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的阴影-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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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旅游的过程中，也遇见过许多非常贫穷的人，而上述的酒吧老板与导游的贫穷程度要比他们好得多。确切地说，他们属于欧洲相对富裕的工薪阶层。他们的观点显然与美国受到的普遍批评的态度相矛盾。假如，美国像诋毁者所说的那样丑陋，是一个自私和贪婪的“恶少”，有着种族主义者的不光彩的过去和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那么，为什么来自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移民，几乎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千方百计地要到这里来呢？为什么那么多的农民要冒着可能死亡的危险，穿越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大量涌进美国呢？为什么亚洲的劳工，愿意拿出他们毕生的积蓄搞黑交易，以便挤进极度拥挤、散发着恶臭味道的、狭小的货船隔仓内，冒着死亡的风险，越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呢？为什么手里紧握着出国资料的年轻人，忍受着刺骨的寒风在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门外等候数十小时，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个签证的预约，而且，他的签证请求很可能被拒绝，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呢？其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人把美国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比较，反复权衡利弊之后，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美好未来，而选择了美国这片最佳的理想福地。虽然外国人批评美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想亲自品尝一口美国这个金苹果的滋味。
当然，美国一直是一个移民国家。尽管我们的国家因自由的乐土而盛名，大多数到这里来的移民，还是为了使他们自己在经济上过得更好一些。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美国仍然被看作是一个充满良机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无论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努力工作，他就能够获得成功。因为，在这里的回报只取决于价值，而决非人际关系。也许要经过一代或两代人的努力，才能使你的家庭有可能加入美国中等阶层的行列，从此之后，会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美国数以千万计的移民，就是完全按照这样的程序生活：先是牺牲，后是积累财富，然后是为孩子的教育投资，最后目睹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然，也有很多人虽然工作很努力，但是最终未能获得成功。美国不可能永远为成功担保。譬如，里卡多·莫拉尔在芝加哥做一份建筑工作。他每周要给他的家里寄回去100美元。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每年寄回去的工资额约为93亿美元，莫拉尔的汇款也被包括其中，家人用他们寄来的钱购买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并且还拿出一部分钱，用于他们居住社区的道路和供水系统的建设。当然，莫拉尔将钱寄出之后，必然要影响他在美国的物质生活，他与其他四个大男人，共同住在一间租来的公寓寝室内。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们的想法是，现在我们做出了一些牺牲，是为了我们的家人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总有一天我们也要回家，相信那时我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从远距离观察，美国的经济发展是健康的。根据世界标准，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很高，失业率却较低。在这里比较好找工作，正像阿格里真托的那家酒吧间老板想像的那样。外国人和不太富裕的美国人都一致反感的是，美国的很多工作岗位的工资太低，但这是相对于美国的消费水平而言。莫拉尔是幸运的人之一。作为一名盖屋顶的建筑工人，他每小时挣12。5美元，比美国国家要求的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5。15美元高了一倍多。当他把赚来的美元寄回墨西哥之后，这笔钱在墨西哥购买的东西要比在美国能够购买的东西多得多。但是，根据芭芭拉·埃伦赖希在《挣几个小钱》中的报道，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们对在那些无需技能的工作岗位上（例如，家庭清洁工和女服务生）与暗中打工者的情况进行了清楚的统计：1998年，这类劳动大军中的30％，每人每小时工资额度为8美元或者更少。挣这种工资的人，在美国大部分地区，能够付得起公寓住宅里一间寝室租金的概率仅为1/97。
