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o.威尔逊-论人的天性-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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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的天性》前言
E。O。威尔逊著林和生谢显宁王作虹译
前言《论人的天性》是一首三部曲的终曲，这一点是本书将近完成时才清楚起来的，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有任何逻辑联系。《昆虫社会》（1971）一书的最后一章题为：统一的社会生物学前景。我在其中提出了，在解释社会性昆虫的严格系统时一直卓有成效的群体生物学和比较动物学原理，可以逐条运用于脊椎动物。我当时指出，我们最终将用同一套参数和同一种定量理论去描述白蚁群落和罗猴群组。为了把这一挑战性的意见述诸文字，我开始查阅大量有关脊椎动物行为的优秀文献，结果写成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1975）一书。在这部书的最后一章“人：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中，我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一般动物研究中，没有辜负人们希望的生物学原理，可以有效地推广到社会科学中去。这一提法引起了强烈的兴趣和争论。
《社会生物学》的发表促使我更广泛地阅读论述人类行为的文献，驱使我参加各种各样的研讨班，并和社会科学家们交换文献。我比任何时候更加坚信，填补两种文化之间鸿沟的时代终于来到了。普通社会生物学，作为群体生物学和进化论向社会组织的简单推广，是完成这一努力的理想手段。《论人的天性》正是对这一思想所作的阐述。
然而，最后这部书并不是一本教科书，也不是对科学文献的常规综述。要想系统地刻划人类行为，必然从人类精神迷津中每一条走道引出潜在的题目，并且因此就不能仅仅考虑社会科学，还必须考虑各门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以及科学发现过程本身。结果，《论人的天性》就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著作，而是一本关于科学的著作，并且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各门自然科学在转化为某种新的形式之前，能够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中走出多远。它考察了对人类行为的真正进化论解释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必然的相互影响。《论人的天性》可以作为关于行为和社会生物学的资料来阅读，有关资料我都作了仔细的处理。但本书的核心是关于一些深刻结果的推测性尝试，这些结果来自社会理论最终与自然科学中与之最有关联的部分的会合。
无疑，关于这些论述的意见将会有着尖锐的分歧，正如《社会生物学》中论述人类行为的有关章节的遭遇一样。尽管要冒失去一些读者的危险（他们的信念使他们除拒绝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我仍然希望对那些倾向于不抱批判态度地阅读本书、并把它看作一个尝试性科学成果的读者说：很可能，就任何特定的结论而言，就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作用所抱的更大的希望而言，就投注于科学唯物主义的信任而言，我或许是错误的。但是，这一保留并非虚伪的谦虚，而是为了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如果科学的精神自己先就摇晃不定，如果思想不具有从客观实验中获取活力的结构，进化论对于人类存在各个方面不屈不挠的运用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今天社会科学仍然还太年轻太弱小，进化论本身还太不完善，还不能在本书谈及的各种问题上作出定论。然而我确信，现有的证据对它们是有利的，并因而支持着对生物学探索的更为广泛的信念，正是这一信念形成了这部著作的基本突破点。 （以下为致谢，略去。——本书译者）
出一个与我们的题目更为接近的例子。在大约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中生代，原始马蜂演化出决定性别的单倍二倍体。这一特性决定了受精卵产生雌性而未受精卵产生雄性，这一简单的控制方法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适应，使得雌性马蜂能根据昆虫猎物的性质来选择后代的性别。特别是，较小的猎物可以给予雄性后代，因为雄性后代在发育中需要的蛋白质较少。但是，不管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单格二倍体表明了一次进化事件，它相当偶然地预先决定了这些昆虫的一种趋向：去发展高级的社会生活形式。单倍二倍体导致了比母女关系更为密切的姐妹关系，因此，雌性可能通过转化为不育蜂群而产生遗传利益，它们的明确职责就是哺育姐妹。哺育姐妹的不育雌蜂是这种昆虫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由于单倍二倍体的这种决定作用，只有在马蜂及其近亲蜜蜂和蚂蚁这些昆虫中才产生了社会性的生活方式，而且一般情况下都是母权制，即蜂后管理雌性后代；或是姐妹制，即不育的雌蜂管理产卵的雌蜂。马蜂、蜜蜂和蚂蚁看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在地球上大多数地方都能安营扎寨，并对当地的生态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巴西森林中，它们的群落总重量占包括蠕虫类、巨嘴鸟以及美洲虎在内的全部陆生动物总重量的百分之二十。很难想象有谁凭着关于单倍二倍体的知识就能猜到这一切。
