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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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活艰苦，营养很差，左眼视网膜剥离加重。1944年冬天，陈寅恪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最近跌了一跤，唯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说不定会瞎。”事过不久，在1945年春天的一个早上，陈寅恪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唯一可以依靠的左眼忽然看不到东西了，随后住进成都燕大校址对面的存仁
医院，进行治疗，住在三楼73室。陈寅恪平日食量极少，主食但吃面包一二片，副食亦仅啖瘦肉一二片而已。既病，食量大减，靠打针和服维生素B来补充营养。须知当时打一针的费用昂贵，维生素B价格亦不菲，而且不容易购得。唐筼为买一药，四处奔波，实在是煞费苦心，尽力支撑。虽然偶尔亲戚好友解囊相助，也只是应付一时，而长年累月，膳食药费，开支日益紧张，艰辛备尝。陈寅恪住院期间，虽然辍讲，但是他还是热情地欢迎大家与他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他带的研究生经常就病榻前请益。此外，国内外学者途经成都时候，亦必躬谒面教，质疑问难者颇不乏人。对来访者提出之问题，不论用英、德、法语还是汉语，陈寅恪多先闭目沉思，然后作答，纵使答话只有只言片语，也是深入辟里，给人启发，令人信服。①
是年12月18日，存仁医院大夫对陈寅恪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前后，燕京大学老师同学们非常关心，很多同学轮流照顾，但身体、生活条件太差，加上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手术后仍旧没有恢复视力。反而为他日后赴英治疗留下了隐患，因为这次手术导致视网膜皱在一起，到英国医治，也没有办法弄平。人言时势造英雄，但那样的时势却在一步步地扼杀贤才，时代的苍凉带来多少无奈的伤悲。
1945年的除夕，陈寅恪从存仁医院回家，外面的爆竹声声更加衬托出了陈寅恪内心的伤痛与对眼睛不愈前途未卜的忧心。作为一名学者，从事学问研究，不能用眼睛读书，前路何去何从，心中的苦闷只有在诗中去寻求一种发泄和寄托：
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
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北望幽燕骨待归。
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
以书为生的学者，双目失明，著述立作的理想难续，牛津讲学的意愿化为乌有，身边的妻子女儿如何照顾，老父的遗骨待葬，恨愁交加，对人生多舛的无限感叹溢于诗表。一年之计在于春，可是这年的春天，陈寅恪的眼睛变坏，春天的大好时光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欣赏，一年的所有计划都在不可意料中被打击得凌乱不堪。以往美丽的东西也不再可以用眼睛来细细地审视了，化作了回忆，只能努力用心来寻找那份原来属于自己的美丽。没有春天可见，独自对着繁枝茂叶怆神，在病中，往往倍添思念先人故居的感情，这个时候，陈寅恪内心的悲凉和无奈无以言表。
1945年5月17日，是陈寅恪56岁生日，悲恨交集，内心痛苦之情可由他所作的三绝察知：
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通。
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
鬼乡人世两伤情，万古书虫有叹声。
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
女痴妻病自堪怜，况更流离历岁年。
愿得时清目复朗，扶携同泛峡江船。
陈寅恪哀感自己的人生不幸遭遇的时候，仍然不忘记国事。1943年冬，刚到达成都的时候，深刻感到太平盛世难以见到，胜利的日子不知道何时到来，难以让百姓过上平静祥和的生活。那时的日寇在中国的侵略气焰仍然嚣张，兵尘漫漫，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1945年，盟军攻陷德国柏林，胜利的曙光姗姗来迟，倭寇已经穷蹙，迎来了“破碎山河迎胜利”之感。中国的抗日胜利，更是喜不自胜，国耻家恨经历了艰难曲折，伤痛累累的八年后终于有了个完满的句号。陈寅恪作了《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这首诗虽然读来简单平易，却是寄意深远，饱含胜利到来时复杂的喜悲交织的深情。其中，陈寅恪所引杜甫、陆游的典故妥帖确切。内心复杂的感情以一种婉转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历经磨难终于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历史性的再次感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情境。欢庆胜利的时候，不觉想起这近十年来的辗转艰辛，情何以堪，于是喜极而泣，这种复杂的感情，又掺杂进了对国家的前途，对自己的命运的忧虑，心情不禁转喜成悲。
