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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唐李问对-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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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阮逸'宋'
· 简介
· 卷上
· 卷中
· 卷下

简介
  《唐太宗与李靖问对》简称《唐李问对》或《李靖问对》。也有更简称《问对》的。传说是唐代名将李靖所著。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只著录有《李靖六军镜》三卷,而没有《唐李问对》。后经宋人何远、陈师道、邹博、吴鲁等人考证,认为此书是宋人阮逸所撰。何远在《春渚纪闻》中曾提到,据苏轼说《李卫公问对》为阮逸所著,其草稿曾送与苏恂看过。此外,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声的《书录题解》、胡应麟的《四部正伪》、汪宗沂的《卫公兵法辑本序》、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书,也都对此书作了辨伪的论证。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却疑此书为宋熙宁年间所辑录的《卫公兵法》。但细察《问对》的内容,却很少与《通典》中《卫公兵法》佚文有相似之处。另外也有人认为《问对》就是李靖原著,但也未能提出有力的证据。
  阮逸,宋代建阳人,字天隐,宋仁宗天圣(公元1023…1031年)进士,景佑(公元1034…1037年)初任杭州知州。通音律,康定(公元1040…1041年)年间,上《钟律制议》并图三卷。皇佑(公元1049…1053年)中,更铸太常钟磬,上召逸与近臣太常议密阁,遂典乐事,迁屯田员外郎。著有《阮逸野言》一卷,《宋史·艺文志》将其列入兵书类。此外还著有《易签》、《王制井田图》等书。
  《问对》即属假托,阮逸虽非名将,都无损于该书的军事学术价值。相反,该书自问世以来,曾得到不少的赞誉,在军事学术领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神宗在临熙(公元1068…1085年)年间下令从《通曲》中辑录《李靖兵法》未成,而把《问对》列入《武经七书》,立于宫学,也决不是偶然的。
  《问对》一书,完全没有抄袭或套用散见于《通典》、《太平御览》中的《卫公兵法》佚文,而是独立思考,自成体系。正如清人汪宗沂在《卫公兵法辑本序》中所说:“阮逸《问对》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不特如此,《问对》一书,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中确具有很多特点,例如:
  一、《问对》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用战例来阐述和探讨战略战术原则的方法,把军事学术的研究方法,从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在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战略战术原则,使其科学化。这对于军事学术研究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隋唐兵家多醉心于古代阵图的考究,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一时成风。阮逸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一切玄虚之词。其所提出方、圆、曲、直、锐五种阵名基本符合1972年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十降》的提法,说明作者对古兵法有深刻的研究。
  三、自战国以来,阴阳五行之说,侵入了军事学术领域,这在《孙膑兵法》、《六韬》等书中,均有所反映。自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到东汉谶纬之学的风行,军事学术中,听音望气、灾变吉凶等大量渗入,到唐代李荃《阴符经》、《太白阴经》等书更是这样。而《问对》一书却一直坚持科学的态度,丝毫不涉及阴阳迷信的说法。这是难能可贵的。
  所以,宋人戴少望在《将鉴论断》中说:“《问对》一书,兴废得失,事宜情实,灿然华举,皆可垂范将来”。郑谖在《井观琐言》中也断言,《问对》一书虽属假托,亦“必出于有学识有谋略者之手”。我们认为,《问对》一书确实是我国古代一部有价值的兵书,它对于我国军事学术的研究是有贡献的。宋代将其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也是适宜的。

卷上
  1、太宗曰:“高丽数侵新罗,朕遣使谕,不奉诏,将讨之,如何?”
  靖曰:“探知盖苏文自恃知兵,谓中国无能讨,故违命。臣请师三万擒之。”
  太宗曰:“兵少地遥,何术临之?”
  靖曰:“臣以正兵。”
  太宗曰:“平突厥时用正兵,今言正兵,何也?”
  靖曰:“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晋马隆讨凉州,亦是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
  靖曰:“臣讨突厥,西行数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远?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所得古法深也!”
  2、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锋,义师少却。朕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横突之,老生兵断后,大溃,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
  靖曰:“陛下天纵圣武,非学而能。臣按兵法,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且霍邑之战,师以义举者,正也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者,奇也。”
  太宗曰:“彼时少却,几败大事,曷谓奇邪?”
  靖曰:“凡兵以向前为正,后却为奇。且右军不却,则老生安致之来哉?《法》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进,不意断后,见擒于陛下,此所谓以奇为正也。”
  太宗曰:“霍去病暗与孙、吴合,诚有是夫?当右军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奋击,反为我利。孙、吴暗合,卿实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谓之奇乎?”
  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也,非奇也;若旗齐鼓应,号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法》曰‘徉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谓也。”
  太宗曰:“霍邑之战,右军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
  靖曰:“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
  3、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欤,临时制之欤?”
  靖曰:“按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耳。唯孙武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还之无端,孰能穷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则必为之二术。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之变,此教战之术耳。教阅既成,众知吾法,然后如驱群羊,由将所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是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
  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书》所以授诸将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击’,卿谓若何?”
