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5月-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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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庙三百米的地方有一根一千多年的盘龙古藤。藤身最大围径一点七米，长数十米，像一条卧龙般缠绕，但多年都未能分辨出其藤根部所在，藤冠覆盖面积五百平方米，常年翠绿。传说何仙姑成仙后返回家乡，在家庙旁的树林里乘凉。师傅吕洞宾听闻，欣然赴会。匆忙间用神仙拐杖叉住了何仙姑的绿丝带，何仙姑羞羞然掩面飞往天庭。吕洞宾撒手掉拐杖，驾起祥云向何仙姑道歉。于是何仙姑的绿丝带化作盘龙藤，吕洞宾的神仙拐杖也日久生精，变为几棵支撑古藤的大树。
增城好玩的有故事的地方还有许多，像报德祠，仓祖圣庙，像石达开祖祠。此刻，窗外飘雪，想起增城，倍感温暖。
路过增城
雷平阳
我的朋友、酒中仙朱零，常往增城跑，这个从来不吃水果的先生，为什么会爱上水果之乡，我百思不得其解。二ＯＯ七年冬天，商震电话，说某日某日，人民文学杂志社组织作家采风团赴增城，去否？
与李敬泽、商震、刘醒龙、戴来、潞潞、徐则臣诸君一道，我得以在增城停顿了一下。“停顿”这词是偷来的，知道它的魅力，始于早些年阅读山东诗人孙磊的诗篇《驱车南下》，这里节录几句：
驱车南下，车子坏在
半途，它比我更懂得停顿
一年中，我多次渴望南方，
“时间是寂静的”，桂花树正在风中。
我一度无比地迷恋这首诗歌，迷恋里面的“停顿”。基于此，在阅读塞壬的散文《声嚣》的时候，与她一同历经太多的声嚣之后，她在末尾的一句：“我这才把身体放松，尽量舒展开，这片刻的安逸，我可以像一朵花一样，偷偷地开放一会儿……”令我眼眶里全是泪水。塞壬就在增城旁边的东莞，相信这会儿，每个人都听得见她的心跳声。
飞机掐灭了我们写作《徐霞客游记》的冲动；高速公路把《蜀道难》划归于神话与传说；工厂的生产流水线和暴涨的欲望指数又反过来把我们逼上了永无归期的不归路。日新月异、天翻地覆、快、经济指标、大通道、世界一体化、新、拆……每时每刻，我们都被类似的甚至比这些更具雷电性质的词条所包围，所谓生活现场，其实就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大涡轮。我转，我转，我转转转；我快，我快，我快快快。由不得你不信，找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静心一想，你肯定会发现，你一定是一把握在不知是谁手中的快刀，不停地被挥舞着，砍瓜切菜，吹毛立断，血雨腥风。
顺手翻了一下地图册，广东一页，增城伫于广州、东莞、深圳，以及香港所组成的经济大动脉的北侧，在龙飞凤舞的高速公路网的外面，像条漏网之鱼。这一发现，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而事实也证明，增城一千六百一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津南的区域，也就是与广州和东莞毗邻之处，毫无例外地搭乘上了高速奔驰的列车，出产本田汽车和五羊摩托等“快速”系列的产品，而它的北面，则留给了江河、荔枝、菜心和安静。一点也用不着奇怪，当我从广州或东莞出发，在增城的北部漫游，我往往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不知道该感谢谁，在中国经济最富活力的地方，当我一眼就看见蓝天、白云、青山、田野、村廓，而且保持了一种古代的美，我这看惯了厂房、烟囱、倦怠之睑的眼睛，我这被一次次加速压迫够了的心灵，瞬息之间，突然地就柔软下来、轻松下来、静下来。不是冰冷坚硬与体温和柔软的对比关系，而是一种陡峭而又自然而然的过渡，像上帝暗藏于地下的一束阳光。按照世俗的说法，增城或许是我们不经意地为广州、东莞等地留下的一块净土，一个喘气的地方。用孙磊和塞壬的话说，是用来“停顿”和“偷偷开放”的所在。
