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o.威尔逊-论人的天性-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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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相信，我们将很快具有能力去识别许多影响行为的基因。由于大大提高了对各种根据基因指令而形成的化学物质之间的细微差别的识别技术，过去20年来，我们对人类遗传详情的了解也已大为增加。1977年，遗传学者维克多。麦库西克和弗兰西斯。拉德尔在《科学》杂志上报道说，识别出的基因已达1，200种，其中有210种基因注位置已经在特定的染色体中确定下来。而且，在23对染色体中，每一对上至少已确定了一种基因的位置，大多数最终影响解剖和生物化学特征的基因，对行为只有极小的影响。但是，其中某些基因又以重要的方式影响行为，而有些行为的变异又和已知的生物化学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另外。我们还知道了激素和直接作用于神经细胞的递质如何通过共同变化而对行为产生微妙的控制。近来发现的脑啡呔和内啡呔是类蛋白质物质，结构相当简申，对情绪和气质均有深刻的影响，这些物质的一种或多种化学性质在哪怕是一次遗传变异中发生了改变，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个性，或至少会使这个人在给定的文化环境中发展与别人不同的某种个性倾向，因此，我认为，对最复杂的行为形式有间接影响的因基的位置，不久就很可能在人类染色体上标示出来，这些基因不大可能规定具体的行为模式，也不会有具体规定某种性活动或衣着方式的突变，和别的基因相比较，行为基因更可能影响情绪反应的形式和强度范围，激发的阈值、在学习某种特定刺激方面的接受性，以及对于一些特殊环境因素的敏感方式，正是这些因素把文化进化引导向某种方向，而不是与之相反。
了解行为是否也会体现“种族”的差异，这同样是饶有兴趣的问题，但我必须先发出强烈的警告，因为这是所有的题目中最具感情色彩，最担政治风险的问题，大多数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只是在松散的意义上使用“种族的”这一表达方式。他们只想观察不同地区的人在某些特征上的遗传差异，诸如平均身高、肤色等。如果说亚洲人和欧洲人之间在某种性质上有差异，那么这种说法的意思是该特征在亚、欧人之间有着某种形式的变化，它并不意味着以这个特征为基础可以划定相互分离的“种族”范围，在亚欧两洲各自内部的不同地区，这一特征很可能还将表现出另外一些差异。而且，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各种性质－例如肤色或消化牛奶的能力－也显示出了地理（“种族”）上的差异，因此，大多数科学家长期以来就认识到，要想截然划分出各自完全不同的人类种族是徒劳的事。这样的种族实体其实并不存在。同样重要的是，生物学家、人类学家或任何人在描述某种特征的地理差异时，不应带有任何关于他所述特征的价值判断。
现在，我们可以更为客观地问：人类特征的地理差异是不是在社会行为的遗传基础上产生的？已经有证据强有力地证明，人类各种社会之间的一切差异几乎都是以学习作用和社会条件作用为基础的，而不是遗传，然而，情况或许并不完全如此，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弗里德曼曾根据对几个种族的新生儿行为的一系列研究，谈到过这一问题，他发现他们在身体各部分的运动、姿态、肌肉弹性以及情感反应等方面表现出了一些明显的平均差异，这些差异都无法合理地解释成训练的结果，也不能归因于子宫内的条件作用。例如，美国华人的新生儿就比美国高加索婴儿显得稳定一些，不那么容易受噪音和运动的干扰，更能适应新的刺激和不人舒适的环境，而且能更迅速地安静下来，更准确地说，任何中国祖籍的婴儿在上述行发特征方面都不同于欧洲祖籍的婴儿。
还有些迹象表明，这些平均差别会持续到童年期。弗里德曼的学生诺瓦。格林发现，芝加哥幼儿园里的美籍华人儿童比同龄的美籍欧洲人儿童较少与伙伴接近和交往，但用在个人活动上的时间更多，气质上也显示出有趣的差别：虽然大部分美籍华人儿童处于3至5岁之间正是“高度易激发的年龄”，但他们很少显示强烈的情感行为。他们和其他幼儿园里的儿童一样地跑、跳、笑、打招呼、骑自行车、滑旱冰等等，但吵闹的程度显然较低，情感气氛显然较平静。孩子们的面部都没什么表情，这就使他们都带有一种尊严和沉着的神情，但这仅是影响总印象的一种因素。他们的身体运动似乎更加协调，没有看到跌、绊、摔、擦伤，也没有尖叫、碰撞，哭闹，甚至连其他幼儿园常有的愤怒注高声争吵也没有！也看不到孩子们为争夺东西而发生吵闹的现象，只有最温和的“打架行为”，即年龄大些的男孩子之间友好的摔跤。
弗里德曼和同事考察的拿佛和（印第安人的一支）儿童甚至比华人儿童更好静，当把他们抱起来并往前拉时，他们也不大愿意迈步，当让他们坐下时，立刻就弯着腰，当叫他们俯卧时，谁也不想爬一爬，通常，人们把拿佛和儿童的这种消极习性归因于婴儿背篼——一种把婴儿紧紧背在母亲背上的用具，但弗里德曼认为，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拿佛和婴儿相对的沉静显然是与生俱来的特性，这种特性使他们能够很适应婴儿背篼的限制，这婴儿背篼代表了文化创造和儿童素质之间切实可行的结合。
