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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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１９５４年，我上四年级。这年夏天，连降暴雨，汝河决口，村子全部被淹完了。老百姓都没啥吃的，在本地要饭不可能。朝北去十几里地有一片岗地没被水淹，我去了一个叫蔡湖的村子，当地一户人家没有男孩，就把我收下来当了义子。我二姐独自要饭去了……
我义父家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让我好好学种地，压根儿就不想让我读书。我听大爷说过：“念书人都没有一个正经货！”就因为当地有个人，读了点书，会写写牌位什么的，但他爱慕虚荣，游手好闲，把家里祖上传下来的２００亩地都快卖光了。
我的义父说你实在想读书你就去吧，看他们要不要你。我自己去了，回来告诉说学校要收１元钱学费。大爷说没上学就要钱，要钱就不上了我记得最后还是凑到了９角３分钱，学校说另外７分钱不要了，我从９月份割豆子时一直读到放寒假。
第二年春季开学，我就没能上学去，我想自己可能永远失学了……
这一生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为我的班主任王老师立个碑。为了动员义父让我上学，他先后４次来我家做工作，成了我们家最不受欢迎的人。有一次他是淋雨来的，身上的棉袄都在滴水。真不知道他是受当老师的责任心驱使，还是因为“爱才如命”，当时的情景我永生难忘。
我只能整天在野地里放牛，割草，转眼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统购统销工作队进驻我们村，义父背上２０多斤大麦到收购站去卖余粮，让我随他一起去。当时卖粮的人真是成群结队，偏偏收购站的会计不会打算盘。忽然听到有人说：“我的账算错了！”这句话像导火索一样在人群中传开了。
卖完粮已是正午，义父正急着回家，但一听到这样的话，他不由地停下了脚步。他是个连乘法口诀都背不囫囵的人，只好求助我这个多少读过几天书的儿子了。
我折了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起来……我惊奇地发现，果然也少付了两角钱。
因为信心不足，我还不敢把结果立即报告义父，怕他骂我无用。我颠过来倒过去地算了三四遍，这才咬咬牙说：少付我们两角钱哩。
他一转身就排进了长长的队伍，队伍里排的都是账算错了的人。烈日当空，义父光着黑亮的脊背，慢慢挪动，直到太阳偏西，他才把两角钱要回来。
在回家的路上，不善言辞的父亲嘀咕了几声，我听得出他很激动。最后，他几乎是用大彻大悟般的语气说了句：“还是上学有用！”
接着他看着我说：“今日晌午，你就是割一满箩筐草，也不值这两角钱啊——这两角钱我不花了，给你买瓶墨水，买支笔——回去问你们老师还要你不？”
父亲的话我字字听得真切，我一路小跑回了家。我重返校园，也从此没离开过校园，而且，我的儿女包括一个孙子都加入了老师队伍。有句话说：“知识改变命运。”最起码，我改变了自己家族的命运；如今我成了当地初中教师中惟一一位特级教师，这是对我所从事的事业，所作出的成绩的肯定，我坚信是知识使我改变了更多人的命运。
（记录：徐结怀）
第四卷为爱深深地感动
王宝玲，女，３７岁
安阳师范学院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２日
说起我们中文系的“尊老协会”，那可是有年头了。１９８４年３月，全国第一个关心下一代组织——“安阳市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成立，这在我们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年１０月，全国大学生中第一个以“尊老、助老、学老”为宗旨的群众性组织——“尊老协会”就在我们中文系宣告诞生了。我们中文系的一届届学子把“尊老、助老、学老”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作为协会里的老师，我为其中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深深地感动。
在活动中，同学们了解到，许多老红军、老干部戎马倥偬半生，他们很想写一写自己的革命经历，以激励后人。但因年事已高，眼花手颤，整理起文字材料来十分困难；有的老同志文化根底比较浅，整理出来的东西辞不达意。中文系的学生有写作特长，我们先后帮１００多位老同志整理回忆录数十万字，其中部分篇目由市关协编印成《献给红领巾的故事》出版。
在安阳军分区干休所里，有一位老红军叫吕文斗，他是市关工委名誉主任，从我们“尊协”一成立，他就担任校外辅导员。在多年的交往中，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记得有一年，他患肺癌住进医院，我们得知老人动手术需要输Ｂ型血时，就在全系２００多名同学中挨个儿进行血型登记。手术那天，七八个Ｂ型血的同学赶到医院。虽然后来没用上，吕老仍十分感动地说：“血虽然没有输进我的身体，但孩子们的精神却输到了我的心里边。”