美国的新闻媒体将美国的20世纪90年代描绘为辉煌的繁荣昌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兴起了因特网和其他信息技术，它们取代了传统的经济构想，并加速了股票市场的繁荣。股票可以使所有的美国人，甚至蓝领的工厂工人，都有可能成为富翁，但它也是一个残酷的骗局。20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确实火爆起来了，并产生了许多百万富翁。但是，这些利润的绝大多数股份装进了我们国家上层人物的腰包。确实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都在股票市场进行了投资，一般是因为他们对退休金计划几乎没有控制权而不得不投入股份，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小股民。约占89％的绝大多数的股份的所有权都属于美国社会中那10％最富有的人，他们从中按比例牟取利润。到1999年为止，比尔·盖茨一人就拥有了底层美国人40％的财富。高涨的股票市场并没有平均分配财富，相反，它们只是为少数人聚集了财富。
对于其他人收入的统计数据，同样说明了这个道理：20世纪90年代，对于美国社会当中20％的最高收入阶层来说，是一个回报极为丰厚的时期。对于社会顶层5％的贵族更是如此。他们得益于股票市场的繁荣发展，是获利的最大股东。尽管其他阶层的收入也有所提高，但是相比之下要比他们的收入少得多。余下的80％——美国社会底层的穷人和工人与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甚至未能恢复到他们在过去20年当中损失的经济地位。20世纪90 年代末，美国工人的收入，实际上仍然低于1973年里查德·尼克松离开白宫时的水平，尽管他们的生产率在同一时期提高了1/3。
看不见的阶级和金苹果并未终结的里根意识
美国梦的承诺在于：只要你努力工作，你至少使你和孩子们会得到更好的生活回报。当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工作上花的时间比以往都多，但是他们不一定能够成功。美国的中等阶层正在缩小，其绝对人数和购买力都在萎缩，但是最顶层和最低层的范围却在不断扩大。美国正逐渐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一小部分是富得流油的贵族阶层，而一大部分则是为了不甘落后而拼命工作的工薪阶层。
然而，在外国人的心目中，美国仍然有它的声望，依然被看做是一个充满良机的国家。这种看法不仅仅局限于身穿制服的俗人。为《金融时报》和《独立报》这类刊物撰写报道的英国新闻记者大卫·科恩，在他的《追逐红色、白色与蓝色》畅销书中写道：他在美国发现的十分明显的不平等现象，使他非常震惊，更不用说贫困的问题了。40％的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或者接近贫困线。美国官方对于贫困线的界定是，每个四口之家一年的收入为16400美元，但这是一个吝啬的数字。1999年和2000年，科恩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重走戴高乐·托克维尔在1831年横跨美国旅行时走过的线路，重游托克维尔曾经到过的地方，将过去和现在的美国加以比较。他在书中斗胆向过去的那个法国人挑战，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科恩辩解道，尽管戴高乐·托克维尔在书中有许多正确的观点，但是他的断言在美国“平等是由命运决定的……是普遍的，是永恒的”，这种看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科恩对各个行业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认真采访，并进行了广泛的背景研究。他发现，美国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无论是国家的领导，还是美国的市民，都不愿意与不平等的现象作斗争。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为州一级和联邦一级的政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预算盈余。这意味着：“美国人有经济实力，可以用来救助他们社会中最贫穷的成员。但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
尽管美国人不愿意谈到它，但我们所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的起因，已经根本算不上是什么秘密了。在过去的20年当中，我们的政府和政策一直都倾向于达官显贵的操纵，而不愿意接受普通民众的监督。
在过去的20年当中，共和党在前面领路，民主党紧紧追随其后，美国的立法者大量地裁减了对富人的税收，尽管这些富人已经缩减了对穷人的开支。而且，他们反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这类有意义的提案。同时，政府拿出数万亿美元，与企业签订军事项目的合同。已经发现，这些企业当中的某个企业，将一个39美元的家庭水池的价钱，荒唐地涨价到409美元。他们协助政府，通过鼓励所谓的向海外聘用工人的自由贸易交易来压低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工资。他们还鼓励大型企业兼并，从而导致了工人下岗和物价上涨。他们放松了或者解除了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权，而该权力旨在保护公民避免遭受——类似于安然公司所暴露出来的那些丑闻——企业的欺诈和贪婪行为的迫害。
安然公司在2001年的破产，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破产记录。它以生动的实例表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系统是如何的偏袒富人，而并非穷人。当安然公司垮台时，那个企业的工人和普通的小股民，损失了价值约250亿到500亿美元不等的养老金和股金，因为安然公司本身和其他的审计公司都没有透露安然公司危险经营状况的真实情况。然而，公司的主管人员，很早就把他们手中的股票换成了现金，顺手拿走了数亿美元。安然公司还通过操纵加利福尼亚的电业市场，虚构电力短缺的假象，借机哄抬电价，从而又拐骗走了另外的500亿美元。安然公司也诈骗了国家的纳税人。因为克林顿时代的反常状态，使其有条件将其财产转移到外国，躲进逃避税收的避难所里，致使安然公司在其破产的前5年内，有4年没有向联邦政府支付过任何税金。而我们其他的普通人不得不弥补上这一不足。安然公司案件决不是孤立的。查尔斯·刘易斯在《欺骗美国》一书中清楚地表明，数以千计的美国大公司在1995年一年内根本就没有纳税。据《公开完整性中心》估计，企业和富人每年逃避的税款总额达1950亿美元。
