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的阴影-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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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也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美国人的孤芳自赏，从而产生了自我孤立主义。正如琳达·龙施塔特在歌中唱的那样，“你想要什么，在我们美利坚合众国都能够得到。”事实既是如此，为何还要去关心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事情呢？
不过，长期以来我一直为我的男女同胞缺乏对世界应有的好奇心，而感到十分困惑和失望。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我本人发现世界其他地方同样的迷人；之所以感到失望，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对邻居的无知，反映出美国人严重缺陷的一面。两次周游世界也使我认识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自我为中心的种种做法根本不是美国人的专利。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区别在于，我们美国的影响力太大了，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美国人的视野非常狭隘，常常自以为是。我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等各个领域，都对地球上各个角落人民的生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关系着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问题的解决，譬如，“下个月，我是否能有工作做？将会发生战争吗？今天晚上电视准备播放什么节目？”权利与责任往往结伴而行。美国人对于世界的无所谓态度使我焦虑不安，因为我觉得，这种态度似乎欠妥当，既然对别人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却不关心这种影响力所产生的后果，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9·11”事件之前，这种做法是错误的，“9·11”事件之后，这种做法仍然是愚蠢的。如果说美国人过去不太注重外面的世界，那是因为过去我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而今天，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可以在任何时间与地点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假如外国人不喜欢这种状况，他们也只能无可奈何，他们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当然，这种战无不胜的幻想是永远无法与现实统一的。还记得越南吗？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石油禁运后那些汽油运输线吗？还记得那场惊心动魄的伊朗人质危机吗？然而，更可悲的是，许多美国人已经不记得这些事情了。作为一个目光总是集中在明天会更美好的承诺上的民族，我们美国人对自己的历史都几乎不太了解，更不用说去关心世界其他民族的历史了。此外，任何令人不愉快的记忆，都被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重新主张并支配的美国权力而抹掉了。在许多美国人的眼里，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就已经证实了美国是被上帝选定的国家，这正是里根和其他冷战的鼓吹手们长期以来就颂扬的观点。随后而来的是熙熙攘攘的90年代，在这期间美国经历了财富超速膨胀的经济发展期，更精彩的润饰是，只要任何人善于通过因特网交易股票，他都能够接触到那笔可观的财富。随着道·琼斯和纳斯达克交易的不断高涨，每天都要产生无数个新的百万富翁。此时此刻，还有谁会去关心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理所当然，美国才是最有趣、最有刺激性的活动场所。
然而，当美国人从美梦中清醒过来时，却发现了一个令人十分痛苦和悲惨的现实。在19世纪的工业化动荡期间，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描写道：“所有固体的东西都被融化到空气里了。”“9·11”恐怖袭击之后，许多美国人都有同样的感觉。刚才我们还正在享受历史上最优越的生活方式。刹那之间，恐怖主义分子就摧毁了象征我们伟大文明的标志性建筑物——世贸大厦。造成的死亡人数创造了自冷战以来美国在一天战斗中死亡人数的最高记录。美国人突然痛苦地发现：外国人的观点确实不能熟视无睹。
美国的超级强权观先开枪，后提问
美国对于这个血的教训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无论对于美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如此。或许，最初本能的反应就是要不惜动用武力。我们的国家毕竟遭受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以猛烈而恐怖的方式对我们发动的野蛮攻击。在敌人发动的这场惊心动魄的袭击中，造成了约3000平民的死亡，上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任何一个国家一旦遭受了这样的袭击之后，都有权做出最强烈的反应。毫无疑问，布什政府也要制定猛烈反击的计划。引用好莱坞牛仔的格言：“先开枪，后提问。”结果，对阿富汗的战争，进行得出人意料的顺利（前提是，把阿富汗贫民的死亡数目搁置在一边。实际上，美国政府和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做的），而欧洲的反应就不太热情，阿拉伯世界直率地表示沮丧。各国政府，尤其是普通百姓，都对这次造成庞大的平民百姓无辜死伤的事实，与将由美国牵头发动对付伊拉克的战争表示悲伤。然而，塔利班很快就被击溃了，阿富汗得到了解放，正如布什在2001年12月吹嘘的那样，本·拉登“3个月前控制的是一个国家，而现在也许只能控制一个山洞了”。
