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的阴影-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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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美国人与其他国家人民的区别在于对枪支的溺爱，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经济历史。因为，从我们一开始追求财富时，使用武力就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外国人感到害怕和恐惧的是，在美国允许普通老百姓携带枪支，甚至还颁发枪支许可证。外国人认为，这种自由使用枪支的现状，很可能导致国家的高犯罪率、校园枪击事件，以及其他的谋杀案。“9·11”事件之后，所有枪支的销售量大幅度增加。特别对欧洲来说，我们对于死刑的狂热，也使许多人感到惊恐万分。然而，枪支和暴力很早就在美国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且这种枪支文化从来没有衰退过。在偏僻的边疆，人们需要自卫的武器。因为在那里要经常与美国的土著人打交道，防御武器常常不可缺少。在美国，正像自由的存在早于权力一样，在有效的强制法律出现之前，火器已经普遍存在了。对捍卫生命财产、土地分界线与对水的所有权的争端，可以通过火力的较量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西部野蛮的荒漠地区，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尤其发生在矿区，因为在那里聚集着大量的财富。
在19世纪90年代，奥斯卡·王尔德访问了美国，他在当时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城镇科罗拉多州的一个盛产铅的村庄发表演讲。在他开始讲演之前，台上抢先上演了一场序幕：两个本地人被指控犯了谋杀罪，进行公开审判，并且面对一大群观众被执行了枪决。王尔德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他接下去开始演讲关于艺术伦理学，叙述本维努托·切利尼的自传。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的听众“似乎很兴奋，但是我却受到了责备……因为我没有把切利尼带来。我解释说，他已经在不久之前就谢世了，接着就有听众问道：‘是谁将他枪毙了？’”
身处边疆的人，几乎不在乎语言上讽刺与赞美的微妙差别。美国人很豪爽，很直率，他们不会为自己追求财富的欲望而感到羞耻。无数名到过美国的人都议论说：美国人喜欢根据金钱来评价事物的价值。19世纪80年代，英国外交家莱佩尔·亨利·格里芬评述道：“美国人满足于体积大的东西，如果一个东西的体积不大，它必须是很值钱的东西才受欢迎。在芝加哥密歇根大街有两栋结构非常漂亮的房子，领着我参观的人说，它们每一栋都价值50万美元。赞扬一匹良马，不是着眼于它具备哪些良好的体格特征，而赞扬它的高贵之处是因为它花了数千美元。”
如果说，美国人对于金钱有过分的自豪感，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那些钱常常是他们自己辛苦挣来的。而在欧洲，财富一般都是继承下来的，社会的机动性非常有限。一般情况下，你出生的时候属于哪个阶层，你去世的时候仍然还是那个阶层，你的子女的情况也同样是一成不变。这也发生在中产阶级的家庭中，因为多数人没有选择权。有时候，根据法律和传统规定，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其他人则什么遗产都没有。因为如果将遗产平均分配，每个人分到的份额就太少了，不足以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风险和令人振奋的机会。边疆的财富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任何人只要有勇气，敢于奋斗、冒险与拼搏都能够得到它。美国大体是这样，财富对所有的追求者都敞开着大门，他们当中，只有最佳的选手才能赢得最多的报酬。
因此，商业在美国要比在欧洲更为重要，更受到人们的尊敬。控制欧洲统治阶层的大财阀们，将商业活动蔑视为有损于个人尊严的工作。但是，它毕竟意味着进行一种劳动的生活，而不是自在和悠闲。在美国，商业却没有任何贬义的含义，相反，它是通向经济蓬勃发展之门，通向富贵发达之路。独创性和事业心就像启动资金一样重要，去制造一种比竞争对手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这样一来，在市场上你就能够吸引你的顾客。或者说，要创造一种人们希望的全新产品，使人们慷慨地花钱，争先恐后地去购买这种新产品。
因此，推销术变成了美国商业活动中的核心部分。例如，对于某种产品的质量，实际上已经到了无法再提升的地步了，但是至少可以使它宣传起来更好一些，这就是推销术。就这样，美国最终变成了世界上商品广告、公共关系和营销领域的领路人，这并非是一种巧合。或者说，油嘴滑舌的梦想家和迷人的骗子艺术家，在我们国家扮演了非常突出的角色。从亚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剧中遭受厄运的威利·洛曼，到马克·吐温书中的热闹的恶作剧者，还有马戏团的经理P·T·巴纳姆，他非常著名的大话就是：“每分钟都有一个大傻瓜出生。”在马克·吐温的书中，为首的人物是汤姆·索耶斯，他假称邻居的孩子们不会完成将栅栏刷白这样好玩的事情，因此诱骗他们帮他刷白栅栏。
美国人追求财富的热情也助长了实用主义。假如某一个主意不能赚钱，那么要它又有什么价值呢？知识的任何价值全部体现在它的应用上。威廉·詹姆斯在他的《实用主义》一书中，以更准确的术语详细论述这一信念。这本1907年出版的书，也许是对美国人人生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它将这种崇高的理论留给后人，美国人想要建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