财富战胜了智慧，市场战胜了道德。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的1980年。不平等现象的扩大与他的权力上升有密切的关系。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里根执政前13年的时间里，在所有人口中，占1/5的最贫困的穷人，其国民收入的份额增加了6。5％，而最富有的1/5贵族的份额下降了近10％。这种趋势部分反映出，在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所实施的“大社会”计划发挥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大社会”的宗旨，是扩大美国穷人在食品、保险与机会平等等方面的权利。然而，好景不长，在80年代，形势又返回到不平等的状态：占美国人口1/5的最贫困的穷人，国民收入的份额下降了11。6％；而最富有的1/5贵族，几乎赢得了国民收入总份额的20％。这种逆转，并不完全是由于里根的政策所造成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得美国的制造业受到了海外低工资劳动力的挑战，这使得美国的公司用更强有力的手段来降低国内的工人工资，并威胁着要将工厂迁移到国外。但是，里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限制这些趋势，或者说没有设法减轻它们带来的后果。反而他认为，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是错误的，可能起着相反的作用。
里根利用美国加尔文教徒的根基，贬损了国家对穷人的援助，称其为一种鼓励不道德行为的、不经济的、破坏性的社会主义方式。他喜欢讲的故事中，有一则是关于所谓的福利女王的故事，故事推测王后驾驶着她的卡迪拉克汽车去杂货店买东西，她使用政府发给失业者或贫民的粮票，买了橙子和一瓶伏特加酒，然后快乐地开车回家酗酒去了。当记者询问时，里根和他的助手们却无法提供该妇女的姓名与其他能够提供确凿事实的证据。然而，里根从来就不允许用事实诋毁一个处心积虑编造出来的好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有利于实现他的政治目的。他对他信赖的事情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孤傲的政府消除了南非的种族隔离，俄语中根本就没有表示自由的词语，他本人从来没有在反对伊朗的丑闻中用武器换取人质。
到1989年，罗纳德·里根连续两届总统的任期结束了。在90年代中期，他患上了阿耳茨海默氏病（一种老年痴呆症），他正在慢慢漂向幽冥的阴间。我在2002年6月写这本书的时候，据说里根先生已经病入膏肓，面临死亡的危险，也许当这本书出版时，他已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了。但是，无论他活着还是死了，他仍然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他那反政府、亲商业的意识形态，仍然影响着当今华盛顿政府的设想和政策的制定。从某种意义上讲，里根仍然是总统，尽管自从他离任之后，美国已经偏离了他的思路，尤其是在国内事务方面。2001年，乔治·布什总统上任以来制定的第一个重大计划，就是直接模仿了里根经济战略的精华，即大幅度地削减税收，其主要受益者是美国最富有的贵族。更生动的事例是比尔·克林顿，尽管他名义上是民主党人，但是在他作为总统的两届任期内，他限制了社会的支出，解除了对企业的管制，削减了社会福利。他常用的统治手段，看起来似乎更像一个共和党人的所作所为。即使共和党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除了他的机会主义原因之外，克林顿抛弃了他的党派的传统原则的原因在于：里根为他留下了少得可怜的遗产，使他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里根是过去30年来最重要的总统，可以肯定地说，他是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最重要的总统。罗斯福总统在30年代，通过实施一个有限福利国家的新政计划，开创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崭新时代。里根通过修正这个国家的福利政策，结束了那个高福利时代，并恢复到由市场主导控制的社会状态。他开始用削减政府开支的方法，削弱专项开支计划，但是他更大的成就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不信任以前的做法，怀疑政府是否能够通过干预经济来帮助穷人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他认为，政府对企业管得太死，应该放弃公共利益的设想，而去鼓励私人企业无限制地发展。里根拥护一种资本主义的理念，这种理念使政府担任市场干预者的角色——通过提供粮票保护穷人和工人，组织他们获取更好的待遇和权利；防止企业欺骗顾客和投资者；防止企业对环境造成污染——被大大地削弱了。他坚持的观点是，政府是社会所有弊病的根源，市场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让市场自然发展，这样每个人最终会生活得更好。尽管由于安然公司的丑闻，这种观点面对着新出现的种种质问，但是它仍然继续控制着美国的公众论坛和国家政策的制定。里根本人很可能已经去世，而我们仍然生活在里根的时代里。
里根在他上任之后的6个月内，就赢得了控制美国政策的胜利。他打着减少政府干预的旗号，实际上缩减了所有形式的政府开支，包括失业福利、就业培训、粮票、儿童营养、住房补贴等等，削减了那些对所有贫穷的和工薪阶层的美国人都有帮助的福利开支。他大幅度地增加了军费开支，他解释说，限制政府权利的主张，不能适用于对付前苏联的威胁。他授权五角大楼增加军费开支项目，要在4年内使军费的开支翻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