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的阴影-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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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座谈的地方，能够看见那里有数以百计的人聚集在长长的黑屋子里，学习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人们频频拜倒在地上，向他们的真主祷告。在那个小巷里，不时回荡着从熙熙攘攘的闹市里传来的噪音和含糊不清的喧哗。在二楼的窗户外面，挂着的深红色、金色、姜黄色的长袍，在微风中飘荡。其他精美的物品被装在宽大的麻袋里，堆放起来。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端着一个盘子，盘子里面放了4个茶杯，他大步穿过人群，朝着加利和我之间的一个小茶几走来，他小心翼翼地把茶盘放在茶几上。
当我的翻译向他解释了我此行的目的之后，加利似乎急于想让我知道，他多少懂得一些英语。他突然插嘴用英语说：“欢迎你来开罗，而且我也希望你对这次访问会感到高兴。”我开始提出我自己通常关心的问题：“当我提到‘美国’时，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等到翻译把话说完后，加利用他自己的语言，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简短而强有力的回答：“当然是民主和自由。”
“真的吗？”我有点吃惊地问道，“大多数埃及人都说，首先想到的是美国支持以色列的问题。”
加利笑了：“那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美国总是站在以色列的一边来反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我也同意这个观点，因为美国政府对内似乎不错，但是对外不怎么好。”他呷了一口茶，“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些美国人也不赞成他们的政府在海外的所作所为，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头脑非常清楚，也敢于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
正是那天上午的早些时候，我刚刚与3名退了休的恐怖主义分子交谈过，他们强烈地谴责了美国。所以，加利的话使我感到十分惊奇。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多年来，我经常听到一些类似的赞扬美国的话，尤其是在那些距离自由和民主非常遥远的国度里。1995年，俄国前海军潜艇司令亚历山大·尼基京被捕入狱。其荒谬的罪名是，他将公众已经知道的关于俄海军向波罗的海倾倒放射性材料的信息泄露于众。1999年，尼基京终于获得了自由，当我采访他时，他尖锐地指出，他基本上属于胜利者，因为他获得了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持，这一点是一般俄国人所得不到的。2002年，俄国的人权专员证实，当俄国的老百姓受到国家安全机关的恐吓时，他们感到“无依无靠”。在同一年里，新闻记者格里戈里·帕西科也遭遇了与尼基京相类似的厄运，有一个类似的“罪名”：泄露了公众早已知道的信息，因而被判4年监禁。
在此，还需要我进一步补充说明吗？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仅局限于集权主义国家里。在肯尼亚，我与活动家万格利·玛塔谈起了她那个有独创性的绿带计划：即雇佣贫穷的妇女植树造林，同时兼顾解决了贫困问题，并补充了滥伐的森林，还同时解决了妇女不平等的问题。6个星期之后，她和她的同事在奈洛比市中心举行因要求自由选举的游行，遭到雇佣暴徒的殴打。据报道说，是独裁总统丹尼尔·莫伊派兵干的。在巴西，我被护送着采访了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地点是在小溪边上的一个秘密隐藏处。这些农民的领袖们，因为在他们被剥夺的、但还未使用的土地静坐，而遭逮捕或者枪杀。我可以叙述更多被压迫人民遭受压制的类似故事，它们都是第一手资料，来自津巴布韦、土耳其、墨西哥。感兴趣者可以通过书面资料，或者通过国际特赦组织与其他人权组织的网站查询。难怪，对一些外国人来说，美国看起来真像个天堂。
对加利来说，他在开罗每天都能目睹政府的镇压行为，不仅仅是通过埃及的新闻媒体（因为埃及所有的电视和广播都是国有的）和政治体系（选举几乎是一种形式），而且还通过在该政权制度下他的朋友和邻居被残酷折磨的事例。我和加利的谈话大约进行了20分钟时，从右面开来了一辆送货卡车，它所喷发的柴油浓烟，对开罗的空气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污染。这个小巷很窄，卡车不得不放慢速度，一点点地向前移动。我觉得，司机需要相当高的技巧，才能把车开出去。这时，加利的一个朋友，突然开始对着卡车手舞足蹈，双手敲击着卡车的一边，发疯似地抱怨。他的朋友们赶紧将他拉开。然后，他们向司机道歉，挥手示意司机继续向前开车。这个手舞足蹈的家伙，就是刚才还朝我嚷嚷的那个人，他给了我一瓶苏打水，让我兑到我的茶里喝，但我拒绝了。此刻，加利似乎看出了我迷惑不解的心思，他通过翻译解释道：“不要将阿米尔井当成坏人。他的脑子是在蹲监狱时被毁坏了。当他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要求政府改革的组织。那是一个宗教组织，不是暴力组织。他被捕了，未经审判就被投入了牢房。20年后他出狱时，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傻呵呵的样子。”
加利继续说：“我认为，在美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在美国，如果你想说任何话，你都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你尊重别人的观点，别人也尊重你。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允许言论自由的伟大国家。”