但是，牛仔格言的后半部分“后提问”，又该怎样去理解呢？作为“9·11”事件的直接影响之一，今天被许多普通的美国人承认了，他们对于外面世界的孤陋寡闻，现在他们准备开始行动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把图书馆和书店里有关伊斯兰教、中东和国际事物的成册书籍都借完了、买空了。多年来，新闻媒体一直借用有关性和名人的故事，来迎合观众最庸俗、最普通的欣赏标准。这时媒体才恍然大悟：新闻应该报道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了。于是，各家新闻媒体才开始载播有关外部世界的消息。然而，在新年到来之际，随着反恐战争取得的胜利，国内对于炭疽病和飞机场的恐惧感已经消失，旧的习惯又开始死灰复燃。从某种角度上看，人们恢复常态是件好事，但是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9·11”事件后，新出现的热衷于了解外部世界的国民氛围，是否仅仅是昙花一现？美国是否要力求了解21世纪这个可怕的新世纪？还是仅仅满足于动用武力去征服它？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甄别贯穿全书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即美国和美国人。美国伟大的诗人沃特·惠特曼曾经这样写道“我包括了民众”，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不要仅仅因为个人主义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特征就认为，现实中的美国是一个完整的躯体。现实同样存在着美国人和美国的区别，也就是说，应该将这个国家2。85亿的国民与该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媒体机构相区别，后者是制定政策的机构，在外代表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官方形象。虽然有的时候，美国和美国人是指的同一件事情，但是机械地将这两者等同起来是非常错误的。正像大多数国家的状况一样，美国具有统治国家的机构，是由少数杰出的人物控制的，这些人物的观点不一定能与普通民众的观点相吻合。事实上，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5年里，随着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加剧，美国统治者与其民众之间的隔阂一直在不断地加深。那些出身名门的富人与大人物们，日益控制了国家政治的进程。那些曾经引以为荣的新闻组织，都被那些只顾自身赢利的大公司吞没了。同时，也有许多价值观是被大多数美国人所认可的——“9·11”事件之后的六个月内，布什总统享有75％的信任度——杰出人物通过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向民众提供了许多他们掌握的关于世界的信息，从而争取了民意，加强了国家的团结。简单地说，媒体反映的是统治者的观点，但是又直接影响着民众观点的形成。
外国人常常感到很难理解，那些美国佬能够熟练地向海外兜售他们的产品，却很少知道在交易的同时，老外们是如何看待美国人的。然而，几乎很少有外国人察觉到，我们美国人的媒体和教育系统的服务是多么的差劲。在这块民主自由的土地上，信息和辩论渠道竟是如此狭窄，这是本书将要详细叙述的另一个主题。眼下，请让我们比较一下美国和欧洲在“9·11”之后媒体的新闻报道情况，以此来证明这个论点。
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的数周内，我正在欧洲旅行。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要报纸中，我发现许多新闻报道显示，它们既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表示同情，也赞同美国有权力采取军事报复行动。但是我也发现，许多报道都对武力反击持慎重态度，它们把军事行动与美国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尤其是察觉到美国一直偏袒以色列，它们敦促要将注意力放在恐怖主义的根源上，而不是仅仅注意那些敏感的象征邪恶的代表人物，譬如奥萨马·本·拉登。“是要把凶手送上法庭，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找出这些暴力行动的根源。”9月14日伦敦《独立报》在一篇典型的评论中，发表了他们自己的见解，力劝重新考虑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将对伊拉克实施的制裁行动，及其反射性的加强对以色列的支持。在德国，甚至保守的《图片报》也刊登了主战和主和的观点：一篇文章引用了一名德国商人给布什总统的一封信，敦促他“要惩罚罪犯，而不是那些无辜的阿富汗的妇女和儿童”。
