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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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治《公羊》者多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而作为鼻祖，董仲舒则不止常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而且还有“非常异议可怪之举”，“春秋折狱”算是一件，另一桩则比“春秋折狱”还要“非常”。在汉代，人们公认大臣尤其是宰相是要主管燮和阴阳的。据说丙吉为相，碰见长安城里有人打架斗殴杀伤人命他不管，而看见老牛犯喘却急得要命，说是杀人伤命自有廷尉去管，而牛在不当喘的时候喘，就意味着阴阳不协，这才是他该管的事。但史书上没有讲他最后是怎么管的，老天毕竟不是病人，开开药方，下通针砭，该补的补，该泻的泻，阴阳就谐调了。就是说，大臣主燮和阴阳的操作方案始终没有人亮出来过，大概也没有人敢亮出来。然而董仲舒毕竟是董仲舒，他在任江都相的时候，还真的操练起燮和阴阳的事来，虽然一介侯国的相，秩不过二千石，谈不上是大臣，与主宰一国朝政的宰相不可同日而语。但在董仲舒眼里，也许只要是相，他就当大臣来做。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是该处乡间的百姓来央他为他们求雨求晴。至于他是不是心甘情愿地被烦，我查不到相关的史料，实在说不清，不过从他那认真劲上看，说他是主动请缨倒有七分的可能。
董仲舒到底是怎样操作的呢？司马迁曾经提过一笔，真是有些怪，太史公没有记录他“独尊儒术”的建言，却对他的这种壮举蛮感兴趣。《史记》上说董仲舒在任江都相时，“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而具体的纵阴闭阳的方法是这样的，豁免女子为祝者一月租，令诸巫母无论大小齐聚郭门，找个宽敞的市场，将男人统统赶走，江都王亲临市场，设小坛，以脯酒祭。同时，还要让妻子看望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说让各处的公衙里充斥了女人。（《续汉书》）这样一来，到处都是女人和女巫，的确阴盛阳衰，就有了纵阴闭阳的效果，雨自然就该下了。因为天旱的时候总是晴空烈日，在古人眼里，日属阳，月才属阴，晴属阳，阴雨不用问都是属阴，所以天旱自然是阳太盛，而古人又认为女人属阴，男人属阳，那么女人和女巫就是补阴的药剂，将男人藏起来，把女人显露出来，就等于将药吃进去。这样的调和阴阳，说白了就是弄巫术，董仲舒就等于是诸位巫师的总导演。《太平御览》上残留的董仲舒草拟的求雨文，有“秋以桐鱼九枚”一句，似乎是想用“鱼”来引雨，连顺势巫术所用的道具都备齐了。这样做是不是真的燮和了阴阳，呼风唤雨，去云散雾？虽然据司马迁说，还是蛮有效的，但我看未必，否则，他在江都相的位置上还能待得更长一点，至少会享有活神仙声誉，被四方争着抢着请去求雨，然而并没有听说他享受过这个待遇。
在董仲舒那个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走出巫术的时代。作为原系楚人的汉家皇帝，更是受到楚地好巫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实际到了汉武帝那里依然存在，大量的方士们在这位所谓雄才大略之主的宫殿里，绝对比儒家弟子要吃得开，而那个时候做神弄鬼的方士其实跟“诸巫母”也没什么区别。当然，没有人会否定董仲舒是位儒者，司马迁说他“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可是他的学说，却在儒家的旗帜下掺了太多的杂货，至少阴阳五行的东西塞了不少，这种“儒术”从本质讲是很合喜欢方士的汉武帝的胃口的，至于他的政治操作，更是径直变成了儒生的巫舞。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更可能出于一种现实的不得已，就像后来的格义佛学和变文佛讲一样，只有如此委屈自己迎合俗流才能打开销路。
依阎步克的研究，那个时候，儒生和文吏还没有合一，那么也就意味着，儒生们对于怎样将手中的学问“货与帝王家”并不是都清楚，像叔孙通制朝仪这种机会，不可能有很多。《六经》毕竟不是兵法，不能用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不是韩非子《五蠹》那样的权术教科书，学了以后可以玩弄群臣。儒家凭什么跟黄老与法家争胜？尽管宣布了“独尊儒术”国家政策，这个难题依然是摆在每个入仕和希望入仕的儒生面前严峻的考验。现在看来，董仲舒和叔孙通一样，属于那些解决这些难题的开山者，他经世致用的操作路径有三个：一是以春秋折狱，一是借灾异警示当局，一是凭巫术燮和阴阳。这三者一则涉足了传统儒家所不乐意涉足的刑罚领域，一则越过了“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雷池，至少是对孔子时代儒家传统的一种背反。但是，经过焚书坑儒的惨痛教训，儒生们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能做到将高头讲章与现实的政治操作的结合，那么他们可能永远只能像孟子那样，做一群高尚的政治反对派，而大一统的王朝实际上已经没了对反对派容忍的雅量。