如果把人类看成是一种生物物种，那么，发现人类群体在其社会行为后面的生理和精神特征上有一定的遗传差异，这是不足为怪的，发现人类的这一本质并不会损害西方文明观点，我们并非被迫信奉生物学的统一性，以便肯定人类的自由和尊严，社会学者马文。布雷斯勒准确地表达了这一观念：“有人悄悄以生物学上的平等来作为人类解放的条件，这种思想严重败坏了自由概念，而且，它促使正人君子们对未来科学研究中的一些可能的、‘令人烦恼的’发现感到惊恐不安，这种不适当的反知识主义是双倍的倒退和堕落，因为它很可能是完全不必要的。”
我要进一步指出，遗传多样性给我们带来的最大财富是希望和自豪，而不是绝望，因为我们人类是一个单一的物种，而不是两个或更多的物种，我们是一种伟大的生育体系，基因通过这一体系在每一代人中流动、混合。由于这种流动，人类世世代代都分享有一种共同的天性，在此天性范围内，比较次要的遗传影响以变化着的形式在性别之间、家族之间和整个群体之间循环，要了解这—生物学统一性的重大意义，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智力介乎黑猩猩和人之间，遗传上又永远和两者分离，语言和高等思维能力的进化仅次于人类的更新世古猿幸存至今，我们的精神该有多么痛苦！我们对它们该有什么义务？神学家们会说什么？我们是否应划分世界，把它们的智力进化引向人类水平，并且根据智力和技术平等原则订立条约，建立一个双物种领地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设法使它们肯定不会发展成更高级的物种？更糟糕的是，如果我们和智力高于人类的超人类共处，而他们把人类视为仅仅是一种次要的同科动物，而且面临如何处理我们这一道德问题，那我们又将陷入怎样的困境呢？（谢显宁译）素心学苑收集整理
虽然大部分美籍华人儿童处于3至5岁之间正是“高度易激发的年龄”，但他们很少显示强烈的情感行为。他们和其他幼儿园里的儿童一样地跑、跳、笑、打招呼、骑自行车、滑旱冰等等，但吵闹的程度显然较低，情感气氛显然较平静。孩子们的面部都没什么表情，这就使他们都带有一种尊严和沉着的神情，但这仅是影响总印象的一种因素。他们的身体运动似乎更加协调，没有看到跌、绊、摔、擦伤，也没有尖叫、碰撞，哭闹，甚至连其他幼儿园常有的愤怒注高声争吵也没有！也看不到孩子们为争夺东西而发生吵闹的现象，只有最温和的“打架行为”，即年龄大些的男孩子之间友好的摔跤。
弗里德曼和同事考察的拿佛和（印第安人的一支）儿童甚至比华人儿童更好静，当把他们抱起来并往前拉时，他们也不大愿意迈步，当让他们坐下时，立刻就弯着腰，当叫他们俯卧时，谁也不想爬一爬，通常，人们把拿佛和儿童的这种消极习性归因于婴儿背篼——一种把婴儿紧紧背在母亲背上的用具，但弗里德曼认为，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拿佛和婴儿相对的沉静显然是与生俱来的特性，这种特性使他们能够很适应婴儿背篼的限制，这婴儿背篼代表了文化创造和儿童素质之间切实可行的结合。
如果把人类看成是一种生物物种，那么，发现人类群体在其社会行为后面的生理和精神特征上有一定的遗传差异，这是不足为怪的，发现人类的这一本质并不会损害西方文明观点，我们并非被迫信奉生物学的统一性，以便肯定人类的自由和尊严，社会学者马文。布雷斯勒准确地表达了这一观念：“有人悄悄以生物学上的平等来作为人类解放的条件，这种思想严重败坏了自由概念，而且，它促使正人君子们对未来科学研究中的一些可能的、‘令人烦恼的’发现感到惊恐不安，这种不适当的反知识主义是双倍的倒退和堕落，因为它很可能是完全不必要的。”
我要进一步指出，遗传多样性给我们带来的最大财富是希望和自豪，而不是绝望，因为我们人类是一个单一的物种，而不是两个或更多的物种，我们是一种伟大的生育体系，基因通过这一体系在每一代人中流动、混合。由于这种流动，人类世世代代都分享有一种共同的天性，在此天性范围内，比较次要的遗传影响以变化着的形式在性别之间、家族之间和整个群体之间循环，要了解这—生物学统一性的重大意义，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智力介乎黑猩猩和人之间，遗传上又永远和两者分离，语言和高等思维能力的进化仅次于人类的更新世古猿幸存至今，我们的精神该有多么痛苦！我们对它们该有什么义务？神学家们会说什么？我们是否应划分世界，把它们的智力进化引向人类水平，并且根据智力和技术平等原则订立条约，建立一个双物种领地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设法使它们肯定不会发展成更高级的物种？更糟糕的是，如果我们和智力高于人类的超人类共处，而他们把人类视为仅仅是一种次要的同科动物，而且面临如何处理我们这一道德问题，那我们又将陷入怎样的困境呢？（谢显宁译）素心学苑收集整理
