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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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结果连累所有的民间宗教,都邪了起来。所谓邪教的邪,除了这些宗教在传教活动中男女混杂之外,就是传说他们有纸人纸马,可以驱使这些纸人纸马动起来,当成真的兵马杀人冲阵,高明的甚至可以撒豆成兵,杀人于无形。显然,这些都是些传说,真实的民间宗教绝对没有这两下子,也不可能有这两下子。然而,北京庚子期间被抓出来的所谓白莲教徒,证据就是在他们身边搜出了纸人纸马,如果不是有人栽赃的话,这些纸人纸马很可能是道具或者手工艺品。这些人也许只是手艺人或者变戏法跑江湖的,却由于“证据确凿”,结果被义和团抓出去砍了头。在王大点日记里,这样的排头砍去有五起,每次杀掉男女六七十到二三十人不等。
说起来,义和团练气功,练刀枪不入,喝符念咒,团的头衔上还有八卦的名号,什么“乾字团”、“坎字团”之类,其实跟民间宗教也有那么点联系,至少看起来没有那么清白,怎么进了城就开始拿自家人,或者怀疑是自家人的人开刀呢?原因是真正的民间宗教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白莲教,教义和团“法术”的师傅,即使是这类的教徒,当然也不会认账,加上这种“法术”自身来源也杂,所以,义和团自然没有“邪教”的自我感觉。等到西太后老佛爷封他们为“义民”之后,几乎所有的义和团都打出了御封或者皇封的招牌,竖起大旗:“奉旨练团”,既然咱们是皇封的(其实是太后封的),为朝廷出力,主动剿杀邪教,自是当仁不让。
义和团杀或者帮助杀的第三种人,是朝廷里某些不太同意西太后跟十一国宣战的官员,他们之所以获罪,除了“主和”之外,主要是被视为“帝党”,即光绪一边的人的缘故,比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这些人被杀之后,由于是官员,多少有点优待,被允许家属收尸,而且还可以把首级缝上。无疑,这些都看在了王大点的眼里。在太后和皇帝敌对的问题上,义和团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自从西太后赞许义和团之后,他们在名义上都是那个最希望光绪完蛋的端王载恬的部下,所以,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太后一边。端王的战士最听太后的话,有的义和团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这个“一龙”,就是光绪。在端王眼里,光绪就是个该千刀万剐的二毛子,在朝堂之上,他就敢对当时至少名义上还是皇帝的光绪粗声恶语,全无起码的君臣之礼,连西太后见了都觉得过分。
当然,义和团也有法外开恩的时候,王大点就记过这样一件事。天桥小茶馆前玩艺场,有艺人张小轩说唱,挖苦了义和团,当即被团民揪上拳坛,结果是被若干人保了下来,没有丢脑袋。大概,义和团由于一直都对戏曲情有独钟,他们上法来神时,宣称自己变成什么神,这些神,基本都来自于戏曲,所以,放了冒犯的艺人一马。
除了这三种人之外,义和团的刀好像就不太好使了。洋兵破城之时依然出来溜达的王大点(一来看热闹,二来可以乘乱往家顺东西),没有看见义和团的抵抗,只见到此辈的逃跑。义和团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攻打西什库教堂之举,在他的记载中,只有奉命各家悬挂红灯一事。另据别的史料记载,那是由于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义和团请来金刀圣母、梨山老母前来助战的缘故。当时义和团的通令是这样说的:“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北京城内可遍为传晓。”(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实际上梨山老母似乎没有来,只来了金刀圣母,据看见的人说,是一个四十岁内外的妇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西什库教堂是北京天主教的一个据点,里面有千余四处逃来的教民和少数外国传教士,有从使馆拨来的几十洋兵守着。几万义和团将之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一进攻,发现中弹的人还是死,没有刀枪不入,于是义和团的勇气也就不见了。不久传出来消息说,义和团法术不灵的原因,是由于教堂里的洋人头子主教樊国梁,挥舞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而成的“旌”在指挥,而且西什库的围墙上,贴了好些女人的阴户,是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以毒攻毒,以阴制阴,于是请来了金刀圣母(在此之前,已经有骑枣红马、持青龙刀的人来过,没有顶事)。当然,金刀圣母来了之后,还是没有下文,这个方圆不过百米的教堂,几万精壮的汉子就是拿它没有办法(注意:里面的洋兵没有连发武器,诸如机关枪之类的东西),王大点告诉我们,义和团又让挂白灯了。