虽然眼睛病情不断加重，生活也日益窘迫，但陈寅恪仍然没有放下他钟爱的学术研究。1945年陈寅恪动手术无效后，出院回家。此后不久，石泉开始兼任他的助手，每天上午到陈寅恪家中，首先是念报。陈寅恪听得很认真，往往还插几句精辟的评论。读报之后，经常要问：外面有何消息？特别注意当时的学生民主运动。读报之余，石泉还经常为陈寅恪做一些查阅材料、校对文稿、代拟代写信件等工作。所有这些都要全文读一遍给陈寅恪听，陈寅恪的记忆力特别好，听一遍后，事隔多日还能记得，往往联系前后诸事，提出见解和要求。照办之后，再读给陈寅恪听，直到满意为止。①
斯时斯地的苦与难，反而更加激发起了投入学术的热忱，凭借顽强的毅力，陈寅恪这段时期依然有不俗的成绩。1944年到1945年陈寅恪先生的著述有：《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长恨歌笺证》、《元微之悼亡诗笺证稿》、《白乐天之先祖及后世》、《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白香山琵琶行笺证》、《元微之古体乐府笺证》、《读吴起昌撰梁启超传书后》等文。
陈寅恪做学问并不主张“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方式。陈寅恪曾经谈到当时的学生运动，他说：“我班上的好学生大都是共产党。我怎么知道的呢？抗战前那一两年，上我的课的学生中有些人学得很好。后来有一天我去上课，他们忽然都不见了，我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因为
国民党要抓他们，都躲起来了。我由此感到共产党将要成功，因为好学生都到那里去了。”在二次大战后期，盟军方面曾经酝酿着要定日本天皇为战犯。陈寅恪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说：“这事绝对做不得。日本军人效忠天皇，视之为神。如果我们处置天皇，日本军人将拼死抗争，盟军则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才能最后胜利。如果保留天皇，由他下令议和，日本军人虽然反对，也不敢违抗，就会跑到皇宫门前切腹自杀。这样，盟军付出的代价就会小得多，而且日本投降也会较容易。因此，希望盟军不要做那样的蠢事。”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陈寅恪的意料。①陈寅恪一贯注意观察世界潮流，关心祖国的前途，有强烈的正义感，看问题客观、敏锐，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正是这种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督促着陈寅恪在教书和治学的路上抛开艰难险阻，一步步坚实的走了过来。
关于治学与政治的关系，陈寅恪先生有言：“古今中外，哪里有做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做学问。因为做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据王钟翰先生记载陈寅恪先生一事，当时蒋介石喜欢以唐太宗李世民自比，他听说陈寅恪为当代海内外隋唐史名家，曾托人以重金请先生写一部唐太宗传。陈寅恪当时患病，生活十分艰辛，得到这笔钱无疑会解决燃眉之急，但对奉命写书的事情，陈寅恪毅然拒绝。此事十分清楚地说明，陈寅恪先生是言传身教相一致的最好典范。②
陈寅恪治学态度十分谨严，既有开拓性的学术眼光与气魄，又有深邃敏锐的洞察力，他善于从极普通的史料中挖掘出自己的东西来，发现一些新问题。陈寅恪的考证极精，但又绝非烦琐考证，所考问题，都是小中见大，牵涉到重大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陈寅恪常说，他最欣赏法国学者写文章的风格，证据够用了，就不多举了，不多罗嗦。英国人的文章也不错。他最厌烦繁复冗长、堆砌材料的文章。陈寅恪掌握的史料虽然极丰富，但为文绝不广征博引以自炫，而只引用最必要的材料，因此行文十分简洁。他的治学态度、眼光与方法，从多方面启迪、教育了后来人。
五、黑色岁月，真情永驻（1）
目疾加重
陈寅恪在中年双目相继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对于终身以读书、教学、研究学问为己任的陈寅恪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难以体会的。他的孩子那时虽然年龄尚幼，但已能理解父母内心的悲楚，能感知到那个时候全家都笼罩在忧郁的气氛之中。关于陈寅恪失明的记载，她们在回忆短文中分别有载。
陈寅恪自幼秉性好静，嗜阅读，常深思，不喜户外游戏。因为出生在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家中藏书丰富，自五六岁入家塾启蒙后即嗜好读书。毫无疑问，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好读书这一点成就了后来的陈寅恪。
先贤老子早就给人们讲过了福祸相倚伏的道理，《易经》也早就给我们提供过否极泰来的成语，爱读书这一点对于陈寅恪来说其实也有它不好的一面。这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约略提到。
