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问对-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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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阮逸＇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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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唐太宗与李靖问对》简称《唐李问对》或《李靖问对》。也有更简称《问对》的。传说是唐代名将李靖所著。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只著录有《李靖六军镜》三卷，而没有《唐李问对》。后经宋人何远、陈师道、邹博、吴鲁等人考证，认为此书是宋人阮逸所撰。何远在《春渚纪闻》中曾提到，据苏轼说《李卫公问对》为阮逸所著，其草稿曾送与苏恂看过。此外，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声的《书录题解》、胡应麟的《四部正伪》、汪宗沂的《卫公兵法辑本序》、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书，也都对此书作了辨伪的论证。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却疑此书为宋熙宁年间所辑录的《卫公兵法》。但细察《问对》的内容，却很少与《通典》中《卫公兵法》佚文有相似之处。另外也有人认为《问对》就是李靖原著，但也未能提出有力的证据。
　　阮逸，宋代建阳人，字天隐，宋仁宗天圣（公元1023…1031年）进士，景佑（公元1034…1037年）初任杭州知州。通音律，康定（公元1040…1041年）年间，上《钟律制议》并图三卷。皇佑（公元1049…1053年）中，更铸太常钟磬，上召逸与近臣太常议密阁，遂典乐事，迁屯田员外郎。著有《阮逸野言》一卷，《宋史·艺文志》将其列入兵书类。此外还著有《易签》、《王制井田图》等书。
　　《问对》即属假托，阮逸虽非名将，都无损于该书的军事学术价值。相反，该书自问世以来，曾得到不少的赞誉，在军事学术领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神宗在临熙（公元1068…1085年）年间下令从《通曲》中辑录《李靖兵法》未成，而把《问对》列入《武经七书》，立于宫学，也决不是偶然的。
　　《问对》一书，完全没有抄袭或套用散见于《通典》、《太平御览》中的《卫公兵法》佚文，而是独立思考，自成体系。正如清人汪宗沂在《卫公兵法辑本序》中所说：“阮逸《问对》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不特如此，《问对》一书，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中确具有很多特点，例如：
　　一、《问对》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用战例来阐述和探讨战略战术原则的方法，把军事学术的研究方法，从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在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战略战术原则，使其科学化。这对于军事学术研究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隋唐兵家多醉心于古代阵图的考究，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一时成风。阮逸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一切玄虚之词。其所提出方、圆、曲、直、锐五种阵名基本符合1972年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十降》的提法，说明作者对古兵法有深刻的研究。
　　三、自战国以来，阴阳五行之说，侵入了军事学术领域，这在《孙膑兵法》、《六韬》等书中，均有所反映。自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到东汉谶纬之学的风行，军事学术中，听音望气、灾变吉凶等大量渗入，到唐代李荃《阴符经》、《太白阴经》等书更是这样。而《问对》一书却一直坚持科学的态度，丝毫不涉及阴阳迷信的说法。这是难能可贵的。
　　所以，宋人戴少望在《将鉴论断》中说：“《问对》一书，兴废得失，事宜情实，灿然华举，皆可垂范将来”。郑谖在《井观琐言》中也断言，《问对》一书虽属假托，亦“必出于有学识有谋略者之手”。我们认为，《问对》一书确实是我国古代一部有价值的兵书，它对于我国军事学术的研究是有贡献的。宋代将其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也是适宜的。

卷上
　　1、太宗曰：“高丽数侵新罗，朕遣使谕，不奉诏，将讨之，如何？”
　　靖曰：“探知盖苏文自恃知兵，谓中国无能讨，故违命。臣请师三万擒之。”
　　太宗曰：“兵少地遥，何术临之？”
　　靖曰：“臣以正兵。”
　　太宗曰：“平突厥时用正兵，今言正兵，何也？”
　　靖曰：“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晋马隆讨凉州，亦是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
　　靖曰：“臣讨突厥，西行数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远？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所得古法深也！”
　　2、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锋，义师少却。朕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横突之，老生兵断后，大溃，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
　　靖曰：“陛下天纵圣武，非学而能。臣按兵法，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且霍邑之战，师以义举者，正也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者，奇也。”
　　太宗曰：“彼时少却，几败大事，曷谓奇邪？”
　　靖曰：“凡兵以向前为正，后却为奇。且右军不却，则老生安致之来哉？《法》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进，不意断后，见擒于陛下，此所谓以奇为正也。”
　　太宗曰：“霍去病暗与孙、吴合，诚有是夫？当右军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奋击，反为我利。孙、吴暗合，卿实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谓之奇乎？”
　　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也，非奇也；若旗齐鼓应，号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法》曰‘徉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谓也。”
　　太宗曰：“霍邑之战，右军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
　　靖曰：“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
　　3、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欤，临时制之欤？”
　　靖曰：“按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耳。唯孙武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还之无端，孰能穷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则必为之二术。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之变，此教战之术耳。教阅既成，众知吾法，然后如驱群羊，由将所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是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
　　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书》所以授诸将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击’，卿谓若何？”
　　靖曰：“臣按曹公注《孙子》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此说与旁击之说异也。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
　　靖再拜曰：“陛下神圣，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4、太宗曰：“分合为变者，奇正安在？”
　　靖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
　　太宗曰：“吴术若何？”
　　靖曰：“臣请略言之。魏武侯问吴起两军相向，起曰：‘使贱而勇者前击，锋始交而北，北而勿罚，观敌进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则敌有谋矣。若悉众追北，行止纵横，此敌人不才，击之勿疑。’臣谓吴术大率类此，非孙武所谓以正合也。”