显然,北京义和团的想象力远没有他们在天津的兄弟们丰富,那里不仅有黄莲圣母,年轻可爱,而且为了闭住洋人的枪炮,让义和团法术逞威,家家户户要用红纸把烟囱盖上,女人“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腿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裹脚”。(《天津一月记》)当时还有歌谣说:“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后来有研究者说,这是红灯照们实现妇女解放,放足,杀鬼子杀得来不及梳头洗脸,真是有想象力。其实,这不过是源于巫术的义和团想象,在所谓的法术失灵了之后,指望靠基于女人身体的想象,建功立业。
显然,便宜的事没那么多,男人办不了的事,女人也不灵,即使她是什么圣母也一样。发现刀枪不入的法术不济,真敢冲锋陷阵的人就不多了,否则,几万人拥上去,西什库踩也给踩平了。不仅西什库的故事如此,其他义和团的抗敌故事也差不多。出现在我们各种著作中的义和团战绩,属于跟清军打的还有点真实性,属于跟洋人打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史学家施展移花接木、裁剪拼合的妙手,把清军的功劳挪过来的。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林华国老先生,有过认真的考辨。其实,当初西太后也不太相信义和团真的顶事,为此还派出刚毅和赵舒翘去打探虚实,结果两人看了之后,都说义和团的法术是真的(一说赵舒翘不太相信,但在刚毅的压力下,不敢说实话)。待到北京城破,西太后逃难的时候,她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劲下令,剿办义和团,结果出现了中国跟西方列强战争状态还没有解除,八国联军就和清军一起打义和团的怪现象。
王大点这样没心没肺的看客,是导致鲁迅从医生变成文学家的刺激源,让人看了可气可恨又可笑,但他也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国人一天没有从义和团的心态中走出来,王大点就总站在那里,向人们做着鬼脸。
6。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
拳民就是义和团的成员,这种称谓是义和团发生那个年月的,没有褒也没有贬,他们的对手,被称为教民。在那个农民起义比较被看重的年月,中学生都知道,义和团跟太平军不一样,没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组织。但是没有统一组织的拳民,却穿着差不多的服装,黄布包头,红肚兜,行为方式也高度一致,都是集中在一处(拳坛)“亮拳”,表演神灵附体(上法),然后舞刀弄枪,用大刀片往袒露的肚皮上砍,扎枪顶着咽喉,展示“刀枪不入”的本领。从山东到直隶,从河南到山西,北方偌大面积的土地上成千累万的义和团都差不多,好像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样。
很长时间以来,义和团研究是个显学,但是学者都忙着给义和团找“根正苗红”的“爹”(组织源流),只是这个出身好的爹,总也找不准,大家吵成一锅粥。有的说义和团源于鲁南半土匪性质的大刀会,有的说源于谱系上曾经有过造反历史的民间教门八卦教,有的则说是源于跟教会有冲突的民间拳会梅花拳。除了这几样之外,学者们找到的其他的组织源流,这个教,那个门,总括起来,能有几十种之多。
“爹”找不明白,儿子的秘密自然也没人理会,一本又一本的著述问世,但拳民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之后,依旧不明白(因为没有人屑于说)。其实,当年的史料文献和后来的口述材料说得很清楚,义和团大体上由这样几部分人组成:老师,大师兄二师兄,拳民,恩主。老师,或者叫师傅,属于传道授业的。义和团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老师都有“法术”,说起来都是从峨眉山、昆仑山什么地方下来的,有异人相授,比金庸先生还要早些,给这些山抹上了带有气功和武功的神秘色彩。当然,实际上这些老师也都是乡下人,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本事,不过见过点世面,胆子大,敢说,也敢做,就成了老师。
好在要教的东西也不难,无非是点半像气功、半似技巧的玩意。这种玩意现在依然有人玩,比如用刀往运好了气的肚皮上砍(注意事项:不能用刀划,一划肯定出事),扎枪顶着咽喉(注意事项:找好角度,否则穿帮)等等。还有的有点类似于前些年曾经很是流行的气功,老师装神弄鬼弄几下,接了功的弟子们马上像神鬼附体一样,乱蹦乱跳,一跳老高。不同的是拳民们荷枪带棒,手里有家伙,而且上法(接功)之后,往往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神仙附体,跟乡间跳大神的巫婆神汉差不多,跳够了,马上精神委靡,回复常态,回家照吃煎饼。当然,老师传功,也像后来的气功大师,总是要弟子孝敬银钱。
不是一个拳坛一个老师,老师要到处走,义和团就是在老师的走村串街中流行开来的。老师虽然号称传的功法各有玄奥,但就跟前些年气功热的时候的气功一样,虽然大师们的门派不同,据说奥秘也各异,但基本的招式却大致差不多,所以天南地北的拳民,比划起来,外人看上去,就都一样了。应该指出的是,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年,华北乡村兴起红枪会的时候,类似的老师,类似的功法传播,又出现了。新面孔,老招数。