在增城的几天，我亦写了一首诗，名叫《路过增城》：
每一颗荔枝的心上
都有一座糖厂。每一条江水
或路上，都留存着陈旧的阳光
尘土一点也不心急，植物
遵守着节令，按自己的节奏生长
鸟是自己想叫，茶是自己想香
住在碉楼里的老人，是他
一心一意地老去，从来也不奢求
重返热血激荡的少年时光
客家或者畲族，抱着自己的根
在炊烟的天梯上，上去
是为了乘凉；下来，因为田野
已经一片金黄。他们都知道
自己的耳朵里，涌入了太多的
来自不远处的喧响，可他们
已经习惯了自己血液的低声吟唱
……我从这儿路过，多想
停一会儿，又怕我捎来的
骨骼的磨擦声，击碎了
一棵棵蔬菜的梦乡。增城宾馆
的四楼，一瓶酒，想把自己
洗一洗，惊恐而又忧伤
高速运转的肺腑啊长满了翅膀
增城石达开
潞 潞
从广州白云机场到增城市的路上，和该市文联主席巫国明先生闲聊，他说起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的故居在增城。太平天国是在广西金田起事的，我印象中石达开是广西人，怎么倒成了广东增城人呢？下车伊始先有了一份悬念。
最早知道石达开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看一部红军强渡大渡河的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大意是“红军决不做第二个石达开”。我所在的军队子弟学校有一个学生，据说他爸就是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是否请这位英雄父亲来学校作过报告，记不清了。后来知道了太平天国和石达开这段历史，才明白红军之所以不做石达开，是因为石达开曾经在那里全军覆没。随着年龄增长，太平天国的故事听得多了，一些是正史，一些是野史，作为翼王的石达开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角儿。太平天国是距离现代最近的一次农民起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广，差点把统治阶层推翻，是难得的成了气候的农民起义。但是，对它的评判也几乎是最矛盾、最紊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扭曲涂抹得不成了样子。我并不专攻历史，平时也不会想起太平天国，这段历史沉淀心底久矣，没想到增城石达开故居一说，竟把心底的沉渣翻腾起来。
增城市是距广州最近的一个市，占着广州的“上风上水”，有“荔枝之乡”美誉。我们去的时节，荔枝已经过季，无缘“日啖荔枝三百颗”，但沙塘蜜橘正硕果累累，味道甘美，非北京超市所售蜜橘能比。第二天早晨，出：增城市区不到三十公里，来到依山傍水叫派潭的地方，石达开的故居就在这里的河大塘村。一下车，我先是看到一些残垣断壁，随行朋友说这只是石家的外围，石家屋子本来要建三围，因石达开失败终未能围起来。这是一处典型的客家人建筑，我在福建一些地方也见过。这种建筑兼有军事用途，是客家人长期迁徙、客居异乡的发明，既能做日常民宅，又可做军事据点。进了石家祠堂，规模不大，可见家境一般。有一说石达开是富家子弟，也许说的是他后来到了广西的那家？祠堂里空空荡荡，除了四壁土墙，别无他物。我问是否有族谱之类留存，问过后又觉得无此可能，因为石达开犯的是株连九族的罪，最好丝毫痕迹都不要留下，怎么会有族谱。空气中弥漫着牛屎的味道，并无香火气息，看来很久没有祭祀了。石家围屋依山势而建，前低后高，第二围的房子大小相当，更像集体宿舍或兵营。在围子里转来转去，只见到两个女人，一个身影一晃，猫一样无声无息没了踪影，还有一个倒是大方，跟我们搭讪了几句。我问：你姓什么？她说的是当地土语，我听成“丘”。她知道我听错了，拍了拍手下的石头，说“石”。