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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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沾沾自喜”的解释。“文革”发生后陈寅恪的交待材料中对自己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中受到的冲击有如此的说明：“一九五八年，全国有厚今薄古运动。我当时也受到批判。我便不再上课。但仍旧作文。”再结合吴宓“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的话综合来看，我们说，在陈寅恪，能够以残病之身坚持进行学术创作这实在是一种值得庆幸和珍视的快乐。这应该是老友吴宓用“乐其所乐”来界定陈寅恪生活的首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1961年陈寅恪复刘祖霞信有“弟双目失明已十六年现居中山大学，聊以著述自娱，殊不足为外人道也”之言，1957年诗作也有“年来除从事著述外稍以小说词曲遣日”的话，所谓“自娱”“遣日”之说，虽非完全的实话实说，却也不是道地的向空虚谈，我们认为对于双目失明壮志难申的陈寅恪来说，一定程度上著述确实是他挥洒才学、托寄胸臆的遣日自娱之事。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话是有所中的的。“不足为外人道”一句说明，陈寅恪把自己生命的真精神雪藏在了自家的桃花园里，自由自在，舒展翱翔，不为外事所制，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学问的世界里，他仍是我们自由自在的王子”的。
当然，正如“年来除从事著述外稍以小说词曲遣日”一语所展示，著述并非陈寅恪“乐其所乐”的全部根据。词曲小说之类悦耳之事在此间陈寅恪的生命中仍旧占据着极为绚烂的一角。仅从诗作来看，期间有关听戏之事的就有《戊戌六月廿九日听南昌市剧团李今芳演玉堂春戏题三绝句》（1958）、《戊戌中秋夕首创初愈入城重听新谷莺望江亭》（1958）、《戊戌孟冬望日北秀湖观菊并赏春兰戏以易安居士词句分列诗句中亦试帖之变体也》（1958）、《春尽病起宴广州京剧团并听新谷莺演望江亭所演与张君秋微不同也七律三首》（1959年4月）、《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沉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一律》（1959）、《庚子春张君秋来广州演状元媒新剧时有人于台前摄影戏作一绝》（1960年春）、《又别作一首》（1960）、《庚子春日听广州京剧团演新排西厢记悲剧新谷莺饰莺莺孙艳琴饰红娘戏作一律寅恪昔年尝撰读莺莺传论文故诗语及之》（1960）、《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夕广州京剧团新谷莺诸君来中山大学清唱追感六年前旧事仍赋七绝三首以纪之》（1962年3月末）等数首。
结合此前的文字可知，1957到1960的连续四年间，尽管后来的1959、1960两年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但陈寅恪基本上每年都还能过上几把正儿八经的戏瘾。当时来看，这样的岁月对于任何一位古稀老人来说，大约都称得上相当地熨帖，陈寅恪也是如此，更何况他久已失明，耳朵早已经取代双目成为他收获精神享受的最为主要的手段。所以，每次享受后他都会纪之以诗。
1959年3月15日下午，广州京剧团的傅祥麟、李文秀、新谷莺、孙艳琴、胡芝风、何英华等六位演员上门看望陈寅恪。上文提到的诗名已经让我们非常清楚，陈寅恪特别爱听新谷莺的戏，陆键东分析“除了陈寅恪挚爱的夫人唐筼，一个人在七、八年间连续成为陈寅恪诗篇中的主要‘诉情对像’，新谷莺是唯一一人”。后不久陈寅恪写下了《春尽病起》三首七律。分别作：
兼旬病过杜鹃花，强起犹能迎客车。
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烛尚无家。
关心曲艺休嫌晚，置酒园林仅足夸。
世态万端同是戏，何妨南国异京华。
江郊小阁倚清寒，新换春妆已着禅。
青镜铅华初未改，白头哀乐总相干。
十年鲑菜餐能饱，三月莺花酒尽欢。
留取他时作谈助，莫将清兴等闲看。
葵羹桂醑足风流，春雨初晴转似秋。
桑下无情三宿了，草间有命几时休。
早来未负苍生望，老去应逃死后羞。
传与朋侪同一笑，海南更胜海西游。
尽管“须久久细读，方可尽得寅恪诗中之意”，兼之事成陈迹详情难考，但值得高兴的是，陈寅恪还是为浅陋的我们留下了明显易懂的信息，令后来者粗读之下便可从三首诗中捕捉到一些明显的信息借以部分地还原当时的情形。大约1959年的春天，陈寅恪又大病了一次，一直到杜鹃花都开谢了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说“兼旬病过杜鹃花，强起犹能迎客车”）。不过，新谷莺等人的到来，让他觉得甚为快意，夫妇二人置酒设宴对剧团一行进行了热情款待，葵子羹桂花酒之类，在1959年当口也算可以的了，无怪陈寅恪缀上了“足风流”的字样。新谷莺的唱法和当年陈寅恪在北京听的张君秋版《望江亭》总还是有那么一些不同，但此亦无他，人世间的万端世事说起来其实都是戏，新、张同曲异趣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不知不觉间，陈寅恪夫妇流寓广州已有十年，剧团演员难免提到了二老十年来在广州的生活，七嘴八舌间，陈寅恪抑或唐筼就说刚来的时候还好，无奈这么多年有风有雨的，头发也见白了，人也老了，幸好十年来的生活还是相当不错，杜甫（有“自愧无鲑菜，空烦卸马鞍”句，见《王竟携酒高亦同过》）和陆游（有“粗餐岂复须鲑菜，蓬户何曾设扊扅”句，见《北窗即事》之二）当年吃不上的鱼菜在我还是不成问题，想吃就可以吃到。聊到1949年自己留在大陆的人生选择，陈寅恪说不管怎么说人还是应该狐死首丘，跑到海外老都不能老在故国，就太过不好了，再者，我一生尊崇气节，留下来更能够见出学问人的傲骨和不屈，人不能临老了降志变节等死了还遭后人的唾骂。①