当然，董仲舒经世致用的尝试的确太过于功利，过于直接，也过于幼稚，甚至有点像是胡闹。但是沿着他的道路，儒生们却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朝堂，从此再也没有被赶出来过。后世的儒生虽然不再将《春秋》当做法典，但“春秋折狱”的伦理至上的精神却传了下来，成为兼有儒生和文吏双重身份的官僚们司法实践的基本依据之一。后世的儒生也不再像董仲舒那样频繁地唠叨灾异，但言灾异对于统治者的警示却成为一种政治传统留了下来。在丢开了巫觋这种敲门砖之后，燮和阴阳之举作为一种协调农时和政事关系原则保留了下来，甚至连求雨的仪式都流传至今，只不过官方的少了点巫气，而民间的依然像跳神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的时代儒家可以祖述周公，不语怪力乱神，维护学说的纯洁性，而他的后辈在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却不能不在羊头的招牌下面，悄悄贩一点乱七八糟的货色。后世王朝政治“外儒内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其实不惟法家，甚至道家、墨家和阴阳家的家底都被从政的儒生们换了包装献给了历代君王。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只保留在个别纯儒（或曰腐儒）的思想里，不仅如此，连占卜扶箕、风水地舆连同退隐于乡间的巫风，也都被郑重地留在了儒者的家里，因此在大多数儒生的思想上都为鬼神预留了后门。
也许人们想象不到，绵延两千多年的天下一尊的儒家政治，其始点竟然是一介老儒领着“诸巫母”在祭坛上的呼风唤雨。
50。变戏法里的政治
在中国的佛教传播史上，有两个人功劳最大，由于他们翻译的佛经数量巨大，所以又被称为古代的翻译大师。这两个人，离我们近一点的是玄奘，远一点的是个外国人，名叫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来华的时代，是魏晋乱世，那个时候，虽说理论上佛教已经东来，但实际上并没有生根。好在乱世给了这种很能给人心理治疗的宗教，一个传播的好机会，而外来的传教人也大多有点除了翻译以外的本事。
人们都知道鸠摩罗什是个翻译家，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佛经都署着这位大师的大名，但是，在那个时候，鸠摩罗什给人的印象，却是个法术无边的魔术大师，在乎他翻译的人，反倒没几个。人们信佛，尤其是东晋时期北朝的统治者信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师魔术的征服力。那个时候世界还没有出个捣乱的拳王阿里，人们不明白魔术其实跟神通法力没有什么关系，固执地相信，那变幻莫测的魔术，是神通广大的佛的力量在起作用。
不过，即使是被人们视为佛的化身的鸠摩罗什，也没有想到，为传播佛法而弄的玄虚，居然给他这个出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好事”。那时，北朝后秦皇帝姚兴，也是鸠摩罗什大师的信徒之一。这个胡人皇帝，对鸠摩罗什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天忽发奇想，打算为大师做点什么。当他有了主意之后，派人请来了大师，对大师说，你这么聪明，没有老婆，种子怎么传下去？只听皇帝手一拍，十个美女从幕后走了出来，不由分说，姚兴强将这些美女塞给鸠摩罗什，让大和尚离开寺庙，另拨房舍居住，一点价钱都不许还。
不知为了佛教传播的大计，大师不得不委曲求全呢，还是大师到底也是血肉之躯，扛不住诸美女的强力诱惑（那个时候的鲜卑女子，雪白而且艳丽，根本没有汉人的礼法讲究，开放得近乎放肆），反正作为出家人（比丘）的鸠摩罗什笑纳了皇帝的美意。至于是安享艳福了呢，还是像《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一样，将美女关在后院，看也不看一眼，则不得而知。不过，更大的可能是前者，因为这么一来，后秦的众多和尚不免心猿意马，再也打不住禅了，大家纷纷提出性要求，说你是大师享受十个，我们有一个两个总是可以的。面对和尚们的群体性事件，大师很镇定，将众僧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我现在手里有一把针，你们谁能把针吃下去，就可以跟我一样，做不到，大家还回去老老实实打坐参禅。众僧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只见鸠摩罗什把针一口吞了下去，面不改色。大家见了，自叹弗如，既然享不了那个艳福，回去念经去吧，也顺便保住了自己的清誉，没有让寺院变成花和尚的大本营。
当然，鸠摩罗什的绝活，其实是魔术。这种魔术，今天即使是档次最低的魔术师也变得精熟，可是在当时，却不仅骗来了美女，而且慑服了众多的僧人，维持了寺院政局的稳定。无独有偶，一千多年之后，临到了中国人晦气的时代，西方洋人打上门来，欺负起来就没个完。突然之间，某些中国人感到愤怒了，从家里的箱子底里翻出了些据说是祖传的宝贝，说是可以让洋人的枪炮打上穿不透，甚至干脆就把它们闭住，对此，大家多少有些将信将疑。于是，高人们站出来了，要给大家露一手看看。台子搭好了，这边一人持枪，那边一人袒着肚子，一番舞弄并演说后，拿枪的这个，终于抬起了枪，瞄准了那个露肚皮的，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枪响，这边枪口冒了股青烟，那边露肚皮的手里多了一颗弹丸。原来，放枪的枪里是空包弹，而弹丸早就在接枪的人身上，枪一响，则到了手中。——又是一个变魔术的。
这回魔术的政治作用可大，绝非当年吞针可比，不仅稳定了义和团的军心，而且动员了千千万万个老百姓起来杀洋灭教，跟洋鬼子对着干。只是戏法虽然变得高明，但义和团毕竟不能真的刀枪不入，被动员起来的老百姓，当真的碰上洋鬼子的真枪真炮的时候，还是一个个地倒下去。
看来，政治就是政治，把戏法给掺和进去，可能有一时之效，一旦坏事，就坏大发了。