  靖曰:“臣按曹公注《孙子》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此说与旁击之说异也。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
  靖再拜曰:“陛下神圣,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4、太宗曰:“分合为变者,奇正安在?”
  靖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
  太宗曰:“吴术若何?”
  靖曰:“臣请略言之。魏武侯问吴起两军相向,起曰:‘使贱而勇者前击,锋始交而北,北而勿罚,观敌进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则敌有谋矣。若悉众追北,行止纵横,此敌人不才,击之勿疑。’臣谓吴术大率类此,非孙武所谓以正合也。”
  太宗曰:“卿舅韩擒武尝言,卿可与论孙、吴,亦奇正之谓乎?”
  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极,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变,循环无穷者也。”
  5、太宗曰:“古人临阵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变之法乎?”
  靖曰:“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而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若谢玄之破坚,非谢玄之善也,盖坚之不善也。”
  太宗顾侍臣检《谢玄传》阅之,曰:“坚甚处是不善?”
  靖曰:“臣观《坚载记》曰秦诸军皆溃散,唯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馀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不果。此有以见秦军之乱,慕容垂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夫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臣故曰无术焉,坚之类是也。”
  太宗曰:“《孙子》谓多算胜少算,有以知少算胜无算。凡事皆然。”
  6、太宗曰:“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或谓为《握机文》,何谓也?”
  靖曰:“奇音机,故或传为机,其义则一。考其辞云:‘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机。’奇,馀零也。因此音机。臣愚谓兵无不是机,安在乎握而言也?当为馀奇则是。夫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则民服。’此受之于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将所自出者也。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是故握机、握奇本无二法。在学者兼通而已。”
  7、太宗曰:“陈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陈间容陈,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此何谓也?”
  靖曰:“诸葛亮以石纵横布为八行,方陈之法即此图也。臣尝教阅,必先此陈。世所传《握机文》,盖得其粗也。”
  8、太宗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斯八阵,何义也?”
  靖曰:“传之者,误也。古人秘藏此法,古诡设八名耳。八阵,本一也,分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旛名;龙、虎、鸟、蛇,本乎队伍之别。后世误传,诡设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9、太宗曰:“数起于五,而终于八,则非设象,实古阵也。卿试陈之。”
  靖曰:“臣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陈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则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混混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此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黄帝之制兵也!后世虽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阃阈。降此孰有继之者乎?”
  靖曰:“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亩;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以立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
  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乐,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时,王不能用,故假齐兴师尔。”
  靖再拜曰:“陛下神圣,知人如此,老臣虽死,无愧昔贤也。臣请言管仲制齐之法:三分齐国,以为三军;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一师,故万人为军。亦由《司马法》一师五旅、一旅五卒之义焉。其实皆得太公之遗法。”
  10、太宗曰:“《司马法》,人皆言穰苴所述,是欤,否也?”
  靖曰:“按《史记。穰苴传》,齐景公时,穰苴善用兵,败燕、晋之师,景公尊为司马之官,由是称司马穰苴,子孙号司马氏。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又述穰苴所学,遂有《司马穰苴书》数十篇,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
  太宗曰:“‘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传,何也?”
  靖曰:“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然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
  太宗曰:“何谓‘三门’?”
  靖曰:“臣按《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
  太宗曰:“何谓‘四种’?”
  靖曰:“汉任宏所论是也。凡兵家流,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
  11、太宗曰:“《司马法》首序蒐狩,何也?”
  靖曰:“顺其时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礼最为大政:成有歧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此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实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会,因之以巡游,训之以甲兵,言无事兵不妄举,必于农隙,不忘武备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12、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广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此亦得周制欤?”
  靖曰:“按左氏说,楚子乘广三十乘,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军行右辕,以辕为法,故挟辕而战,皆周制也。臣谓百人曰卒,五十人曰两,此是每车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泽之国,车少而人多。分为三队,则与周制同矣。”
  13、太宗曰:“春秋荀吴伐狄,毁车为行,亦正兵欤,奇兵欤?”
  靖曰:“荀吴用车法耳,虽舍车而法在其中焉。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臣按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兴兵十万,用车千乘,轻重二千,此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千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臣以今法参用之:则跳荡,骑兵也;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驻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未尝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也。”
  14、太宗幸灵州回,召靖赐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杜尔等讨薛延陀,而铁勒诸部乞置汉官,朕皆从其请。延陀西走,恐为后患,故遣李勣讨之。今北荒悉平,然诸部番汉杂处,以何道经久,使得两全安之?”
  靖曰:“陛下敕自突厥至回纥部落,犯置驿六十六处,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谓,汉戍宜自为一法,番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则密敕主讲,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
  太宗曰:“何道也?”
  靖曰:“此所谓‘多方以误之’之术也。番而示之汉,汉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汉之别,则莫能测我攻守之计矣。善用兵者,先为不测,则敌‘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边将。只以此番、汉,便见奇正之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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