把自由想当然袋鼠法庭
除了美国的财富之外，外国人最羡慕美国的就是它的民主和自由。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这样说：美国的建立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里程碑，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标志着人类正从少数人的专政统治转向多数人的民主政权。当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士·麦迪逊、托马斯·杰斐逊与其他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们在我们的《独立宣言》中宣告“人人生而平等”时，它标志着我们与过去的专制制度彻底决裂了。1776年，欧洲仍然处在皇帝、王子、教皇的统治之下，除了极少部分的政治寡头之外，在高压政治的压迫之下，民众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多少对于公共事务发表言论的权利。但是，美国的缔造者们坚持认为，人类必将会有一个更加灿烂的未来。在过去的225年里，美国人已经靠他们的先见之明，得到了报偿。现在的每一个美国人，生来就具备了政治、宗教、法律的权利，这既是国民的骄傲，也得到了外国人的景仰。
然而，美国人自由的现状，要比一些外国人想像的更复杂。我采访过加利三个月之后，美国经受了“9·11”恐怖袭击的剧烈阵痛。刹那间，美国人自由发表言论的概念消失了。两名报纸专栏作家，因为敢于质问总统布什在9月11日为什么总是来往于空军的机场之间，而不是返回华盛顿，结果一夜之间就被解雇了。当两位基督教右翼组织的知名领袖杰尔·福尔韦尔和帕特·罗伯逊在电视上发表了与他们的相同看法，认为“9·11”事件是对美国颓废到同性恋、堕落到没有信仰的惩罚时，由此引起了公众的骚动，迫使他们收回了他们的观点。比尔·马厄，一位电视界知名人物，也不得不公开道歉，因为他发表的言论是，不管恐怖分子干了些什么，他们至少不是懦夫。美国的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告诫所有的立法者：如果任何人敢对他提出的限制民众自由的措施表示怀疑，那么结果“只能是援助恐怖主义分子”。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们，也谴责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汤姆·达斯科勒，因为他对敌人提供了“援助和安慰”。汤姆胆敢提出建议，要美国慎重考虑布什政府攻打伊拉克的计划，并慎重考虑驱逐萨达姆·侯赛因的设想。
在这种胁迫的氛围中，几十年来对美国宪法最严重的威胁，现在却变成了法律。而且，几乎看不见哪一个政治阶层与一般民众有任何表示抗议的行动。2002年10月25日，布什总统签署了《美国爱国法案》，可以说，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奥威尔主义词语。这项法案规定了许多特别的条款：其中之一，就是取消了对非美籍公民的人身保护权（美国有2000万非美籍公民）；还有，司法部长现在得到了授权，他可以独断专行，毫无限制地拘禁那些他认为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的任何人；该法案还允许政府的秘密侦探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搜查居民的住宅；它将政府的权力不仅扩大到窃听公民电话，而且还可以窥视因特网上的通信；政府可以查看个人的电子信箱、银行和信用卡记录的资料；联邦特务也可以提取公共图书馆的资料，从而监督人们在阅读什么书籍；司法部单独授权，可以监听罪犯嫌疑人与其律师的谈话……而且，新颁布的其他法律也赋予了政府新的权利：美国中央情报局可以对美国人民进行间谍活动的权利；授权司法部长可以单独将国内的某个组织指控为恐怖主义组织；并且降低了获取法律搜查许可证的条件，搜查依据从“很可能是犯罪的起因”降至“与正在进行的犯罪调查相关”。同时，总统宣布了执行法令，军事法庭代替普通法庭，可以审判被怀疑为恐怖分子的任何非公民；军事法庭的审判可以秘密操作，可以判处死刑，并且不允许上诉。国会的人民代表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美国爱国法案》。参议院投赞成票与反对票的比例为98∶1；众议院的435名成员中，只有66名投了反对票。孤独的反对者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士拉塞尔·法因戈尔德解释道：“至关紧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自由必须得到保障。否则的话，哪怕恐怖分子不放一枪一炮，也能赢得这场战斗。”众议院的代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士丹尼斯·库齐尼奇作了进一步说明。库齐尼奇在12月的一次演讲中评论说，《美国爱国法案》以及布什政府采取的其他步骤，废除了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中的五条，它们是：关于言论和集会自由权利的第一条修正案；禁止不合理的搜查和逮捕的第四条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权利的第五条修正案；迅速公审权利的第六条修正案；避免残忍和异常惩罚的第八条修正案。