51。“省官不如省事”
王安石变法差不多要算为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历史事件了。凡是后世倡导改革的时候，这段往事就会被记起，或叹其失败之凄壮，或言其改革之锐勇。其失败的教训理所当然是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只是，说来说去，似乎话还没有说完。在我看来，也许真正的教训还没有被人们找出来，所以不妨在这里再啰唆两句。
王安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宋朝已经处于内忧外患交集，国贫民穷的境地，冗官、冗兵与冗费像三座大山压在政府的头上。政府机构层叠设置，官吏越加越多，整个政府毫无效率可言。而作为政府军主力的中央军，由于北方契丹人和党项人的压力，虽然逐年扩充，但百万之众面对总计不过十数万人的敌人，却屡战屡败。每年的行政费用、军费开支和被迫交纳给辽与西夏的岁币，使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农民的负担比之唐朝重了七八倍不止。不改革，国家已经没有出路了。然而，改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王安石之前，不仅改革的设想屡见，而且范仲淹等人也曾着手实行，但结果却不了了之。宋朝优待读书人，鼓吹文治精神的开国之策，演变出一个不断自我膨胀的文官体系。读书人进入仕途的门槛低，而且凡屡试不第的废物，都可以参加“特奏名”考试，在那里，曾经发生过只写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就录取进士的千古奇闻。只要踏入仕途，面前似乎只有加薪和升迁的美景，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只要不妄想出谋划策建立奇功伟业，自然会凭着资历熬上去（苏轼有诗言道：“但愿生儿愚且直，无灾无害到公卿”），升迁慢就等于是惩罚，这种只奖不罚的“干部政策”，使得赵匡胤的“养士”变成了“养官”，虽然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宋朝内部的稳定，但越付越高的成本，却也让赵家的子孙捉襟见肘地犯难，眼见得庞大的官僚队伍不仅吃空了国库，而且使整个国家在两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压迫下反倒陷入过度的低效率的状态。更可怕的是，这个庞大的文官体系几乎是自发地抵制任何改革的企图，范仲淹等人发起的“庆历新政”，与其说败在什么大地主阶级的手里，不如说是毁在朝野官僚众口铄金的群嘴和台下乱踢的乱脚上。
王安石虽说人称“拗相公”，但他的改革实际上却乖巧得很，无论动作怎么大，却尽量避免触动文官体系的利益，面对财政的困难，他的思路是开源而非节流。在他看来，只要找到足够的钱，那么就可以养活这些文官以及庞大的军队，朝廷的危机也就自然消除了。所以他的机构改革，只是着眼理顺权力关系，并不在意精简人员。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变法失败了。显然，对于已经过惯了太平日子的官老爷来说，哪怕一点轻微的改变，也会引起他们的不安，不安就要反对。变法过程中大幅度的官制调整，衙门合并，很容易使那些安于现状的人们感到不安，生怕在这频繁的变动中失去了位置，在王安石变法的群起而攻击中，自然也有这些人的声音。守旧势力的反对自然是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导致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却是在总体设计上的技术障碍。
我们知道，对于传统的中国而言，官僚体系虽然发达，但技术手段却相当有限，信息不仅难以通畅，而且还有被完全遮蔽的可能，制度从来都难以穷尽每一个细节，必须靠人为的努力来弥补制度的不足，而传统社会这种状况就更加突出。对于官吏相衔的行政网络来说，所有的行政环节和手续，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谋取制度外好处的机会（极少数清官除外），那些没有多少官方法定收入的吏员尤其如此。环节越多，手续越繁，他们上下其手的机会也就越多。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的官僚体系自身就存在着寻求制度外利益的机制，在王朝的框架内，无论多么清明的政治设计，都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机制。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设计不能说不精妙，如果真能实行其目标，确实能改善朝廷的状况，尤其是财政和国防。但是，“保甲”、“免役”和“青苗”诸法，本身就要求官府的大力度参与，尤其是“保甲”和“青苗”法，一个要求官府将农村原有的村社结构重新改观，一个则需要官府定期放贷收贷，均将官府的触角直接伸到了每个农户。在当时的情景下，由于农民对于政治的习惯性冷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不可能真正了解变法的意义，甚至对于其内容也往往是一盆糨糊（变法的设计者就不主张农民了解这一切），所以基本上只能任由官府摆布，所谓变法在农村，给了官吏摆布农民、上下其手借机聚敛的一个最合适的借口和堂而皇之的理由。很多地方实行“青苗”法，真正春天需要贷款播种的农民得不到“青苗钱”，而那些不需要贷款的殷实农户，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