总的来看，虽然陈寅恪身体欠佳，但1959年的春天无疑是顺心而愉悦的。这和剧团成员到来自然有关，不过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及。那就是周扬的来访。当时的周扬正任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对1958年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学术大批判，周在当年1月20日的报告中宣称：“前几年出了一个李希凡，主席很高兴，去年出了许多个李希凡，而且比李希凡还要高明。一个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现在许多个李希凡，批判许多个俞平伯，年轻人起来，使人看出希望，这是好事情，使人高兴。”3月在广州作报告又说：“学生们敢于批判先生，表现了很大勇气。这是件大事情，成就很大。所谓成就很大，倒不在于批判的每个具体成果，而在于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他们反对‘厚古薄今’，都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作为当时管宣传的领导，当时有这样的言论可以说再正常不过了。可陈寅恪显然不这样认为。这也就决定了两人的会面不见得会如窗外的春天一样暖意融融。周扬回忆：“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
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后。一九五九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一九五八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②陈寅恪自然知道周扬的位置，也恰是因此，他才借机使劲地吐了吐胸中的不快，指出有些事情，特别是涉及知识分子的事情。大约也是周的话激怒了陈寅恪，才遭到了后者的痛斥。据陈序经言，“人民政府先后派王海А⒄率祟取⒊乱愕壤醇扒胍凭┚幼。〔淮樱彝闯庵苎铮ㄖ茉谛∽樘富爸校栽穑讲挥づ∠壬圃疲雹佟�20年后的周扬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建国后十七年中，我们党对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文艺思想，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这是出于当时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这些批判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也发生了一些错误和偏差，主要是在思想和文艺问题上，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实践证明，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对待文艺思想认识问题，采取这种方式常常是有害的。因为这种方式是靠声势，靠压服，而不是靠讲理，靠说服。”②
夏天的时候，7月26日，陈寅恪让唐筼将《春尽病起》三律连同1957年所作《答王啸苏君》三绝精笺工楷抄录，而后以航空挂号信的方式寄去给吴宓。其后不久，8月中旬的时候，陈寅恪又进城听了一回桂剧。9月份的一个风雨之夜，牵挂陈寅恪的老友吴宓写下了三首绝句，总题《寄答陈寅恪兄用寅恪兄韵》：
回思真有泪如泉，戊戌重来六十年。
文化神州何所系，观堂而后信公贤。
过眼沧桑记梦痕，名贤遗老几人存。
况闻新圃锄非种，雨打梨花紧闭门。
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
东山师友坟安否，文教中华付逝流。
“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几十年相交的老友对陈寅恪非常地挂念，仍希望能“粤海续前游”，来广州看他一次。事实上在寄信给吴宓以后不久，8月中旬的时候，陈寅恪还跑到城里听了回广西桂剧艺术团在东乐戏院公演的《桃花扇》，事后写了《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沉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一律》，而后1960年的1月26日的时候又一次抄寄吴宓。其后又过了一年，吴宓毅然赴穗，“粤海续前游”从文字的渴望演变成了生活中的现实。