陈寅恪读书极勤，早年读书用眼过度，长期伏案写作，加之岁月艰辛身体劳损，致使目力严重受损；由于好学和勤奋，陈寅恪的眼睛过早成了高度的近视。在国外的多年求学生涯中，他嗜读不倦，不图虚名，不拿学位看重知识，不为学历而读书，为知识而读书。用功颇勤，经常废寝忘食地扎于书堆之中，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其乐无穷，并且掌握了阅读十多种语言的能力，通晓十多种文字。年轻的陈寅恪将有限的青春全部寄托于迷人的知识殿堂里，加上国外求学，花费高，资金来源不充足，虽然一同在国外求学的朋友会互相帮助，但是异国他乡，求学的路程都是极其艰辛的。处在13岁时候，正值少年生长发育旺盛，也是眼球长轴发育趋向稳定之际，陈寅恪在这个年龄即东渡日本求学，他曾经谈到昔日伙食非常差，每日上学所带便当只有点咸萝卜佐餐，偶尔有块既生又腥的鱼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即便如此，陈寅恪在异乡仍苦读不辍，以致营养不良，引发“脚气病”，不得已返国。后来再度出国留学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可以多学点东西，他经常带着点面包作午饭，这样在图书馆里一呆就是一整天，学到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可一定程度上，身体营养长期跟不上，身体也在变得虚弱起来。他逃难离开北京的时候，右眼视网膜已经出现剥离的现象，若能够及时到达英国，眼疾当可以医治得到痊愈，不会导致失明。但是战乱生活困顿，没有及时赶到英国治疗，导致目疾进一步加重。①
陈寅恪的眼睛过早成了高度近视，由是鼻梁上总离不开眼镜，抗日战争爆发前在清华园里，无论是夹着布包袱上课堂或回家伏案工作，以及生活起居都离不开它。陈寅恪的眼睛近视缘由是否有遗传因素，很难考察出来。因为散原老人80高龄后仍能阅读，陈寅恪的母亲也没有视力不佳之闻。最重要的原因应和环境因素、陈寅恪孩童时就开始长期近距离用眼，加上光照严重不足等有密切关系。
回到国内，陈寅恪任职清华国学院，这对于陈寅恪而言是一个研究学问的黄金时期，在“教书匠”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地教导着求知若渴的学子们。在授课之余，利用点滴时间，夜以继日地从事着自己钟爱的学术研究事业，在这稳定安静的十年里，也是陈寅恪著述最丰盛的十年，这么多著作的出世，自然包含了陈寅恪的全部心血，是在油灯下、铅字中遨游数年的硕果，著作中的每一句、每一字，都包含辛酸的汗水，长期的超负荷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无影无形中加重了陈寅恪本已高度近视的眼睛的疲劳，直至演变成让人遗憾和辛酸的难以治愈的病痛。
时局多难，万事无常，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旷世灾难拉开序幕。那个时候陈寅恪刚满47岁。不久日军攻占了北平，陈寅恪父亲散原老人怀着对祖国深深的感情，憎恨日寇，感慨国运，忧虑国难，生病后毅然拒绝服药，甚至以拒食相抵抗，最终于9月14日在愤懑中带着无尽的遗憾与当时那个纷乱动荡的社会长辞，享年85岁，此为陈家最重大的变故。经历了父亲临终前后的这段日子，对陈寅恪的影响和打击是巨大的，为父亲拒食抗日不幸辞世的伤痛和震撼、为时局如此不堪的忧虑和苦闷、为日寇入侵带来苦难的憎恨和愤怒，如此种种，错综交织，如针刺一般，根根深深再度刺痛早已身心俱伤的寅恪的心。经历了如此大的家庭、国家的变故，还有身边的妻子孩子需要自己的照顾，身上的责任感一时间也变得沉重起来，在这些苦痛与压力的双重打击中，陈寅恪的身体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远比学术研究的困难和坎坷严重和残酷得多。加上以往眼睛的过度劳累，这个时候陈寅恪的右眼视力已经开始急剧下降，渐渐的右眼失去了视力。
那时陈寅恪的兄弟均在南方，交通阻隔，奔丧来不及赶回，陈寅恪是当时家中唯一的儿子，先行主持丧事。国事、家事令他心情十分沉重；又极劳累，亲友来吊唁时家属均一一还礼，叩首或鞠躬，频繁弯腰、低头，以后方知，此类姿势对高度近视者极不相宜，可能诱发视网膜脱离。可能正是这诸多因素促使陈寅恪在父亲治丧期间右眼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到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决定是否施行手术，对陈寅恪夫妇是一次严峻的选择。陈寅恪一度住进同仁医院眼科病房，他不仅向医生询问有关病情，手术前后事宜及成功或失败的预测等，还向病友及病房工友探询。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身负国耻家仇的陈寅恪想到绝不能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
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经受住打击，以在沦陷区教书、任职为耻，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悄然离开京城。虽然当时他的右眼视力已经开始急剧下降，仍携全家辗转南渡逃难。当年，陈美延刚出生，陈流求八岁。陈寅恪夫妇经过反复商量，他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很慎重和认真的，同时也是极艰难的，因为当时的陈寅恪对于身体健康而言是极需要这样一个及时的手术的。但是最后，他们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此时陈寅恪四兄弟均已抵达，共议散原老人的身后事，在父亲逝世后刚满“七七”尚未出殡时，陈寅恪考虑当时局势隐瞒了教授身份，于1937年11月3日，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历经逃难的各种艰辛，才到达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