去年暑假，我们组织了“尊老宣传服务队”，队里有一位同学叫赵强，家在浚县。他可是个“活宝”，说、学、逗、唱，样样都行，一个人就参与了４个节目的表演。那时候，他的母亲已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但他一直对大家隐瞒着，仍然坚持跟队员们一起排练，表演。只是到了晚上，悄悄地给家里挂个电话，询问母亲的病情，叮嘱妹妹好好照顾母亲，替他尽份孝心。７月１４日开始，队员们要返乡对老年人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早晨走的时候，队员们都劝赵强在家多陪母亲几天，７月２０日晚上的总结演出就不用参加了。可到了那天中午，他还是匆匆忙忙赶来了。见他眼圈都红了，几个女队员连忙借故躲了出去，可一出门，泪水却一下子夺眶而出。晚上，我们的演出非常成功。赵强还是像往常一样，节目表演得还是那么惟妙惟肖，逗得观众们捧腹大笑。
第二天一早，赵强便往家里赶。已经３天没进食的母亲见到儿子时非常欣慰，中午还打起精神让儿子喂着吃了点饭。可谁能料到，当天下午，他母亲病情恶化，竟撒手去了……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我非常痛心。２３日下葬那天，我委托几名队员赶到他家里吊唁。赵强守在母亲的灵前，说：“我妈知道我做的是尊老、敬老的事儿，她理解我。”多好的学生，多好的家长啊。作为老师，我为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
不知不觉中，我做这项工作已近１０年了，从中我也更加理解了老人的内心世界，懂得了该如何去孝敬长辈。就我的家庭来说，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很孤独，我们做子女的工作忙，不能尽心尽力地照顾父亲。后来，我和两个哥哥张罗着给父亲找了个老伴儿。“尊协”的活动通常安排在节假日，我没时间料理家务，丈夫就主动替我分担。孩子丢在家不放心，我就带上他一起去参加活动。去年下乡活动期间，我儿子做了随队小演员，还自编自演了敬老歌《摘草莓》。我没工夫照看他，他瞌睡了就找了个饮料瓶当枕头倒在席子上睡了。看着孩子的可怜样儿，我的心里一阵愧疚。我想，如果没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也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尊协”工作。
（记录：陈伟民）
第四卷建校是我的福分
耿照国，男，５６岁
淅川县厚坡镇四中学区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９月５日
这里的老人们常说：为人一辈子不盖房，不买地，是前辈子的造化，是福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上辈留下了房子和地，他可以坐享其成，这就是福分。我恰恰不是享有这种福分的人。从开始在自己家里办耕读班到办村小，从盖土坯房到集资盖砖瓦房，每当回忆起这几次盖房办学的情景，我都感慨万千。
１９６４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许多人家孩子上不起学，我把村里辍学在家的１２个孩子组织起来，挂起一块小黑板，办起了耕读班。由于家里条件苦，孩子们都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孩子们的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有十五六岁，最小的只有七八岁，原来都在一起上课，后来分成了两级复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屋里挤进了３８人。在我的要求下，当时的大队干部用１７０元买下了两间破房。两年后，大队研究决定，将这两间房扒掉，再添点料，在另一个地方盖三间房，并由我具体操办。我每天早晨４点半起床，要跑遍９个生产队的１８户人家喊人上工。他们都很积极，一喊就起，随叫随到。每个生产队兑的和泥用的麦糠，我也得一背篓一背篓地从一个个生产队的仓库里往回背。没盖过房的人可能没有体会，真是大工上了架，小工忙不下，我什么都得想，什么都得干，跑烂了好多双鞋。
１９７０年，随着生源的进一步扩大，小王营村小学生增加到１００多人，发展到４个年级。这时，教室又不够了。大队经研究决定在村外建一所学校，并抽两名干部和我作为建校的负责人。我住得最近，因此征料、组织施工、工地看护等任务大都由我来承担。在建校的４个月里，我家成了“后勤部“，６０多岁的母亲和已有两个孩子的妻子做饭，烧水，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妻子还和我一起冒雨盖坯，排水。５月２０日，１９间土坯房全部竣工了。过去用葵花秆作骨架，麦糠泥糊出来的桌子与这些教室极不相称，我带领师生下河捞沙石，暑假期间和６个教师一道，自己动手，铸出近百块水泥桌面，学生从此告别了泥台子。
１９８２年，我参加了南阳地区在南召县召开的普及小学教育现场会。这时，１０多年前建的校舍墙体已出现问题了，在会后回家的途中，当时的县教育局局长贾春祥说，你那里普及小学教育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是校舍太破旧了，你回去就发动发动，把办学条件改善一下。局长的嘱托，成了我心中的头等大事。