看来这是石家的后人无疑了，即使她的先人曾为一代枭雄，后代也不过普通草民和农妇。唯其如此，才是常情和实情。石达开从石头缝里蹦出去，实在有很大的偶然性。走到二围甬道出口，一抬头，豁然看到门后悬着三具棺材。我小时候最怕这东西，见到了就要吱哇乱叫，认为这个东西是“鬼”。当然，现在早已见怪不怪了。客家人以为棺材即“官”“财”，取其谐音讨个吉利。不过，把“意象”这么显摆起来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有一度时期，太平天国被宣传得很是革命和先进，大概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沾了上帝二字，所以被说成“吸收了西方先进真理”，实在荒唐。其实，看了石家围子你自然知道太平天国“革命”的基础是什么。
石达开的结局很是惨烈。一八六三年春天，石达开率军从云南过金沙江，进入西昌。而后辗转冕宁、越西，于五月十四日进抵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今安顺场）。所经地段，彝汉杂处，石达开不得已向当地土司纳礼买路。这条路线和七十二年后，即一九三五年，红军北上的路线如出一辙。时间上，不同年却是同月。红军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先头部队红一团经过一昼夜急行军到达安顺场。据说，石达开五月十四日到达当夜，大渡河水陡涨，强渡几次均告失败。还有一说，是日石达开宠妾生下一子，石达开为母子安全，全军停止渡河，延误了战机，以至铸成大错。这种说法，一般女性易于接受并且欣赏，实则最不靠谱。从一八五一年广西金田起事，石达开作为太平军一个方面军的首领，在十数年的战事中历练已久，不可能在生死关头犯下低级错误。后来，石达开命其妻妾五人、幼子二人沉河，可见石达开并无妇人之仁。石达开的覆灭看似偶然，其实有必然性。一八五七年太平天国内讧，为避免洪秀全杀害，石达开率军出走，但出走七年来一直游动作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多年征战，将士疲惫，厌战情绪日盛，甚至石达开本人也流露出“归隐山林”的意愿。有后人说，石军与成都咫尺之遥，为什么不打成都以控制天府之国呢。非不可为也，实不能为也。到达大渡河边的石达开军已无多大战斗力，任何一个作战意图都很难实施了。实际上，五月十四日之后的数日，石达开一直不间断地组织强渡，船筏或被激流冲走，或被对岸炮火击中，总之无一成功。到六月八日，石达开终于放弃渡大渡河，而改渡旁边的松林河。此河现在只是一小溪流，不知当时是什么规模。石达开已没有战略意图可言，焦头烂额中有一路可走就行。然而，就是这么一条小河，石达开竟然也没过得去！石达开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英雄末路，既不甘又无奈，只能归咎于天要灭石。彻底绝望的石达开，当晚决定自降清军以保全其他将士。事实证明这个决定不过异想天开，很快石达开被凌迟，余二千将士被清军悉数杀尽。看过河大塘村的石家围子，中午又驱车数里，来到另一个更气派的石家围子，被称做邓村石屋。当地朋友说，这个围子是石达开得势时建造的，既显示当时的荣华富贵，也是给自己留的一条后路，一旦不行就撤回老家据守。不知为什么石达开没回来，也许是忘了，或者这个围子压根儿与石达开没关系。这个围子的军事性质更为明显，有一座几十米高的碉楼，我进里面看了，有木梯层层攀缘而上，每层均有枪眼或射箭孔，我想，安分的老百姓谁会住这里呢。
我认为石达开个人还能称得上是英雄，但我对英雄的理解越来越复杂甚至颇有歧义，当然这篇文章不讨论这事儿。增城之行倒是把我遗忘的一个人提起来了，最起码让我又长了些见识。除了广西贵县那个石达开，还有广东增城一个石达开。我没去过广西贵县，在广东增城吃了，住了，还交了几个朋友，我就认了广东增城石达开吧。为此，我还要引经据典如下：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编号FC171／13一册抄本内，清方探报抄录《贼头目姓名籍》中有：“石达开，伪丞相右翼公，面黑、长颈，增城县人。”