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行为主义哲学的中心思想——行为和精神都具有能进行实验分析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是，关于学习的简单性和均势性的基本假设已经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多种多样的学习类型，这些学习类型符合一般的规律，或许只是不包括自然选择的进化，看来，每一物种的学习潜力都是由脑的构造和激素的连续分泌来决定的，因此最终是基因决定的。每种动物都“易于”学习一定的刺激，同时难于学习其他某些刺激，而对另一些刺激则处于中立。例如，成年大海鸥很快就学会识别自己刚孵出的小鸥，但从来不能识别自己产的卵，虽然这些卵同样可以通过视觉分辨，初生的小猫没有视力，只能爬行，完全不能自立。但是，为了生存，在一些细小的方面它必须有所作为，小猫生来就有高超的学习能力，仅用嗅觉，它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学会爬过一段不长的距离找到喂奶的母亲，借助于气味或触觉，它能记住路线，沿母亲肚皮爬向通往自己喜爱的奶头的路线；在实验室中，它能根据质地的细微差别很快把人工奶头分辨出来。
有人还发现了使人印象更深刻的例子，每年，蓝鵐从北美东部的产卵地迁徙到南美的越冬场所，与我们当地许多鸟类一样，它们也是夜间飞行，一飞离巢案，小鵐就已经有了辨别北极星和拱极星座的能力，它们很快自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它们辨别其他星座的能力却低。当家鸡饮水时，如在它们喙部施以微弱的电击，同时给以某种视觉刺激，如闪一下灯光，那么它们以后就会躲这种视觉刺激，但如果用同样方法施以听觉刺激，如卡嗒卡嗒的响声，它们却又不会躲避，如果将电击加在鸡脚上，同时伴以响声，情况就会跟上面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它们能够学习声音信号，却不会学习视觉信号了，这种对称性初看可能显得奇怪，实际上，这正是那些脑子很小的动物的生存规律，家鸡的程序可以用下面这个简单的公式概括：记住任何能看见的、对头有影响的东西，以及任何能听见的、对脚有影响的东西。
这就是说，动物本能的某些较为刻板的形式，可以将倾向性学习的特异形式用来作为基础。但是，人类的学习是否也是有倾向性的呢？我们所说的人类学习当然不是象鸟和无视力的小猫那样的机械反应形式。我们更愿意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意志力，我们就能学会任何东西；但是，限制仍然存在。必须承认，即使是对天才和专门的记忆专家来说，能够掌握的东西在数量和复杂性上都有着明显的限度，我们也承认，一个人在掌握某种智力技能方面可能比别的人容易得多，更有意思的是，儿童是按难以改变的程序获得技能和情感的，瑞士杰出的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用了毕生精力来描绘儿童较为纯粹的智力发展过程中常常令人吃惊的各个阶段，在复杂的有意识的运动、意义和因果概念、空间、时间，模仿和玩耍中，智力随着平行但又紧密联结的轨道发展。随着受反射支配的婴儿变成自我中心的、接着又变成好交际的儿童，现实的概念也逐步变化——从一心一意想搬动物体到发展成为对运动本身的独立思考；物体先是被看作一个个独特的实体，然后又被看作可借助视觉符号和名称进行分类的若干部分和群体，最初是接受生物学训练的皮亚杰认为，智力发展是先天遗传的程序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他把这一概念叫做“遗传认识论”并非巧合，对遗传的研究实际上打开了认识的大门。
约翰。鲍尔比在他的重要著作《依附》和《分离》两本书中，追溯到了情感纽带形成中可以比较的阶段，儿童用这种纽带在几个月时间内就围绕父母创造了一个复杂的社会性环境。语言心理学家已证明，儿童获得语言的时间非常准确和非常短，无法用简单的记忆加以说明，与此同时，劳伦斯。科尔伯格也证明了，儿童在道德规范的发展中，皮亚杰式的发展阶段也显得比较短促，把这些结果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人们一生中仅靠随意的学习过程无法造就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环境。
这就是说，人类的心灵并非是一块纯净的白板，在这上面经验可以线和点描绘出最复杂的图画，更准确的是，人类的心灵可以描绘成一部自主的决策机和警觉的环境扫瞄器，它首先接近某些类型而非其他类型的选择，然后先天地倾向于某些而不是其他的选择，并驱使身体按照灵活的时间表投入行动；正是根据这一时间表，每一个人自动地从婴儿逐渐走向老年，对过去选择的积累和记忆，对未来选择的考虑，以及对作出选择的感情的再体验，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精神。一个人在决策过程中表现的特点使他和其他人有了区别。但是，要遵循的规则很严格，使所有人作出的决策有着广泛的重叠，由此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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