现代的世界，对于美国的科学成就充满敬畏。但是，正是这种应用科学技术把我们的天赋反映出来了。在美国历史上出现的许多划时代的发明，都证明我们是天才。我们第一个重要的创新产生于1807年，当时罗伯特·富尔顿发明了第一个实用的商业汽轮船，它使得美国的水路交通发展成为大型贸易运输的核心，它推动了美国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向西部的扩张，从而使美国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1834年，塞勒斯·麦考密克发明的收割机，彻底改革了农业结构，使收割小麦的效率增加了两倍多。两年之后，约翰·迪尔发明的钢铧犁，使坚硬的土地可以耕种粮食了，为美国的中西部变成世界的粮仓奠定了基础。1844年，塞缪尔·F·B·摩尔斯发明了电报，从东、西海岸将美国广阔的大陆连接起来。后来，美国人开发了整个世纪最重要的、可以论证的两大技术进步：1876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发明的电话以及1879年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的电灯。
在新的世纪里，威尔伯·赖特和奥维尔·赖特兄弟俩，在1903年第一次成功地驾驶了第一架飞机。1911年，弗雷德里克·泰勒将工厂生产分解成可离散的步骤，使每一名工人具体负责一个步骤的操作，从而使生产环节发生了彻底的变革，结果泰勒创造了可以提高工厂生产效率的装配线。亨利·福特使这样的装配线更加完善，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工人的数量被缩减了，他们似乎变成了机器中的一个个齿轮，有明确的岗位，专一的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工商业对科学研究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所得到的回报是在工业领域里全面开花，创新项目频频获得突破：无线电、电视、电影、塑料、抗生素，以及大量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其他医学产品的开发，还有核能、电子学、X射线、计算机等。这些突破不仅为它们的母公司赢得了大量的直接利润，而且还全面促进了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生活标准，刺激了产品出口，并且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
最大的成就产生于1969年，当时的美国在与苏联的登月竞赛中获得了胜利，第一个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在开罗，新闻记者和学者阿卜杜勒·穆奈姆·赛义德·阿里对我说：“美国人登月的举动，给埃及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少是对我们那一代人。它充分证明了美国的科学和经济实力。”登月竞赛也大大刺激与影响了21世纪的科技开发项目，例如卫星、计算机、计算机技术等，从而，进一步加快了日常生活的紧张步伐。阿里强调说：“我们的报纸每天都报道美国人的发明和诺贝尔奖获奖者的故事。”他还补充说：“一些埃及人怀疑美国想通过其先进的技术剥削我们，但是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现在用的计算机是比尔·盖茨的文字处理程序，我从这个程序中受益匪浅。老实说，我看不出来他是怎样剥削我的。”
比尔·盖茨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市侩的象征。一个怪诞可笑的搞计算机的人，由于着迷于计算机软件，使得他极其缺乏社交技能。但是，也因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可不是件小事。90 年代在西雅图和硅谷爆发的计算机革命，只是美国继续在技术领域保持优先地位的一个示例。美国的研究人员正处于基因工程革命的最前沿，这场革命不久就要改变一切事物，将复制技术用在农业，继而进一步扩大到人类和动物的一切产品，没人知道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美国人在生物医学研究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这方面的研究将延长人类的生命周期，使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更换掉老化了的四肢和器官，就像替换我们汽车的发动机和制动系统一样简单。我们美国人是一个聪明的种族，尽管我们不是很明智。因为，明智将意味着要掂量某个技术产生的后果，是决定利用它，还是放弃它。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肯定很聪明。
神圣的上帝与非神圣的上帝让骆驼穿过针眼
所有这一切，都暗示了一件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美国是如何一方面成为历史上最富有、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而另一方面又是如何在这个工业化的世界里仍然保持着可能是最信奉宗教的国家地位呢？《新约·圣经》里面毕竟充满了警告积累财富的经文：“骆驼穿过针眼的举动，为什么比财主走进神的王国还容易呢？”过去两个世纪中，在大多数工业化的国家里，蓬勃发展的科学无情地降低了教堂的影响力，因为在宇宙哲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等领域的突破已经逐渐削弱了《圣经》里经典教义的影响力。譬如《圣经》荒谬地认为，地球是在约4000年之前的七天之内创造出来的。然而在当今的美国，金钱、科学和宗教信仰并驾齐驱，同时处于兴旺的时期。