金兰寺村
巫国明
金兰寺村位于增城石滩镇肥沃的三江平原上，增江河的东岸，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现有人口两千余人。金兰寺村开村于何时，已难以稽考。据现年八十三岁的村民姚珏阶老人介绍，金兰寺村开村以前，已有周姓人家在此地捕鱼耕种，后有姚氏从附近的初溪村到此放鸭，搭茅寮以避风雨，忽一夜见茅寮所在之处一片通红，以为茅寮火祝，急从初溪村赶来救火，到后见茅寮安然无恙，甚感神奇，便认为此地有红光出现，必为吉祥福地，遂迁居于此。后又有洪、关姓人家迁来，金兰寺村遂形成周、姚、洪、关多姓混住的格局，而周姓无疑是金兰寺村最早的拓荒者和始居者。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随着姚姓、关姓的迁入及人丁日渐兴盛，周姓人口则逐渐减少并外迁不断，而洪姓至解放前夕最后一户人家迁到东莞石龙后，金兰寺村就只有姚、关两姓了。现在金兰寺村人上香祭祖、燃烛禀神，开口第一句，必是“周家地头，姚家地主”，以示不忘自己是在周姓的地头生息。周氏为何迁离金兰寺？其直接的历史原因现已无从稽考了。但从村中一些长者口中，我还是归纳出了几点自以为可信的因由。一是历史上的三江平原涝灾严重，瘟疫猖獗，血吸虫病曾泛滥一时，而周姓在与这些天灾人祸作斗争过程中，显然难以匹敌而逐渐走向衰落。这可能与其姓氏族群的体质和饮食、卫生等习惯有关；二是周姓生殖能力不足，一直处在人丁单薄的局面，人口消亡抵消了人口的增长，从而导致人口和户数逐步递减；三则是封建时代农村宗族斗争相当激烈，争田争地争水引发的械斗经常发生，弱肉强食现象普遍存在，势单力薄一方即成弱者，同姓问如此，异姓间就更不必说了；最后一点，则是迷信思想作祟，偏信风水佬之言，认为此地不利他们周姓的人居住、繁衍，最后黯然离乡背井，投亲靠友，远走异地他乡。周姓在金兰寺村的消失。无疑是值得同情、痛惜的，只是，历史的舞台从来就只提供给强者，所谓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者只有自强不息，才能获得生存的必要条件与一方演绎历史的舞台。
金兰寺村自古崇尚耕读文化，尤以姚姓为甚，先后出现过进士一名，举人两位，可谓声名显赫，门媚光大。建于明朝的姚氏宗祠，以其非凡气势，上乘的材料，精湛的建筑工艺，雕梁画栋，巧夺天工，名噪四方而风骚数百年。该祠堂坐西朝东，五间四进，总面阔二十三米，总进深四五米，建筑面积一千零三十五平方米。祠前有旷地，旷地前有鱼塘。全祠为硬山顶，人字封火山墙，灰塑龙船脊，碌灰筒瓦，青砖砌墙，红砂岩石脚。
头门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五点二米，共九架，前出四步廊，后出单步。前廊、门内木梁是月梁做法，梁底雕花，上施云蕾纹驼峰、莲瓣纹斗栱和通花叉手托脚。前廊立四根、后檐立两根八角红砂岩檐柱，覆莲柱础，柱础基座和莲瓣上有精致的浮雕，柱头上施出柱异形斗栱承托出柱跳枋。檐柱间施木虾弓粱，梁底雕花，上置一斗三升斗棋承托檐桁。封檐板饰花鸟纹。正面墙为水磨青砖。红砂岩石墙裙，平面从稍间至明间逐间内收，墙楣饰彩绘。宽阔的木板门，在门的左右侧各立一根圆形木中柱。红砂岩石门枕石的正面和侧面有精致的石刻。门内墙楣饰墨绘。其余各进皆各具功能、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一座具有较高的建筑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古代建筑。
村中明、清古建筑群中，还有一座著名的红砂岩与青砖构造的古建筑——“南池书室”，是一所建于明朝用于读书的高门大宅，其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