还原是传统的科学分析方法，但它也引起了担心和不满。如果可以用生物学规律对人的行为作出任何程度的还原和决定，就可能意味着人的独特地位和人性的丧失。几乎没有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甘心这样去做，更没有人准备作出任何让步。另一方面，把还原方法与取消注义划等号也是完全错误的。一门学科的规律对于在其之上的学科册必要的，它们刺激和推动了智力上更有效的重组，只不过它们对于本层次学科的目的来说不是充分的。生物学是理解人的本质的钥匙，社会科学家不能无视它那些迅速成熟起来的原理。然而，社会科学的潜在内含要丰富得多。它们最终将从生物学汲取有关思想并超越它们，从那些今天已经超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理由来看，人类应该研究其自身。（林和生译）
《论人的天性》前言
E。O。威尔逊著林和生谢显宁王作虹译
前言《论人的天性》是一首三部曲的终曲，这一点是本书将近完成时才清楚起来的，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有任何逻辑联系。《昆虫社会》（1971）一书的最后一章题为：统一的社会生物学前景。我在其中提出了，在解释社会性昆虫的严格系统时一直卓有成效的群体生物学和比较动物学原理，可以逐条运用于脊椎动物。我当时指出，我们最终将用同一套参数和同一种定量理论去描述白蚁群落和罗猴群组。为了把这一挑战性的意见述诸文字，我开始查阅大量有关脊椎动物行为的优秀文献，结果写成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1975）一书。在这部书的最后一章“人：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中，我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一般动物研究中，没有辜负人们希望的生物学原理，可以有效地推广到社会科学中去。这一提法引起了强烈的兴趣和争论。
《社会生物学》的发表促使我更广泛地阅读论述人类行为的文献，驱使我参加各种各样的研讨班，并和社会科学家们交换文献。我比任何时候更加坚信，填补两种文化之间鸿沟的时代终于来到了。普通社会生物学，作为群体生物学和进化论向社会组织的简单推广，是完成这一努力的理想手段。《论人的天性》正是对这一思想所作的阐述。
然而，最后这部书并不是一本教科书，也不是对科学文献的常规综述。要想系统地刻划人类行为，必然从人类精神迷津中每一条走道引出潜在的题目，并且因此就不能仅仅考虑社会科学，还必须考虑各门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以及科学发现过程本身。结果，《论人的天性》就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著作，而是一本关于科学的著作，并且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各门自然科学在转化为某种新的形式之前，能够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中走出多远。它考察了对人类行为的真正进化论解释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必然的相互影响。《论人的天性》可以作为关于行为和社会生物学的资料来阅读，有关资料我都作了仔细的处理。但本书的核心是关于一些深刻结果的推测性尝试，这些结果来自社会理论最终与自然科学中与之最有关联的部分的会合。
无疑，关于这些论述的意见将会有着尖锐的分歧，正如《社会生物学》中论述人类行为的有关章节的遭遇一样。尽管要冒失去一些读者的危险（他们的信念使他们除拒绝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我仍然希望对那些倾向于不抱批判态度地阅读本书、并把它看作一个尝试性科学成果的读者说：很可能，就任何特定的结论而言，就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作用所抱的更大的希望而言，就投注于科学唯物主义的信任而言，我或许是错误的。但是，这一保留并非虚伪的谦虚，而是为了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如果科学的精神自己先就摇晃不定，如果思想不具有从客观实验中获取活力的结构，进化论对于人类存在各个方面不屈不挠的运用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今天社会科学仍然还太年轻太弱小，进化论本身还太不完善，还不能在本书谈及的各种问题上作出定论。然而我确信，现有的证据对它们是有利的，并因而支持着对生物学探索的更为广泛的信念，正是这一信念形成了这部著作的基本突破点。 （以下为致谢，略去。——本书译者）