义和团拳坛的真正骨干人物,是被称为大师兄二师兄的人。这些人或者是对气功感悟性好,或者有点武功底子,或者脾气比较暴,拳民行动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些人领头,烧教堂,杀教民,动真格的,需要这些人带头下手。当然,下手的时候,原本在拳坛练的本事,大多用不上。对方要是弱,比如妇孺什么的,就剁成肉酱,对方如果强,坚持抵抗,多半也就算了。
拳坛的多数,是一般的拳民,老少都有,小的十岁上下,属于义和团的儿童团,老的七八十的都有。这些人平时的时候,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大师兄二师兄的带领下,在拳坛上演练,个别有条件的地方,还有民间鼓乐伴奏。这种演练,在美国学者周锡瑞看来,很有表演性和仪式性。的确,看当时人的记载,拳坛经常有很多人围观,跟看戏似的。后来气功热的时候,每逢大师出场,聚众练功的时候,好像看的人也很多,可见古今一个道理。当然,拳民不可能只在家门口表演,还要出去干事(其实真有不少拳民不打算出远门的,只在家乡玩玩算了,但袁世凯做山东巡抚,非逼着拳民北上京津,说是那边有鬼子打,实际上是以邻为壑),出去干事的时候,杀杀烧烧,吆喝呐喊,全指着这些普通拳民。
除此而外,一个拳坛,还有若干不经常出现,但却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们算是拳坛的后台或者叫恩主。这些人多半是乡绅或者富户,以武举居多(武举人和武秀才)。明清两代,虽然文、武都有科举,但军队的军官却基本上不由武举来充任,大多行伍出身,武举基本上成了人们求个功名、改变身份、取得绅士资格的一种方便门路(比起文举,考试也相对容易通过),因此,武举成了乡村社会低级绅士的代名词。这些人比较闲,好生事儿,所以,官府鼓励,拳民起来的时候,他们往往乐于掺和其间,为拳坛张罗个吃喝什么的。
说起来,拳民起来,跟自打基督教开禁以来,尤其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绵延几十年的民教冲突有关。“民”指一般非教徒的老百姓,“教”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教会和信教的教民。两者的冲突,有些属于利益方面的,比如说,一个地方只要出现了教民群体,一个社区就出现了另一个中心。新的权威,这种权威对世界有一种新的解释,这样或多或少会令原来的权威感到一点不舒服。更多的是属于文化方面的,属于基督教自身的行为和中国传统习俗的冲突。
最早的文化冲突跟民间的戏乐活动有关。唱戏以及相关的社火秧歌活动,是中国农民的娱乐,但这种娱乐却往往以酬神演戏的方式展开,于是被教会理解为“偶像崇拜”。因此,教会特意给教民从总理衙门讨来一项“特权”,既不许教民参加活动,也不要教民分摊戏份。但是,当酬神演戏是为了求雨的时候,多少会有点麻烦,如果没求来还好,求来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会被人视为占了大便宜,纠纷在所难免。
比较常见的文化冲突,则跟教会的日常仪式有关,从出生、入教时的洗礼,到死前的终傅礼,平日做弥撒,以及密室忏悔,都令中国的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双方有点摩擦的时候,就更易流于恶意揣测。一般来讲,虽说中国人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乡村世界,农家村姑,没有条件藏在深闺,所以男女混杂在所难免,但是这种混杂一般只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旷地方,一旦男女混杂在一个房间里(比如教会做弥撒),就难免引起人们有关脐下三寸的联想,从通奸到滥交、群交。至于密室忏悔,隔膜更甚,不可解释,则联想也就更加活跃,简直就板上钉钉认定就是密室行淫。应该说,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的城乡产生了无数的关于基督教、教会、教民的讹言,有无数份的打教揭帖在流传,其中最核心的成分,都跟“淫”有关,来自文化的隔膜,被恶意地放大了。显然,对于打破大门进来的西方人,无论输入的宗教本身怎样,中国人的观感,几乎从进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先天不良的。
特别被恶意放大的隔膜,还有教会育婴堂收养弃婴事件。在过去的时代,中国农村比较普遍存在溺婴的现象,主要是弃养女婴。虽然背后有生活的无奈,但不能不说是一个恶习。当然,中国也有人办育婴事业收养弃婴,但这个事做得比较大的,还是教会的育婴堂。育婴堂收来的弃婴,很多本身生命条件就不太好(视弃养的时间长短而定),收来之后,嬷嬷们往往对于拯救婴儿灵魂,比拯救他们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比较高。当育婴堂将这些死婴集中埋葬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过去弃婴东死一个,西丢一个,狼吃狗叼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一个地点,一个棺材埋很多,就很扎眼。于是传说这些孩子,都是教会害死的,更进一步传说教会拐来中国人的小孩,挖心肝做药,挖眼睛点银(可以将铅点化为银)等。有的育婴堂为了鼓励人们帮助收弃婴,往往会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报酬,但是就是有匪类,为了这点报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这种匪类一旦暴露,就会把屎盆子扣在育婴堂头上,“坐实”了有关的讹言。轰动全国的1870年天津