美国的主要报道，常常低估宗教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地位，这或许因为美国的大部分知识阶层，包括媒体，信奉一种不受宗教约束的世界观的缘故。然而，除了新纽约市和其他奉行世界大同主义的岛屿以外，宗教在美国的中心地带，对人们思想普遍深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南部和中西部，在美籍西班牙人和美籍非洲人的社区内，宗教的影响力更加根深蒂固。美国的机动车保险杆上普遍带有粘贴物，其内容有令人愉快的：“如果你热爱耶稣，你就按按汽车喇叭”，也有显示不祥之兆的：“上帝来了，你准备好了吗？”这种现象，暗示的态度非常清楚：94％的美国人信仰上帝，而大约85％是基督教徒。这些人当中，也有一半的人把他们自己称为“再生”的基督教徒。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认为，耶稣基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世主拯救了他们，他们也就象征性地“再生”了。耶稣经常出现在这类人的生活中，每当生活中遇到了大事或小事，需要他们作出决断的时候，他们肯定要扪心自问：“耶稣将会怎么办呢？”尽管许多人根本不是“再生”的基督教徒，但是他们信奉正统基督教派，认为其他宗教的信徒注定要被诅咒一辈子。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书籍销售市场，在过去的5年内，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就是《末日迷踪》的小说系列：一共8本小说，渲染上帝把他的子民带回天堂的《被提论》。许多基督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都认同这一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当《圣经·启示录》中引述的条件降临的时候，上帝将在刹那间把世界全部毁灭，只把1。2万名基督教徒带回天堂，而将剩余的人类打入地狱。
在美国，宗教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并不奇怪。因为，宗教是这个国家能够安定下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最早的年代里，曾经因为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出现过紧张的状态。当时，有一个营地里居住的全是清教徒，那些为了宗教自由而来到美洲的虔诚又极端的新教徒们，突然宣布除了他们的宗教之外，所有其他的宗教均为不合法。在另一个营地里，居住的是圣地的朝拜者，他们也属于新教徒，但是不太武断，他们尚允许未信宗教的人参加他们的公共决策。而我们的先驱者们已经作出了决定性的结论，他们决定接受、容忍宗教信仰，但是在我们的宪法中却省略了“上帝”的字眼。先驱者们决心避免几个世纪以来曾经发生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因宗教信仰纷争而引起的各类战争和权力斗争。先驱者们将教会与政府严格分离，委托政府实施完全的宗教自由政策。从理论上讲，这也包括了不信教的自由，尽管这一观点对于先驱者们自己来说，也是离奇的观念。因为，除了麦迪逊之外，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坚定的有神论者。
然而，对于教会与政府的分离，从来就不像我们所说的那么绝对。正统派基督教与其他宽容教派之间的斗争，仍然没有平息。政府对所有宗教信仰的教堂都免征财产税，这部分等于是给宗教机构的津贴，每年价值达数十亿美元。美国的每一块硬币上都反映出这一句格言：“我们信仰上帝。”我们的法律、政治与教育系统经常就进化论、堕胎、学校祈祷，以及家族信仰等问题产生激烈纠纷。就像他们的清教徒祖先一样，现在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也认为，他们的基督教说教的版本，应该在国家的法律和惯例中反映出来。新闻媒体报道了各方面的努力：禁止哈里斯·波特的小说发行，因为他们认为他的小说里面有最邪恶的内容。他们要从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删除进化论，而用创造宇宙学说来替代（1999年，堪萨斯州）。然而，这种努力并没有减轻他们的狂热（1999年，在16个州中，提出了26个类似的抗议）。事实上，大多数的基督教徒接受了进化论，容忍了同性恋，虽然对于堕胎持有不同的观点。然而，一伙坚定的少数民族势力造成的影响，丝毫不容忽视。学校祷告行为一直受到法庭的反对，因为它破坏了教会与政府分离的原则，学校祷告现在正在推行一个崭新的名字——“片刻的寂静”。2001年3月，俄亥俄州教育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强行举行听证会，讨论是否讲授“智能设计”的问题，它是指在公共教室里讲授更新版本的创造宇宙学说。最后投票结果否决了她的提案，但是其他的地方很可能出现类似的提议。对于所有提议者来说，这只是个宗教信仰问题。
华盛顿的精力充沛的政客们也持有这种信仰。当乔治·布什被要求说出他最喜欢的哲学家时，他引证了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再生”基督教徒。也许碰巧对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教徒们欠下了一笔很大的政治债务，基督教右派的领袖们一直希望在白宫获得决定性的影响，于是他们决定，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竞赛中支持布什，而不是支持毫无羞耻感的福音派新教会的加里·鲍尔斯。布什已经偿还了这笔人情债，他强迫通过的“基于宗教信仰”的创新计划，将社会福利的责任从政府转移到教堂，任命了同情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为法官和联邦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