这一年的暑假，一年多来都未能遂愿的吴宓在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政治空气也相对宽松的背景下，终于决定去广州看望阔别多年的老友。7月30日那天下午，吴宓长函一封寄陈寅恪，复其1960年1月26日诗函，述一年来自己的情况，并告其很快就要去广州。五天后（8月4日）收到信件的陈寅恪当天下午即回信吴宓，对来穗的注意事项作了详详细细的交待，包括坐什么样的火车，哪路公交，如何下榻用膳等等，极尽周详和细致。四天后，陈寅恪又修书一封给时任教武大的刘永济：
弘度兄左右：久未笺候，甚歉。数月前闻唐长孺君言……前日接吴雨僧兄函云，日内先到汉访兄，再来广州。请转告雨兄，在汉上火车前二、三日用电报（因郊区电报甚慢）告知何日何时乘第几次车到穗。当命次女小彭（或他友人）以小汽车往东站（即广九站）迎接。因中大即岭南旧址，远在郊外，颇为不便。到校可住中大招待所。用膳可在本校高级膳堂。小女在成都时年十余岁，雨兄现在恐难辨认，故请在出站闸门处稍候，至要。专此敬请
暑安
弟寅恪敬启
六一年八月八日
雨僧兄均此。来电请写“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陈寅恪”，以免延误。
这一年陈寅恪已经古稀又二，吴宓也已年近七十。对于老友的远道来访，陈寅恪非常地重视。
8月29日，居汉四天的吴宓搭上南下的火车奔赴广州。30日下午，车入广东，但因为夏天水大，铁路多处被淹，路况很差，导致火车走走停停，跑得并不顺畅。一直到晚上11点半，好不容易到了广州站。陈寅恪的两个女儿小彭、美延（从复旦毕业，当天上午刚从上海回广州）以及小彭的夫婿林启汉已经在车站月台相候了。中大的小汽车载了他们迅速回校，直奔东南区一号陈宅。夜已过半，热盼老友来聚的陈寅恪依旧没睡。吴宓这样描述着多年没见的老友：“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八）。然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毕竟是12年不见！故友重逢，久违的喜悦又一次盛开在了暮年陈寅恪的“老脸”上。大约12点半的时候，小彭拿电筒把吴宓送去招待所。
从第二天的31号算起，到下月4号早晨离穗，吴宓在广州共呆了四天。
四天里，陈寅恪夫妇竭尽所能地对吴宓进行了盛情招待。31日上下午吴宓在陈宅“进牛乳、咖啡及果酱面包、饼干等”，回招待所晚饭，唐筼还叫人送了一碗炖鸡，另加红薯和卤鸡蛋一枚；第二天晚上中山大学在墨石屋招待所替陈寅恪夫妇设宴款待吴宓，陪席有冼玉清、刘节夫妇及梁宗岱夫人甘少苏；3日早晨，吴宓被陈序经邀去早餐，中午唐筼设家宴“鸡鱼等肴馔甚丰”，“晚6：30在陈宅晚饭，肴馔丰美”。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心灵的交流与碰撞。平日里极其谨慎小心的陈寅恪面对久别来候的老友，再也无须临渊履薄、遮遮掩掩，他痛痛快快地和吴宓进行了几次透心的交谈，把自己多年来的情状、行止、理想、思路、心志等等和盘托出让久别的老友认真地观察、端详、审视乃至是吸纳和攫取。9月1日的日记中吴宓写道：
9：00（小雨）至陈宅：读《乾坤衍》；寅恪兄（微不适）9：40出（进牛乳咖啡），谈述：（1）归玄奘骨灰及印度赠我国象，二事寅恪实首倡之（众莫敢言），政府卒行之而莫详所出；（2）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若印尼、印度、埃及之所行，不失为计之所得者。反是，则他人之奴仆耳。——寅恪论韩愈辟佛，实取其保卫中国固有之社会制度，其所辟者印度佛教之“出家”生活耳。若翁之《乾坤衍》犹未免比附阿时，无异康有为之说孔子托古改制以赞戊戌维新耳；（3）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心爱陈子龙，即其嫁牧翁，亦终始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赞助光复之活动，不仅其才之高、学之博，足以压倒时辈也，又及卞王京、陈圆圆等与柳之关系，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
我们必须得感谢吴宓先生，他的日记里所保留的这些极可宝贵的材料，为我们认识陈寅恪的心灵世界进而理解其语默静止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20世纪80年代许冠三撰写《新史学九十年》的时候显然没能看到这些资料，其论陈寅恪一章结尾处所谓“《论唐高祖称臣》的‘卒彰显其志’书法，似为嘉许政府在1950年春对苏的强硬立场，不然又何须点明‘初虽效之，终能反之’，而又连说：‘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的行文，实在有引人深思，导人衰衰解陈寅恪的嫌疑。可如果当时许先生获读了吴宓先生日记中陈寅恪始终坚信必先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和文化的观点，大约就不会如此武断了。真实的情况是，陈寅恪的史学并非所谓的影射史学，它们影射出的都是陈寅恪自己坚卓不屈的信仰世界。
还是说吴宓。他从很早就喜欢抄读和搜集陈寅恪的诗作。9月3日，起身离穗的最后一天，吴宓又笔录得陈寅恪近年来的诗作八篇十首。当天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