相比之下，美国新闻媒体的言论与美国政府保持一致的腔调，都是在高声喧嚷暴力反击。福克斯电视网络的通讯记者身上别着美国国旗饰针，新闻节目主持人布里茨·休姆认为，阿富汗贫民的死亡不值得新闻报道。美国有线新闻广播公司（CNN）的老板沃尔特·艾萨克森指示他的美国工作人员，如果要提到阿富汗贫民的伤亡，必须同时回顾“9·11”事件中死亡的美国人。（CNN对其海外广播没有强制执行这类限制。）当美国的媒体最终调查美国人在世界其他国家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这个问题时，这个丰富的综合话题仅被缩减为简单的情节剧。新闻界流行的做法是：无论任何人发表诸如《独立报》或者《图片报》所持观点的言论，他就被谴责为叛逆祖国、胡说八道。作家苏珊·桑塔格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过去的对外政策已经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所以现在遭受打击，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美国的反应肯定比欧洲强烈，毕竟我们是受害者，遭受严重损失的是我们美国。但是，如果美国人要想今后避免遭受更多的攻击，我们必须认识到，单纯依靠我们的军事威慑，或者加强国内安全管理是不够的。将讨论的话题限定在所谓的爱国主义内容上，丝毫无助于果断地解决面对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了解这一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就这个问题，我们甚至需要考虑那些听起来不大顺耳的解释。譬如，我们需要承认，解释某个行动与实施那个行动有本质的区别。人们可以合乎逻辑地争辩说，我也会这样说，美国根本不应该遭受“9·11”这样的袭击（恐怖主义永远不应该有任何借口），必须将罪犯送上法庭。但是，还需要补充的是，如果没有美国对外政策的失误，以及美国长期积累下的怨恨的前提，就根本无法理解“9·11”事件的本身。
全球有许多焦点地区，美国对那里的政策，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引起了争议，由此产生的仇恨足以反映到“9·11”事件中。假如美国不资助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不在沙特阿拉伯驻军，本·拉登还可能发起这场战争吗？很可能不会！但是，我并不是建议华盛顿准许恐怖主义分子对其对外的政策实施否决权。其要点是，美国人需要认真讨论一下我们在国外的行为：哪些是明智的？哪些是非明智的？我们的行为是否完全符合我们经常贯彻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我们是否实践了自己倡导的理论？以及认识到它在现实中有多么大的重要性？
美国的超级强权观全球化=美国化？
如果美国人想与我们星球上共同生活的60亿人民保持一种健康的关系，我们就需要了解那些人都是谁，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观念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持那样的观念。这不是一个施舍的问题，而是一个自身利益的问题。美国或许能受到两个大洋的保护，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军事大国，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强大到无懈可击。在这个日益变得不平等的世界里，美国地位是位于世界的顶层。在当今，占整个人类45％的人每天仅靠2美元来维持生计。在这种状况下，是不可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本身警告的那样——2000年一位情报局的记者曾经预言：“一些群体感到落后了，因为不平等造成的差距在日益扩大……，这种现象孕育了政治、种族、意识形态和宗教的极端主义，陪伴它的常常就是暴力。”这种预测恰恰在“9·11”事件中得到应验。
当然，外国人也需要更好地了解美国，因为其利害关系也同等重要。200多年前，托马斯·杰斐逊就写下了这样的话：“每个人都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他自己的国家，另一个是法国。”今天，地球上每个人的第二个国家就是美国。当今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美国化，每一位经常旅行的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新闻媒体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主要是指美国化，“9·11”事件并没有丝毫减弱这种趋势。然而，亲近并不等于理解。虽然，今天在经济与技术领域，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交往日益扩大，他们常常是相互敌视，彼此之间仍然互不理解。
外国人常常纳闷，美国怎么可能一方面如此强大，而另一方面又如此天真？美国不了解外国的状况、外国的民族和语言，又怎能如此肯定地说，它知道每个人都最需要什么东西呢？它的国民是如此的坦率和慷慨，而它政府的对外政策怎么能够如此飞扬跋扈？为什么当它政策实施的对象发泄牢骚，甚至发动恐怖攻击时，它才会感到震惊？
有什么理由能解释美国的乐观主义，和它那充满激情与活力四射的精神，以及它所不断追求的意志，还有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盏“绿灯”呢？美国能把人类送上月球，能把整个图书馆储存到一张计算机芯片上，却仍然在公共学校里面常常为进化论的教学问题而争论不休，而且几乎弹劾了一位有婚外恋的总统。这一切的一切怎么可能呢？美国人在物质上如此富有，但又为什么缺乏维系家庭和社会的纽带呢？为什么到处充满了节省时间的高效设备，却常常感到精神紧张，从而匆匆忙忙？美国产生了推动社会进步的灿烂文化（例如爵士乐和摇滚乐的优雅的曲调），引起社会共鸣的道德标准与环境保护主义。这样一个国家又怎能滋生出无数空虚的名声、毫无价值的暴力以及奢侈而享乐的人呢？
一个以充满机会而出名的国家，怎么能够日益滋生出一个美国梦想残酷破灭的下层阶级？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民主又怎能败落为混乱和腐败，由此玷污了2000年的总统竞选？那个不体面的插曲，是否是美国即将走向衰退的预兆。此时难以形容的“9·11”事件，是否又加速了它的衰退？或者说，美国是否能够再次成为被罗纳德·里根曾经骄傲地形容为“一座山岗上的明珠城市”呢？
这些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一些美国人根本不愿意去面对它们。他们认为，美国已经开战，任何随便发表评论、不听从总司令指挥的人，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