谴责他。不过，他讲的那些故事产生了作用。“香港中银”也是国有企业，老板从没听说有人会为生意如此卖命，不禁怀疑，就去调查，结果发现柳传志说的句句是真，他在感叹之后把钱如数付给柳传志。
柳传志凯旋而归，可是还没来得及高兴，更严重的事情接踵而来。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违背承诺，损人利己，甚至蓄意欺骗，已经成了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如果一个在商海沉浮的人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骗子，那一定会让人觉得他在吹牛，至少柳传志就不会相信。当他成功之后，有一次回忆自己当年创业艰难，有三件事情最为不易：“第一不容易跟环境去磨合。不要说改造环境，就说去适应环境，真的要受很多委屈；第二个不容易，是同事之间的同心协力；第三个不容易就是我自己的身体，这个困扰非常之大。”
他说的“身体的困扰”发生在1987年春夏之交的三个月里，开始是头晕，接着便失眠，日夜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又突然惊醒，满心恐惧，心跳不止。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支撑，不得不提出辞职，住进海军医院。医生的诊断说他神经系统紊乱，也许是美尼尔症的前兆，却无法解释病因。其实柳传志自己最清楚。“这是吓出来的，”他说。他和李勤在一次300万元的交易中被人欺骗。他从此落下这身毛病，而李勤也不能幸免，落下心房纤颤的毛病。
那时候汉卡已经成功，只是利润太薄。把人家进口来的微机再倒一手，也挣不了几个钱。于是这两人便设想直接进口微机，插上汉卡一同卖。柳传志跑到深圳开辟微机来源，李勤跑到科学院去借钱。在得到18个领导的签名之后，终于拿到300万元。急忙把钱汇到深圳，微机却不见踪影。一个又一个电话打将过去，方知钱被人拐走了。柳传志当场红了眼，坐了飞机奔深圳，进入那座城市的时候已是深夜，也不找宾馆，直奔那家伙的家。家里没人，他便守在门口，直到天明。“当时拿块砖头拍他脑袋的心都有；”柳后来说。几天之后那人终于出现，见他红着两眼，一副要拼命的样子，笑道：“我只不过挪用几天而已。您不也是国家的公司吗，何必这么急呢？”
那些天柳、李二人一南一北，每天深夜便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他可说得轻巧，那是300万啊，” 李勤说，“把我们两人一辈子的工资加起来，也还不起啊。”柳传志说：“不把机器弄来我就不回去了。”这一天，期待中的微机终于运到北京，李勤一高兴，突然瘫在椅子上，心脏就不行了。那一边，柳传志也开始心慌，头晕，夜里总是做梦，一做梦就被吓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这事过去已有18年了，公司时过境迁，可这两人的毛病竟是不能痊愈—只要深夜电话铃响，李勤立刻心跳加速，柳传志定是彻夜难眠。
柳传志信奉洁身自好的哲学：“自己不骗别人也不能被别人骗。”所以在公司的早期总是处处设访，还时时告诫属下小心行事，仍然难免受骗上当。如果不是仗着他的果断、坚忍、百折不挠，以及几分“黑社会老大”的野性，他可能早被埋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混乱秩序中，绝不会有日后的辉煌。
第二章 忍辱负重第13节：你得明白自个儿是谁
我们在这里强调汉卡在柳传志、倪光南、胡锡兰、毕显林和陈大有的努力下取得进展，只是因为公司档案中更多地保留下这些记录。其实公司为了这项事业几乎投入了当时全部的力量，100多个员工人人身在其中。
决胜之役是在销售前沿打响的。就像我们在前边说过的，1986年汉卡在市场上并没有显示出优势，只不过售出1 300套。到了1987年，市场上的气氛更加紧张。这个国家的聪明人实在不少，看到汉字系统价值的人也不止柳传志和倪光南。此前还有一些人卧薪尝胆，潜心研究，现在觉得时机成熟，纷纷出笼。有巨人汉卡、晓军电脑，还有国务院四机部六所的“软汉字系统”。后者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只有软件没有硬件，所以能够免费复制，铺天盖地，占了汉字系统市场的60％。六所的销售人员精神振奋，扬言“LX…80”永远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形势似乎比一年前还要凶险。但是对于公司来说，1987年是汉卡的转折之年。这一年汉卡销售了至少6 500套，占领了国家体育委员会、农牧渔业部、国家统计局、黑龙江省财政厅和税务局，还附带售出至少1 000台外国微机，让公司的财富迅速积累起来。工商局的年终审核表明，公司已经拥有7 345万元销售收入、550万元流动资金、400万元固定资产，给政府纳税347万元。相形之下，柳传志当年在周光召面前立志“200万元销售收入”，真是小巫见大巫。
柳一直期待这个结局，但是当结局到来的时候，他却没有那么兴奋。因为他觉得“求人”的事情越来越多。“事情没有做成的时候，要求人；事情做成了以后，还是要求人。”这个人是很少发牢骚的，万般不顺心的事情总是自己吞进肚子，甚至还能逆来顺受，但是这一年的年末，就连他也忍不住抱怨。
事情仍然肇始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即柳传志早就预言的“企业必过的环境关”。汉卡的销售日益红火，这引起了物价局的关注。我们国家的政府有个特点，办企业的人全都知道，你的产品半死不活甚至奄奄一息的时候，没人来管你，但是你的产品要是红透半边天，那就会每天高朋满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