出一个与我们的题目更为接近的例子。在大约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中生代，原始马蜂演化出决定性别的单倍二倍体。这一特性决定了受精卵产生雌性而未受精卵产生雄性，这一简单的控制方法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适应，使得雌性马蜂能根据昆虫猎物的性质来选择后代的性别。特别是，较小的猎物可以给予雄性后代，因为雄性后代在发育中需要的蛋白质较少。但是，不管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单格二倍体表明了一次进化事件，它相当偶然地预先决定了这些昆虫的一种趋向：去发展高级的社会生活形式。单倍二倍体导致了比母女关系更为密切的姐妹关系，因此，雌性可能通过转化为不育蜂群而产生遗传利益，它们的明确职责就是哺育姐妹。哺育姐妹的不育雌蜂是这种昆虫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由于单倍二倍体的这种决定作用，只有在马蜂及其近亲蜜蜂和蚂蚁这些昆虫中才产生了社会性的生活方式，而且一般情况下都是母权制，即蜂后管理雌性后代；或是姐妹制，即不育的雌蜂管理产卵的雌蜂。马蜂、蜜蜂和蚂蚁看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在地球上大多数地方都能安营扎寨，并对当地的生态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巴西森林中，它们的群落总重量占包括蠕虫类、巨嘴鸟以及美洲虎在内的全部陆生动物总重量的百分之二十。很难想象有谁凭着关于单倍二倍体的知识就能猜到这一切。
还原是传统的科学分析方法，但它也引起了担心和不满。如果可以用生物学规律对人的行为作出任何程度的还原和决定，就可能意味着人的独特地位和人性的丧失。几乎没有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甘心这样去做，更没有人准备作出任何让步。另一方面，把还原方法与取消注义划等号也是完全错误的。一门学科的规律对于在其之上的学科册必要的，它们刺激和推动了智力上更有效的重组，只不过它们对于本层次学科的目的来说不是充分的。生物学是理解人的本质的钥匙，社会科学家不能无视它那些迅速成熟起来的原理。然而，社会科学的潜在内含要丰富得多。它们最终将从生物学汲取有关思想并超越它们，从那些今天已经超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理由来看，人类应该研究其自身。（林和生译）
大笑。如果人是旧大陆灵长目祖先的后裔，这种广泛的相似性正好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是可以证明的，而且，如果人类社会行为的发展哪怕只保留着程度很小的遗传约束，那么现在也可以考虑更广泛的假设。
黑猩猩的地位值得特别密切的注意。我们关于这些最聪明的猿类的不断积累的知识，已开始广泛地瓦解人类独尊的庄严信条，首先，黑猩猩在解剖和生理细节上都和人类十分相似。事实证明，在分子方面它们和人类也很接近。生物化学家马丽。金和阿伦。威尔逊对44个色点上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作过比较，发现人和黑猩猩之间的总差异与分离几种几乎不能区别的果蝇间的遗传距离相当，比高加索人、非洲黑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差异也只大25至60倍，黑猩猩和人类之间的分裂最近也可能是2000万年前开始的，但这在进化过程中是比较短的时间。
按照严格的人类标准，黑猩猩的智力迟钝属于中等程度。它们的大脑只及人脑的1/3，喉的构造形式与原始猿类一样。因此，不能清晰地说人类的语言。不过，个别的黑猩猩通过美洲符号语言或者挨次钉在显示板上的塑料符号加以训练，也可以学会与训练者交流。最聪明的黑猩猩还能学会两百个英语单词和基本句法，能说出象“玛丽给我苹果”、“露西搔罗杰的夹肢窝”那样的句子。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耶尔克斯地区灵长类中心训练的雌性黑猩猩娜娜，在温怒中从房间里打手势斥骂训练员：“你是个臭东西”。戴维。普雷麦克训练的雄猩猩萨拉能记2，500个句子，其中大多数句子她还能运用。这些受过良好训练的黑猩猩能理解复杂的指令，如：“如果红的在绿的上面（不是在红的上面），那你就拿红的（不拿绿的）。”“把香蕉放进桶里，把苹果放进盘子。”它们还发明了一些新的表述法，如管鸭子叫“水鸟”，西瓜叫“饮用果”，和那些英语发明家偶然想起的单词简直没有什么区别。
在语言的发明才能和干劲方面，黑猩猩与人类儿童相差并不太远，但是还缺乏真实的语言创造力的证据。如，还没有哪只黑猩猩能把“玛丽给我苹果”和“我喜欢玛丽”这样的句子，连接成一句“玛丽给我苹果，因此我喜欢她。”这样更复杂的句子。人类的智力大大高于黑猩猩，然而，猿类能掌握通过符号和句法进行交流的能力，倒是确确实实的事。目前，许多动物学家怀疑动物与人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已不可能象在1949年去世的重要的人类学家勒斯奈。怀特所说的那样：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符号行为就是人类行为。
新近填平了的另一条鸿沟是自我意识。心理学家哥登。盖洛普让黑猩猩照过两三天镜子之后，它们就不再把自己的镜中像当作陌生的猩猩，而开始认识到那就是自己了。这时，黑猩猩开始用镜子来探究以前无法见到的各部分身体，扮鬼脸，从牙中剔食渣，翘起嘴唇次泡泡，尽管盖洛普曾和其他人反复用镜子训练猴子和大猩猩，但却没有得到相同的结果，为了更充分证明其自我意识，研究人员在麻醉状态下将黑猩猩面部着上色，结果黑猩猩在镜子前面呆得更久，专注地检查面部的变化，用鼻子嗅触涂色部位的手指。
如果黑猩猩真有自我意识，并能与别的智能动物交流，那么，离具有人类头脑的别的性质还会相距得很远吗？
普雷麦克曾想把个体死亡的概念传输给黑猩猩，但又犹豫不决，“如果它们象人一样有了死亡概念，它们会怎么样呢？”他说：要是猿也惧怕死亡，它们会象人那样，用不寻常的办法对待死亡吗？……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不仅是传输对死亡概念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方法去确定：猿的反应不会是人类那样的恐惧反应。正是这种恐惧导致了仪典、神话和宗教的产生。在找到不带恐惧地传授死亡概念的具体手段之前，我不打算向猿传授死亡的知识。
另外，黑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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