实际上，在通过并签署这个重要议案之前，对于这种过分扩大政府秘密范围和警察权力的做法，根本就没有经过讨论，更不用说对其加以批评了。假如对所有提出的建议都进行公开讨论，并对其加以合理的辩论，很可能有助于去伪存真，辨别哪类变化能够真正改进情报的收集工作，做到有备无患，并且在不牺牲基本自由的前提下，知道如何实施计划。然而，根本没有进行这样的辩论。一位杰出的华盛顿新闻记者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他告诉我：“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新闻报道。在新闻媒体还未能注意到它的时候，他们已经匆匆忙忙地通过了该项议案。这项议案是在9月9日提出，10月25日签署的，这是铁的事实。按照华盛顿的标准，这个议案通过的速度，可谓是闪电式的。然而，新闻记者应该还有五个星期的时间去分析该项法律，并将它的各项条款逐条公布于众。对每天都面对着最终期限的人民来说，那段时间已经足够了。”
假如进行了充分的新闻报道，结果会是截然不同的！下面这个特殊的事例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新闻记者们终于清醒过来之后，他们将火力集中到布什的军事法庭上。保守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严厉谴责军事法庭是布什“专制权力的袋鼠法庭”。其他批评家也指出，这样的法庭将损害美国在海外的声誉，从而丧失占领了的反恐战争的“道德高地”。新闻媒体持续不断地批评，迫使政府对其方案进行了一些修改。修正后的军事法庭案，改变了其完全秘密的审判方式。但是，仍然禁止任何上诉行为。
所有这些现象中，最令人不安的并不是政府对自由的限制，而是公众坦然地接受了那些限制。民意测验表明，70％的美国人愿意为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牺牲一些自由，因为他们都听说这场战争要持续几十年。只有另外的一部分美国人担心，政府将过度限制普通美国人的权利。人们普遍能容忍对移民和少数民族采取措施。在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发现，82％的回答者支持政府扩权，甚至拘留合法的移民；49％的人赞同给阿拉伯裔美国人颁发特殊的身份证。哈里斯通过美国国家新闻网与《时代周刊》，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31％的答卷者认为，阿拉伯裔美国人应该被拘留在营地里。
假如真的这样做了，布什政府和一小撮喜欢卖弄风情的市民，将重现美国现代史上最可耻的插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集中营里拘留了约11万美国籍的日本人，1。1万名美国籍的德国人与3000名美国籍的意大利人。拘留没有别的其他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背景。布什总统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声望，在“9·11”事件之后的几天内，就立即敦促美国人，对美国籍的穆斯林应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但是，就在同一时期，他的政府部门却积极采取了行动，践踏了约1200名非美籍公民的权益，将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监视起来。实际上，是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拘留了他们。这种做法，使现在的非美籍公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辜的被拘禁者的处境，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布什政府不仅不允许这些被拘留的人与律师接触，而且还拒绝认可他们。另外，还有5000名美籍阿拉伯人和美籍穆斯林被筛选出来，接受警察调查。然而，总统却宣称：“我们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是，此时此刻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
把自由想当然所有男人生而平等
美国人对这种威胁我们自由的行为，为什么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这是否因为我们长期享受了足够的自由，已经对它习以为常，不再感到它的珍贵，不再怕失去它了呢？是否因为被恐怖攻击吓得惊慌失措，以至于我们现在愿意以失去自由的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平安？我们是有过这样的历史，在国家受到威胁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甘愿接受对于我们自由的限制。20世纪20年代的帕默袭击和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都受到过广泛的支持。但是，对于眼下自由所受到的限制，我们是否应当意识到，这种限制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呢？詹姆士·麦迪逊曾经说道：“一个要当家作主的民族，必须用知识给予的力量来武装自己。”不幸的是，美国人对于政府的了解大多来源于新闻媒体，而大部分媒体都不能够突出这种威胁的迫切性。然而，我们还是缺少一种更深层次的教育，从而使我们变得无知。
令人伤心的事实是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最近能说明这个论点的事例来源于2002年5月，当时大约2。3万名学生参加了联邦政府定期举行的历史知识考试。在高中生必须回答的多项选择题中，有一道题是这样问的：
“哈莱姆复兴”是指什么？
（1） 60年代的城市复兴项目
（2） 重建过程中的美国黑人在政治上的收获
（3） 50年代的一种宗教复活运动
（4） 20年代美国黑人在艺术、文学，以及音乐方面取得的成就。
正确答案为（4）。12年级的学生中，仅有10％的考试成绩达到了良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生已经或者即将到达投票的法定年龄。教育家黛安·拉维奇将这一结果痛斥为“糟糕透顶”。在1995年一次类似的考试中发现，12年级中，有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