这次扒掉原有的土坯房，盖起了３排３３间标准化砖瓦房。由于村委工作不力，资金筹措等问题没有专人来负责，只好由我替他们造计划，筹资金。通往农田路旁有多少棵树，能采多少根檩条，能出多少根椽子，需多少个工时，如何分配到村组，都是我“战前“计划的内容。为动员群众支持建校，我组织召开党员、团员会，走访有抵触情绪的农户，以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为扩大资金来源，我拟了信件，向本村在外工作人员致信，组织捐款活动，也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钱多少不一，但大家的心情都一样。３个月后，小王营村小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３０多间砖瓦房整齐排列，校门和院墙被整修一新，硬化了路面，花池里栽上了多种花木，数百棵常青树亭亭玉立。全校６个班的３１５名学生和１０名教师开始使用宽敞明亮的教室。
全县曾多次在小王营村小组织召开集资建校现场会，一时间，小王营出了名，我似乎也成了名人。
回忆那难忘的岁月，我对去世的妻子感念不忘，是她，一个质朴、善良的农村妇女，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承担了全部农活和家务，以至于积劳成疾。一切都来之不易啊！
（记录：侯薇）
第四卷“穷代课”，我不辱“师”命
袁孝峰，男，２６岁
洛宁县兴华乡瓦庙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５日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伢子。考初中时我脚受伤停课一个多月，是父亲背进考场的，但仍以好成绩考入乡中。三年初中，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毕业后顺利考入洛宁县一高。然而，就在我要展翅高飞时，母亲因病去世了。迫于生计，我只好在本村小学开始了我的“代课”生涯，那年我才１６岁。
１６岁的毛孩子当教师，学生家长都不放心。有人看不起地称我为“穷代课的”，还说娃们跟着我不会有啥出息，一些学生为这转了学。我一人一校，教着仅有８名学生的四级复式班，暗自下决心，一定要争口气。于是，我这个“穷代课的”，吃住全在学校，讲课精益求精，课后耐心辅导。一年后，我在考试评比中一炮打响，学生人数从此又多了起来。自己的劳动得到了承认与尊重，更激发了我的热情和干劲。之后连续５年，教学成绩像芝麻开花——节节高。虽然每月只有５０元的工资，我却心满意足，逐渐迷上了教育这一行，并希望自己能早一天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教师。
１９９６年春，国务院《教师资格条例》出台。同行们纷纷劝我：“就凭你的业绩，要是进修学习，拿个文凭，对自己，对学校都有好处。”刚好县教师进修学校招生条件放宽，我为弥补没能上高中和大学的遗憾，便考入这个学校深造。
谁都知道上学是需要一笔费用的。为维持学业，每逢假期，我都到矿山打工挣钱。同班学员中有民办教师，也有公办教师，有踏踏实实学习的，也有混文凭的，我这个一文不名的山伢子曾受到个别“聪明人”的挖苦：“穷代课的进啥修……”我咬紧牙，下决心要在学业上出人头地！我明白，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么的不易，我只有百倍地用功，才不愧对同样是代课老师的父亲，不愧对辛辛苦苦挣来的学费。１９９７年元旦，学校组织征文比赛，我的文章被评为全校一等奖，后来便试着向报刊投稿，也常常会发表。两年进修，每次学校举行演讲、征文比赛，我总是榜上有名，连来自城里的学员们也开始对咱山里娃刮目相看了。
１９９８年毕业后，我被聘到兴华乡中，每月１００元工资。虽然吃的仍很简单，穿的还是学生装，但我想到自己毕竟教的是初中，不管怎么说也是高了一级。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又参加了自学考试。
前年，我们村小学校长调走了，村委叫我回去。看看村干部熟悉的脸，想想养育我的父老乡亲，我又回到了村里。乡教办任命我为这所山区小学校长。全校有４个复式班，７名教师中又多是女同志，所以伙房、寝室，大小事都得我操心。校长、教务、任课教师，我常常忙得焦头烂额，但又必须细心，周全，这账目，那表册，一点都不能含糊。乡教办到瓦庙小学这段足有１０公里不能通车的山路，我不知跑过多少趟，顶日晒，冒风雪，更不用说。我的散文《苦辣酸甜小校长》在一家报刊上发表，还引起了轰动。在教学效果上，去年中考全乡评比我校名列前茅，我深深感到心血没有白费。苦辣酸甜，又是一年多，可每月还是挣８０元的代课工资，家里仍然一贫如洗。我清楚自己的处境，我的未婚妻也是计划外代课教师，我不知道今后会是什么样子，但只要干一天教育我就要忠于职守，尽心尽力。做一天“穷代课的”，我就要不辱“师”命。我希望《教师资格条例》的实施，能为我们这些致力于山区教育又被打入另册的代课教师带来些什么，让我们能更加专心地投入到痴爱的事业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