　　太宗曰：“卿舅韩擒武尝言，卿可与论孙、吴，亦奇正之谓乎？”
　　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极，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变，循环无穷者也。”
　　5、太宗曰：“古人临阵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变之法乎？”
　　靖曰：“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而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若谢玄之破坚，非谢玄之善也，盖坚之不善也。”
　　太宗顾侍臣检《谢玄传》阅之，曰：“坚甚处是不善？”
　　靖曰：“臣观《坚载记》曰秦诸军皆溃散，唯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馀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不果。此有以见秦军之乱，慕容垂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夫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臣故曰无术焉，坚之类是也。”
　　太宗曰：“《孙子》谓多算胜少算，有以知少算胜无算。凡事皆然。”
　　6、太宗曰：“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或谓为《握机文》，何谓也？”
　　靖曰：“奇音机，故或传为机，其义则一。考其辞云：‘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机。’奇，馀零也。因此音机。臣愚谓兵无不是机，安在乎握而言也？当为馀奇则是。夫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则民服。’此受之于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将所自出者也。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是故握机、握奇本无二法。在学者兼通而已。”
　　7、太宗曰：“陈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陈间容陈，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此何谓也？”
　　靖曰：“诸葛亮以石纵横布为八行，方陈之法即此图也。臣尝教阅，必先此陈。世所传《握机文》，盖得其粗也。”
　　8、太宗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斯八阵，何义也？”
　　靖曰：“传之者，误也。古人秘藏此法，古诡设八名耳。八阵，本一也，分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旛名；龙、虎、鸟、蛇，本乎队伍之别。后世误传，诡设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9、太宗曰：“数起于五，而终于八，则非设象，实古阵也。卿试陈之。”
　　靖曰：“臣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陈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则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混混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此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黄帝之制兵也！后世虽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阃阈。降此孰有继之者乎？”
　　靖曰：“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亩；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以立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
　　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乐，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时，王不能用，故假齐兴师尔。”
　　靖再拜曰：“陛下神圣，知人如此，老臣虽死，无愧昔贤也。臣请言管仲制齐之法：三分齐国，以为三军；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一师，故万人为军。亦由《司马法》一师五旅、一旅五卒之义焉。其实皆得太公之遗法。”
　　10、太宗曰：“《司马法》，人皆言穰苴所述，是欤，否也？”
　　靖曰：“按《史记。穰苴传》，齐景公时，穰苴善用兵，败燕、晋之师，景公尊为司马之官，由是称司马穰苴，子孙号司马氏。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又述穰苴所学，遂有《司马穰苴书》数十篇，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
　　太宗曰：“‘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传，何也？”
　　靖曰：“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然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
　　太宗曰：“何谓‘三门’？”
　　靖曰：“臣按《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
　　太宗曰：“何谓‘四种’？”
　　靖曰：“汉任宏所论是也。凡兵家流，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
　　11、太宗曰：“《司马法》首序蒐狩，何也？”
　　靖曰：“顺其时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礼最为大政：成有歧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此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实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会，因之以巡游，训之以甲兵，言无事兵不妄举，必于农隙，不忘武备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12、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广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此亦得周制欤？”
　　靖曰：“按左氏说，楚子乘广三十乘，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军行右辕，以辕为法，故挟辕而战，皆周制也。臣谓百人曰卒，五十人曰两，此是每车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泽之国，车少而人多。分为三队，则与周制同矣。”
　　13、太宗曰：“春秋荀吴伐狄，毁车为行，亦正兵欤，奇兵欤？”
　　靖曰：“荀吴用车法耳，虽舍车而法在其中焉。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臣按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兴兵十万，用车千乘，轻重二千，此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千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臣以今法参用之：则跳荡，骑兵也；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驻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未尝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也。”
　　14、太宗幸灵州回，召靖赐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杜尔等讨薛延陀，而铁勒诸部乞置汉官，朕皆从其请。延陀西走，恐为后患，故遣李勣讨之。今北荒悉平，然诸部番汉杂处，以何道经久，使得两全安之？”
　　靖曰：“陛下敕自突厥至回纥部落，犯置驿六十六处，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谓，汉戍宜自为一法，番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则密敕主讲，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
　　太宗曰：“何道也？”
　　靖曰：“此所谓‘多方以误之’之术也。番而示之汉，汉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汉之别，则莫能测我攻守之计矣。善用兵者，先为不测，则敌‘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边将。只以此番、汉，便见奇正之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